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行渐远的绿皮火车那些老火车站的旧时光_【清风徐徐】

那些老火车站的旧时光一提起老火车站，很多诸暨人仍会念念不忘的。当年的浙赣线从老县城...

一提起老火车站，很多诸暨人仍会念念不忘的。

当年的浙赣线从老县城的西面穿过，火车站就建在连绵起伏的陶朱山东麓，站房与主峰胡公台遥遥相对，人在月台上一抬眼就是青翠的山峰。

老火车站共有三个站台也叫月台，分别停靠旅客列车(俗称“客车”)及货物列车(俗称“料车”）

1号站台作为旅客上下车的主站台，有三百多米的雨棚，“Y”字形结构，有上半部白色，下半部绿颜色的方柱。

候车室内一排排长木条椅，东北角花岗石装饰的两个售票窗口，再平常不过的一幕情景已经不再有了，窗口长长的购票队伍，窗边一把高脚椅上坐着车站的工作人员，进站口挤满手攥车票、等待检票的旅客，大包小包、挑箩合担的。

那时候的火车票如“云片糕”又小又硬，检票员有时用手一撕，有时用票钳一夹。

用块小黑板预告信息，写得密密麻麻的车次、到站或晚点时间。火车到站了，检票员会扯起嗓子大声吆喝旅客进站的，之后改用半导体喇叭。那时的站台没地道也没天桥，分不清去哪个站台候车的旅客，有时需要钻车底去另外一个站台，那是相当危险的。

候车室外面好几株手臂粗的扁柏，后来改种白玉兰了，玉兰花开季节，站台上总是弥漫一股幽微的清香，沁人心脾。

大约“西施出生地”之争尘埃落定以后，玉兰树绿荫底下，新砌一个水池，池中央一尊洁白如玉的西施塑像，绝代佳人侧坐于浣纱石上，发髻高挽、双眉紧蹙，素雅中透出几分淡淡的忧愁，倾心之作原出自家乡籍、中国美院傅维安教授之手，南来北往的旅客不由自主驻足凝望，美因心生。

站台上还有个广播室，圆圆的好似现在的交通岗亭。从早到晚不间断地播报旅客乘车须知等等，有时也放放唱片。最早的一位大妈级的女广播员，播音基本属于普通话与诸暨方言混杂的“诸普”，如将牌头站念成“白头站”，钱塘江又读成“钱荡江”的，仔细去听，大家会忍俊不禁发笑的。

广播室过去，就是办理行李包裹托运的行李房，然后车站小卖部，走一下坡，有个加工供应旅客食品的售货组，客车进站前，售货员阿姨早早推部木制小车月台上等候，中午一般供应盒饭，下午好像永远只有油饼、肉粽两种点心。

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那肉粽紧实而棱角分明的样子。或许是那个缺油少食年代的记忆，抑或是那时食材的绝对天然，反正吃在嘴里的味道，至今想起来仍然回味无穷的。“黏结结”晶莹透明，富有韧性的糯米与酥而不烂、油而不腻、肥瘦相间的鲜肉完美组合，要比现在名声远播的嘉兴“五芳斋”，湖州“诸老大”，似乎更胜一筹。

往北走出站台，即俗称“平交道”的道口。股道中间设个给水房，内有给水工。那年代的列车牵引动力靠的是蒸汽机车，蒸汽机产生的动力通过摇杆装置驱动车轮向前。

蒸汽的形成需要大量的煤和水，所以火车每运行一段就必须加水和添煤的。南下的还是北去的火车，经过诸暨站如再不补充水源的话，很快会失去动力而寸步难行的。

铁路给水工主要为蒸汽机车（也称火车龙头）加水，记得那个加水的装置叫“水鹤”。“呼哧呼哧”喘着粗气的火车一到站，加水工便顺铁梯登上操作平台，把鹤嘴（大铁管）推向火车龙头的水箱上方对准，然后转动铁圆盘打开水阀，那鹤嘴里的水便“哗哗”地吐进水箱之中。

