红薯——不会思想的苕货（我的粮食之二）

红薯——不会思想的苕货（我的粮食之二）红薯傻得大度。“一片片梯田一层层绿”，那一定不是红薯的。传统的水稻才是这里最肥沃梯田的主宰——是嫡长子。红薯是丫鬟的儿子，洋丫鬟也是丫鬟。红薯不像贾府里的贾环，一天到晚嫉恨贾宝玉。...



红薯在老家称“苕”，苕是傻子的代名词。老家人骂人蠢：“你这个苕货”！意思是“你是个不动脑筋没有思想的蠢家伙。

这个祖籍在美洲的苕货，跑到我老家的岗地上只需簸箕大个地方就能生长。红薯不像水稻那样娇气。农民侍奉水稻，就像侍奉坐月子的女儿，不敢稍有疏忽。而红薯则只需要剪其身上任意一截藤，往土地里斜斜地一戳，就傻乎乎地生长。

我们美丽的鲤鱼在美洲被称为“外来物种入侵”，遭遇大规模围剿。他们恨不得请全中国人民去帮他们吃鲤鱼。而从美洲泊来的红薯，在我老家人不那么精心的培育下，一代代兴旺发达。老家人喜欢这种“洋苕”。其实老家人是排外的——一个村子往往只有一个姓，来一个外姓人定居，是一定要千方百计把他挤兑走的，只有红薯例外。

因为红薯傻。

红薯傻得大度。“一片片梯田一层层绿”，那一定不是红薯的。传统的水稻才是这里最肥沃梯田的主宰——是嫡长子。红薯是丫鬟的儿子，洋丫鬟也是丫鬟。红薯不像贾府里的贾环，一天到晚嫉恨贾宝玉。红薯只需要一块薄地——最贫瘠的岗地，农民才种红薯。是啊，家里最好的待遇一定是给最聪明的儿子——红薯傻，不会计较！

红薯傻得低调。水稻麦子玉米，都是把果实高高地举在头顶。而红薯用密密的藤把自己的果实盖起来，不让别人瞅见。红薯也不像三大主粮那么吝啬，农民辛辛苦苦服侍它们，但是它们的奉献想当有限。而红薯则不然，根下一挖，常常是一嘟噜一嘟噜的，比同面积的主粮们的产量不知道要多多少倍。

红薯傻得可爱。一出土就可以生吃，那味道像板栗，但是比板栗水分足，口感更柔和，它怕伤害人。它的吃法不像米饭那样单调。它可以生吃，也可以熟吃。它可以蒸可以煮可以熬。做饼做粑做粉丝，都比米面香。特别是烤红薯，那是红薯中真正的经典——离其十米远都能闻到香味，只吃一次你就真的就再难以忘怀。

当年我饿得前胸贴后背几乎要倒下的时候，而米饭则慢吞吞地还需要好长时间才能煮熟，我根本就等不及。这时，妈妈从地里带回一个嫩嫩的红薯，用稻草一擦就递给我。我那时感动得只想哭。

红薯的地位不高，名列“粗粮”之列，人吃猪鸡也吃。祭天祭地祭祖宗，是绝对不允许红薯上祭台的——那种傻东西是对神灵对祖宗的亵渎。

曾记得，高雅的家庭是不允许红薯上餐桌的——那和他们的地位不相称，吃红薯是对他们价值的亵渎。何况吃完了红薯以后常常放屁，放屁是骂人的。这种再自然不过的人体消化活动，就这样被乡村文化定义成贬义词并广为流传，谁要是去争辩，那一定比红薯还傻。

吃红薯的大多是屁民。那时候，国家收公粮余粮只要稻谷。那稻谷一定要干干的，用水分测量计使劲地测，一颗颗稻粒麦粒，要牙齿咬得蹦蹦响才收。当然，如果你趁拿测量计的收购员上厕所时，偷偷塞他两条烟，湿一点也就没有关系了。但是你想把红薯交公粮，一点门都没有。

那时候，吃红薯的人说话都是放屁；吃公粮的人放屁都是说话。红薯知道，地位就是地位，不服不行。

不管时代怎么变，红薯还是红薯。还是那样粗俗，既上不了国宴，也上不了乡村的正席。就像一代代文学家艺术家不遗余力歌颂农民的淳朴伟大一样，他们歌颂了无数辈子这些土里刨食的“乡下人”，但农民依然是富有之国里面最沦陷的那一部分。即使他们到城里来打工，依然被贴着“农民工”的标签。那标签上依然是红薯的味道。

历史上，红薯也有珍贵的时候。菲律宾人用自己的野蛮杀死了开辟新航道的麦哲伦以后，留下了他送来的礼物——红薯。之后红薯被当地人广泛种植并且视为国宝，严禁红薯外传。福建商人陈振龙将红薯藤编进竹篮和缆绳里面，躲过“安检”，带回中国。几经辗转，落户到湖北黄陂，最终成为我老家粮食家族中的偏房。

老家的戏曲里有“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的名句。而现的官员宁可选择自杀，也不会选择回家种红薯的。红薯没有想到，离乡背井远嫁到我们故乡的公主，下场竟如此的不堪。带有玛雅味道的红薯从来不敢说“我祖先比你阔多了”之类的骄傲的话。

老家的民谣：“生苕甜。熟苕粉，夹生苕，冇得整”。苕一旦苕到了“夹生”这种境界，也就是城里人说的：“超无语”。

红薯苕，红薯傻，红薯从来不生气。即使在历史上地位一直比自己低的土豆，现在也被官员们推介为主粮广泛种植的时候，依然没有红薯的份。红薯依然不生气。如果为这点事生气，那就只能用老家的歇后语来形容：“红薯眨眼睛——活苕”。

红薯坚持用那印第安式的的傻，养育着故乡傻傻的人。就像我妈妈说的：“苕人喜欢吃苕”。就只能这样了。苕是无法教育的。

需要教育的是聪明人。

    关注 都市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