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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活着，就是杀死他的最好方式

        

“我并不愿说我自己的事，我愿追溯时代，追溯时间的噪音及其生根抽芽的过程。我的记忆敌视一切个人的东西。”

这句话，是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在一篇散文写下的，若说它有何模糊费解的地方，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找来一个真人故事，以把它的意义诠释明朗。他2016年发表的小说《时间的噪音》，其唯一的主角是萧斯塔科维奇，音乐家，他的艺术才华所在同他的个人遭遇一道，解释了那个由曼德尔施塔姆首创的意象。莫斯科广场上的曼德尔施塔姆头像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但时间在99.9%以上的时候都充斥着噪音，到头来，连创造乐音的作曲家都搞不清自己创作的究竟是什么。音乐本来也是最安全的，不侵犯任何人，就像科学技术那样，如果不想涉及与人的关系，就可以不涉及。苏联的科学家曾在政治上最窒息的年代创造了获得世界承认的成就，然而，在1930年代后期，萧斯塔科维奇的歌剧、根据列斯科夫小说原作创作的《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却惹来了一片讨伐。

这音乐像“鸭子的叫声、野猪的呼噜和疯狗的狂吠”，它有着“神经质的、痉挛的和抽搐的”本性，是源于颓废的西方爵士乐；歌剧中的歌唱形如“尖叫”；这出歌剧系胡乱写成，明显是要讨好“软弱派”；这是一些对音乐缺乏健康品味的人，喜欢“混乱的音流”而不是积极向上的旋律。还有评论说，作者的改编抽取的是列斯科夫原作中“最卑鄙肮脏的部分”，故事的结局被直接判为“粗俗、简陋、下流”。



文字成了音乐的敌人。评论使用的技法，是我们熟悉的扣帽子：用那些通用的、事先准备好的污名一个个扔上去，说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什么东西一时声名扫地，这音乐就是什么东西。萧斯塔科维奇写有影响深远的回忆录《见证》，巴恩斯据此揣度萧氏的怨气：“那个匿名评论的作者对音乐的了解，不会超过一头猪对柑橘的了解”——轮到作家为作曲家报仇了，正如他在《福楼拜的鹦鹉》一书的题记中所引的那句话：“如果你要写一个作家，那就要写得仿佛是在为他报仇一样”。

这音乐是好的，但作曲家要倒霉了——如果时人都这么想，那还比较走运。最坏的莫过于人人都听信了评论里的话。“那些有耳朵的人会听见”，这是巴恩斯所设计的、萧斯塔科维奇内心抵抗的声音，类似“清者自清”、“好坏自有公论”，但看起来更有力量。



萧斯塔科维奇也是钢琴家

可是音乐不是从天而降的，音乐的背后有人，除了创作，人的其他行为，包括为自救而奔走，而找关系托人，跟艺术一比就都太庸俗了。所谓“时间的噪音”，不仅指那些侵扰作曲家的声音，更指一切在创作之外，作曲家和其他人不得不做的动作。

萧斯塔科维奇去找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他一直找他，觉得他最可信赖。可是，这桩事情的结局跟明朝万历年间，戚继光找张居正如出一辙。戚继光依赖大明首辅张居正，知道只有在内抱紧他的大腿，才能外攘贼寇，张也不负其望。谁知天有不测，张居正英年早逝，谤声骤起，戚继光立刻受牵连。大明武臣的悲剧，缩影了有能力、有责任谋国的人，在一个官僚体系内难逃的命运：当图帅被捕，“调查才刚刚开始，元帅的所有身边人很快就会从地球表面消失”。

在那个体制里生存的人，脑子里都植入了“算法”的：能用最短的时间明白一个开端会引出哪些后续事件，一二三四，件件不爽。作曲家推算自己的前景，亦是满怀确信地给自己判了死刑。



《时间的噪音》中文版

朱利安·巴恩斯的写作一向充满知识分子趣味，而在这本书里，年事渐高的他行文更加跳脱，更像一种踮着脚尖的舞蹈。他从来不曾在某个细节上迟疑太久，当行为中断的时候，内心的诘问紧锣密鼓地跟进，节奏如同一段乐曲进入收束时分：我也要死了，我认了——怎么，还没人找我？那我继续工作，不去想它——好了，某人被抓，下一个就该是我……