给水工的另一项工作就是“清灰”。即把火车龙头灰箱内的炉渣清出。给水工用长柄锹伸进灰箱使劲捅，冒着余烟、热气的炉渣不断掉入轨道中间的灰坑。那些没有完全燃烧殆尽的煤渣因为可以换钱，也就成了大人小孩争抢拾取的宝贝。

道口东西各有一间道口房，东道口房边的S形长坡，直通到摇车山脚的红旗路口，满载货物的手拉车或拖拉机运进运出的忙碌。

当火车经过时，道口员会小心放下栏杆，暂时禁止车辆、行人通行，差不多间隔二十分钟，就会上演这样等火车的一幕。碰到有些货车要交会让车或调车作业的话，两边被堵的车辆、行人便排起长队，心急如焚的行人也有选择从车厢连接处钻过去或爬过去的，这个是非常不安全的，遇到火车一旦启动了，人还没钻过的话，事故往往就这样出现了。

当时铁路两边还没实行全封闭，常有附近居民图方便横穿铁路的，也有人喜欢在轨道上行走，火车驶近就会发出震耳欲聋的鸣笛声，这时多数行人会迅速撤离，但也有没听见或避让不及，火车撞人的事也是时有发生的。

也不乏我们这些调皮的学生，三五成群赌胆大胆小的，听到鸣笛声，故意多拖延一下，直到火车近得不能再近，这才“紧急脱险”。

沿路基北行约百米即是铁路电务工区。里面的“通信工”你或许会觉得比较陌生，但却是铁路上最基础也很特殊的工种。通信工与信号工合起来被喻为火车的“耳目”，每一寸线路的畅通都是通信工用脚步量出来的。

在家庭购买电视机尚未开始时，我与小伙伴一起去工区会议室看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电视节目；寒冬腊月还赖在工区值班室的铁炉子旁烤火取暖......我无数次到过那地方的，那里有我终身难忘的记忆！

工区大门隔条长弄堂，有几间农舍与小块菜地，后面不远是“明代进士杨肇泰故居”，也许因了风水一说，貌似普普通通的平屋里竟走出一位乡土作家来，听人说，赵锐勇老师当年的好几篇获奖作品就诞生于此。

再就是众多铁路子弟就学的“铁路职工子弟学校”，我曾在这里读过好几年书的。“一群孩子/沿着铁路/牵手搭背聚拢到学校/火车隆隆/课桌也会抖动起来/汽笛声声穿透窗玻璃”。颇有点文才的铁校同学，在他的一首诗中这样写到。

我还记得读书时，早自修时常与同桌溜出校门，去附近的北门饮食店心满意足地喝上半碗豆浆，这或许是我关于铁校的一点回忆。

走过学校围墙即是扳道房，小小扳道房十分简陋，一张桌、两张椅子和一部电话机。电话铃一响扳道员小跑着去道岔扳道，火车通过时一动不动地站立，目送列车。

向西便是铁路“387”工程指挥部，所谓的“387”好像是个工程代号。

只记得“深挖洞”时期，“387”在陶朱山山体钻了二个防空洞备战备荒，我的新家就在其中一个洞口边上。

麦草扇摇出的夏夜，临近的人汇聚到洞口面前乘风凉，胖天胖地海阔天空。从山洞深处吹出来的丝丝冷风，直叫人汗毛凛凛，浑身生起无数鸡皮疙瘩。也有人用洞中流出的凉水浸泡西瓜、汽水与啤酒等。山洞还一度成为贮存香蕉的“香蕉洞”。那年，突发奇想的我在洞口上面，还种了一株小竹子。

如今防空洞还在，然周围却变得面目全非，不见了竹子，也不见了纳凉场面，也就再也找不到以前那种感觉了。

2号站台正对出口处位置，有称作“行车室”的车站中枢所在。心细的人可能会发现每当列车快进站或将开车时，都有个工作人员手拿卷成一筒的红旗、绿旗从房子里出来，晚上，就拿个《红灯记》里李铁和一样的手提信号灯，很多站外的人可能都不知道，这个叫助理值班员的岗位。

