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高考四十年》】著名文学批评家南帆的1977年：想做个不坏的木匠，高考数学几乎满分，却只能写出25个英语字母

1977年的夏季，我是一个手执镰刀、衣衫褴褛的农民，手心结了很厚的老茧。我的理想是争取做一个不坏的木匠。...

张帆 1957年出生，厦门大学中文系1977级本科生，华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现任福建省政协副主席，福建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教授。我对于大学的认识十分迟钝。20世纪60年代后期，我就读的小学频频停课。我偶尔会跑到城郊的一所工科大学去玩。那个时候，这所大学里已经见不到多少人，许多空荡荡的楼房掩映在茂密的树木之间。我仅仅对这所大学里的游泳池有兴趣；我甚至没有耐心去想一想，一所大学的空间为什么如此之大。

中学时代，我的功课相当出色，但是，“大学”一词从来没有出现在我的语境之中。对于那个时候的中学生说来，毕业之后的唯一出路是下乡插队。中学与大学之间不存在直通车。当时，大学的入学考试制度遭到废除。只有少数人可以得到推荐，直接从工厂或者农村进入大学就读。父亲和我都十分清楚，这种事情绝不可能轮到我的头上。父亲仅仅短暂地读过大学，他认为我连短暂的机会也不会有。所以，他从未和我谈过什么叫作大学，我甚至很久都没弄清楚大学是一个什么所在。

70年代中期，我在中学毕业之后离开了家庭，扛起行李落户到乡村。我曾经在《铁路风景》一文之中描写过我的知青点：“知青点是一幢二层的砖木楼房。跨出知青点大门，迈上一个小坡，即有一条铁路冷冷地横陈在眼前。铁路距离知青点大约25米左右。每当列车驶过，屋内脸盆里的水便会跳荡起来，形成一圈圈的涟漪。”就在这一幢知青点里面，文学产生了新的意义。

与中学那种企求老师表扬的“作文”不同，文学渐渐成为我筹划生计的一个行当。在农民、民办教师、木匠这些半是幻想半是现实的前景之中，以文字谋生似乎颇具吸引力。从小唱本、打油诗、相声、快板书或者民歌出身的大有人在。

这时我盼望成为一个作家，而作家的意义也就是一份稳定而且相对轻松的活计。然而，直至我脱离乡村，文学谋生依然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梦想。文学若隐若现于我的乡村日子，更像是一种特殊的慰藉——我指的不是文学阅读，而是文学写作。

劳作之余，孤独之时，伤心之际，面对一枚孤灯，在纸上写下些许人生感慨，这是一种有效的自我解脱。尽管这些文字既幼稚又可笑，但这是一种悄悄的积累——这种文学兴趣仿佛等待着一个破土而出的机会。1977年的夏季，我是一个手执镰刀、衣衫褴褛的农民，伫立在田头。我的手心结了很厚的老茧，内心日甚一日地迟钝。恢复大学考试的传闻断断续续地飘来，我并没有意识到什么。“大学”二字距离我的生活已经十分遥远，我从未觉得那一圈围墙里面还会和我有什么联系。我的理想是争取做一个不坏的木匠。

可是，消息日渐一日地明朗，周围都在蠢蠢欲动，考试终于成了一件明确的事。当然，也就是一件可以试一试的事情而已，我不允许自己对其寄予过多的乐观想象。那时已经没有志气将爱因斯坦之类的科学家作为后半生的偶像，学术如同天方夜谭，大学录取的真实意义是口粮问题能够得到一劳永逸的解决。

我不敢轻易地相信命运会慷慨大方。我的父母亲曾经作为下放干部滞留乡村多年，我深知要将户口搬回城市会遇到多少额外的麻烦。这是中断了十年之后的大学考试，预测的录取率不会超过十分之一。这个数字倒是没有吓住我，这个数字比我可能返回城市当一个工人的概率高得多了。

温习功课的时间不长，也没有太大的压力。我自恃比别人多读了一两首唐诗宋词，中学曾经得到语文老师的表扬，于是决定报考中国语言文学系。有趣的是，功课温习奇怪地召回了我对数学的兴趣。我徜徉在一批数学练习题之间，乐不思蜀，以至于不想理会我从未读过的历史与地理。

幸亏妹妹及时提醒了我。她报考的是理工大学，但她认为我的数学水平早就不亚于她了。日后得知，我的数学几乎得了满分；数学方面的“超额收入”恰好补偿了历史与地理的亏欠。这也算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了。

奇怪的是，现今我再也记不起我是在哪一个考场进行大学考试——估计是我插队所在附近的一所小学或者中学。我记住的竟然是考试前后的一些零星片断：时常忧虑准考证丢失，惧怕政治审查受阻而面对表格愁眉苦脸，体检时就着水龙头喝一肚子凉水降低血压，因为嗅不出三个小瓶子里汽油、酱油和水的差别而大惊失色，如此等等。在我的心目中，这一切要比那几张考卷凶险得多。

忙乱过去之后，我就不愿再想这件事了。天气逐渐凉了下来，一年将尽，似乎没有人知道这次考试的结局是什么。一个百无聊赖的下午，我在另一个知识青年家中闲扯。他忽然提到，为什么这么久了竟然没有大学发榜的消息——莫非又有了什么变卦？

这话惹出的焦虑让我有些坐不住，我起身回家——到家的时候恰好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薄薄的一张纸片：厦门大学中文系。悬在半空中的情绪突然松懈了，一时百感难言。这一刻开始，我才真实地掂量出这场考试的分量。

70年代后期，大学恢复考试制度，我成为第一批穿过栅门的幸运者。从乡村的稻田里进入厦门大学的课堂，我很长时间地陷入某种慌乱的晕眩。我只能用某些中学知识的残片对付大学，我的确不太明白大学究竟是干什么的。

令人羞愧的一件事是，我进入大学之后的第一场英语考试仅仅默写出25个英文字母。至今为止，我还不知道26个字母之中哪一个不幸的孩子遭到了遗弃。

如今，不少人乐于援引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时的演说解释大学的功能：“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蔡元培还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之中说：“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简单地说，大学是一个生产知识的地方。这里的偶像通常与知识有关。陈寅恪、钱锺书，或者陈景润——大学里流传的是他们的传奇。

大学是知识英雄的舞台，是思想者的天堂。许多时候，大学拥有特殊的悠闲与自由，权力、官衔、财产聚敛以及种种世俗的琐事被挡在大学之外。罗兰·巴特曾经以感恩的口吻说：除高声地谈论自己的研究梦想而别无他务，这几乎是一个巨大的，甚至不太公平的特权了。

大学通常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地方。尽管每一个院系传授的是不同的专业知识，但是，所有的知识都遵循一个基本的伦理原则：追求真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权势或者金钱不能任意修改科学论证的结果。这同时是一种民主的基础：任何人都有权利表述真理；一旦真理遭受亵渎，任何人都有捍卫的责任。这就是正义。

大学不仅彻底扭转了我的生活轨道，而且让我真正窥见了一个博大的文学世界。面对图书馆里陈列的一排排文学经典，我看到一大批文学大师缓缓走来。我走进了一个我从未体验过的世界。

（本文原载《永远的1977》，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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