判断和决定随时在作出，不能停顿。他写出了《第五交响曲》，作为挽救自己的一线努力。所谓“唯快不破”，在人与命运的较量上也正可以应验。

接下去，战争开始了。站在巴恩斯的角度，可以想象他读萧斯塔科维奇生平故事时那种热血奔涌的感觉：太多的反讽集中到了他作曲家的身上了。正常创作的作品被人解读成大毒草，而一部有心埋了讽刺段落的交响乐，却无人指出其中的问题。然后，战争这种绞肉机式的存在，把国家推入了漫长的苦厄，却无形中解救了作曲家本人，就仿佛他是为了脱难而存心熬到一场更大的灾难到来似的。萧斯塔科维奇和孩子们

太刺激了。黑色喜剧是最有魅力的。再没有比这种播弄更能让一个无神论者相信世上存在着某个神明，他给一个人的恩遇就是遗忘他，不需借助干预他的人生就让他想起神明的存在。但他还会给一些人以更特殊的照顾，把他们在浪尖和谷底推来搡去，制造一件件反讽。萨特的小说《墙》说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被俘虏、遭到严刑逼供的抵抗战士胡乱说了一个藏身的地方，心知自己必死，谁料他的上司还真躲在了那里，结果他被释放了，跟做梦一样。旧约里的约伯故事，说上帝和魔鬼打赌，结果把约伯弄得家破人亡，萧斯塔科维奇恐怕也很容易想到它，只是在他的世界里，上帝和魔鬼赌的不是他的虔诚，而是他是否能够扛过最让人生不如死的恐惧。

结果他赢了，跟做梦一样。“一种恐惧驱除了另一种恐惧，就像新愁让你忘了旧恨”。命运是如此扑朔迷离，你不清楚究竟是自己真的在创造它，还是按照某个既定的路线图，在一步一步、一个拐弯又一个拐弯地行走。



萧斯塔科维奇在列宁格勒

君王给了死罪之臣一条生路，这位臣子必须“谢不杀之恩”，配合下跪的姿态，这个时候的他比判死罪的时候驯服多了。老谋深算的君王懂得这一点，其实不必是君王，《三国演义》里张翼德义释严颜，即是这么个逻辑，张飞知道，杀严颜也不能收其心，反而是释放他，给他以尊敬，才是双赢之道。但在《时间的噪音》里，被放了一条生路的萧斯塔科维奇没有这种180度的转弯，他进入到内心戏最微妙的时刻：他替国家效力，为战争鼓与呼，心里的真实想法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这个国家和斯大林是一回事吗？不，不是一回事，但他可以如此开解自己的行为，即在艺术家个体与君王的恩怨之上，的的确确，是存在一个“大局”的，这个大局裹挟着所有的人，艺术家可以、也应该做一些为大局服务的事，只在内心深处保留区分。

关云长屯土山约三事，其中有一条“我降可以，只降汉帝，不降曹操”，张辽把这话传递给曹操，曹操笑道：没问题，我乃大汉丞相，降汉即降我。萧斯塔科维奇和斯大林的关系，与此神契合，一方是不服，而另一方乐于相信他是服了的。但是作曲家拿不准的是，君王对他的态度中，笼络究竟占据多大的比例，他也没有关公那样强大的、能主宰个人安危的信心。所以他是不得不陪着小心的，他不敢内心坦然地说，我为国家效力，不为一个掌握权力的阴险的个体。



《见证》的这个中译本，也算1990年代的一个影响巨大的出版物

巴恩斯流畅地写下去，一个个精妙耐嚼的明喻暗喻在喷涌。君王—艺术家的故事之所以是如此迷人，是因为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如此不对等、又如此微妙的角力，时而握手言和，时而剑拔弩张，忽而预期的结果没有发生，忽而关键性的转折又毫无征兆地出现。说大实话，被君王凌虐，要比被君王包容还更好受一些，因为被凌虐时的关系是确定的，被包容却很难讲，你不知道君王究竟是怎么想的。而君王向来不介意包容，他还喜欢用恐惧操纵别人，即使他真的忘了一个人，那个人也会永远忌惮着，忌惮着权力的承诺。

巴恩斯用了很大的篇幅讨论反讽，也用了很大的篇幅谈论权力。权力的集中存在，让艺术家不可能有自在的时候。在冷战时期的美国，萧斯塔科维奇完全不清楚那里的人如何看自己的：是否自己能够来到这里，就已经向东道主默认了自己身背污点？而他又是否必须通过西方人的视角来审视自己呢？他不可能做到对此不闻不问。美苏互为镜鉴，但苏联艺术家需要美国的承认，其程度肯定要高于美国艺术家需要苏联的承认的程度。



《时代周刊》1942年7月20日号，以萧斯塔科维奇为封面人物

一切都因权力的运作方式不一而有着不一样的存在形式。在铁幕的这一边，讽刺是最被需要的，却又最不得见天日的，在另一边，讽刺可以相对随意地进行，因此也不显得那么重要。

读这本小说，也不能不经常想起布罗茨基。这位诗人算是赌上了前程，来跟自己国家彻底决裂的。好在他的英语够出色，靠着在美国时期不懈的高质量写作，他成了一个正面的、成功的案例。可是，在1972年做出流亡选择的那一刻，他能够确信自己拥有未来吗？不能，无论对个人的才华有何等的信心，他也不敢说在他即将移居的地方，那里的人能够接受他的写作。

风险始终那么大。相对而言，萧斯塔科维奇的问题要简单一些：他的创作毕竟是音乐。一个作曲家背负“官方身份”，同一个诗人、作家代表官方，意味是不一样的。作曲家可以少受做选择的困扰，尽管不能完全得免。



1972年，萧斯塔科维奇夫妇在都柏林

“音乐，好的音乐，伟大的音乐，拥有一种坚固而不可消减的纯度。它可能会痛苦、绝望、悲观，但它不会玩世不恭。如果音乐是悲痛的，只有那些长着驴耳朵的人才会指责它玩世不恭……什么能对抗时间的噪音？只有我们自己内心的音乐。几十年后，如果这样的音乐足够强大、真实、纯净，能淹没时间的噪音，它就能够转化为历史的低语。”

讲真，轮到这些点题的话出场时，我对这本小说终于产生了一点小失望。它们当然说得很好，但也很俗套，可是，作为写作者，巴恩斯别无选择地提炼出这么一个俗套的中心段落来。它让我领悟到，其实这之间曲折无限的戏剧风景，并不像我期待的那样能够催生出闪闪发亮的思想和智慧，它们说到底不过是为抵达一个结论而做的准备，这个结论，这个时间会拨开噪音而证明艺术的不朽的结论，其实早已被人重复了无数次，它了无新意。



肖斯塔科维奇和罗斯特罗波维奇

是不是应该期待君王—艺术家的主题变得过时呢？还是让它暂且休眠，等到某些现实发生时再被重新想起，就像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三十年前的小说《使女的故事》，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又受到重视那样？还有，那些被一次次提起的主题，究竟是证明了它们的生命力之顽强，还是表示提起那些主题的人有点懒惰了？对我来说，唯一可以理解的是，一个人，倘若他认为自己是在从事严肃的艺术创作，也很愿意从过去的艺术家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这肯定是一件好事，说明他是“学好”的。

巴恩斯的小说结束在对反讽的讨论之中。这是一个可以通往无穷的讨论。简单来说，人总是被动地遇到反讽，然后再试图主动地运用它，它能够洗白违心的屈服，也能把明明是怒火下的举动解释为无害，从而保护行动者，而那个被保护了的人也因此认清了个人的苟且，日后说起自己的脱险，他会深感遗憾。委身于反讽的萧斯塔科维奇不曾真正地挣扎过，对他来说，活着渐渐不成其为真正的问题，甚至连良心也不主动发话了。一切都趋于理想，直到他书写回忆录时，重新遭逢那些说不尽的感觉。“不是杀死他，而是让他活着，通过让他活着，他们杀死了他。这就是对他生活的最后的、无可争辩的反讽。”确实如此。可是他只能在晚年彻底认清这一点，如果年轻时就认清，他将会生不如死，如果到晚年时仍然认不清，则会让他死不瞑目。



2000年，俄罗斯发行的纪念邮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