当时沿线各站的助理值班员皆清一色的男性，但诸暨站却来了个模样端庄的年轻女助理，说一口娇滴滴、糯滋滋的吴侬软语，一时间成为站内外小伙们追逐的对象！稀奇程度不亚于现在神舟号上的女航天员。

4号站台是个高站台，分布着火车站的大小仓库，供水泥、饲料、布匹等大宗货物暂存，煤炭、矿石、圆木、钢材装卸则在露天堆场，发运黄沙有专门的黄沙运输线，当时的黄沙都是人力手拉车从浣江边的沙场运来站里的。

近山脚几排错错落落，始建于50年代初的铁路家属房，全是些清水墙、小灰瓦的苏式老建筑，刚开始记事，我的家便从老城关的大操场旁搬到这里。

儿时的我，几乎在火车站周围度过的。突然想起我们小时候经常在铁路边干的事，就是把几枚钉子放在铁轨上，等待火车车轮碾压后就可以做小刀了；几个同学或在单轨上行走，有点走平衡木的感觉，比赛那个走得更远；有时还去停在站里的货车车厢或货场转转看看，弄点什么好吃的，记得有一次循着苹果的香味去货场，看到正在卸苹果，同伴们乘装卸工不注意从破损的柳条筐拼命掏苹果，结果被铁路联防逮个正着，幸亏觉得小孩子都较为面熟，才没多追究；中午，我及小兄弟曾去站台捡拾旅客吃剩的盒饭，为家里的两条狗增加点“定粮”。当然，最刺激的事情要数扒火车了，火车进站前照例会慢慢减速，放学回家的几个同学乘机往上跳，搭上一段顺风车。最令我记忆深刻的，曾经有一次跳车，进站后不知什么原因火车不但没停，反而加速了，心就提到了喉咙口，大家想往下跳又不敢，几个人被直接带到前方小站。多亏谁的父亲得知消息后打了招呼，小站值班员不断联系车次，才连夜送我们回的家。

那个时候，有点空我就喜欢与小伙伴一起去看火车。“呜”一声汽笛长鸣，火车轰隆隆呼啸而来，白色蒸汽向天空喷涌，气势磅礴排山倒海，老远就听得见蒸汽机车有节奏的排气声和车钩相互碰撞、车轮压过轨缝的响声，整列火车像在演奏一首雄浑激越的交响乐一样。

火车头黑色的，车轮鲜红的。一个蒸汽机火车头上三个人，正副司机与司炉。司机在左边负责操纵，副司机在右边专司瞭望，小司炉最脏也最辛苦，中间的锅炉口就是他的岗位，他的工作就是往锅炉里一铲铲添煤，炉门一开一合，炉门开时，站在底下的我们也能看见熊熊炉火。

原本的客运列车分为普客、普快(K字头)、直快(Z字头)、特快(T字头)几种，车厢几乎普遍采用墨绿底色镶黄色带的涂装，也即现在俗称的“绿皮火车”。

绿皮火车每节车厢的设施差不多，车厢顶一字排开的摇头小风扇，车窗用铁栓固定，捏住两端能够向上抬起，甚至可以把头伸出窗外看风景。没有空调，烧水和取暖靠煤。有个茶炉间，用两把铁皮大茶壶送开水，还有个列车播音室，每到一站都会播报站名、介绍当地风土人情，中间也插播点音乐、曲艺节目。旅客抽烟、玩扑克、打毛衣、拉家常聊天......充满温暖的人情味和浓郁的生活气息。也许在很多人的人生经历中，都曾有过一段属于绿皮火车的不舍记忆。

当年的绿皮火车是旅客列车最具代表性的形象，尤其是普客，被大家称为“站站停”。记得当初乘“站站停”去杭州，要途经红门、直埠、湄池、浦阳、临浦、白鹿塘、萧山、钱塘江等八个站，早上从诸暨出发，到达杭州也许要中饭时分。若到上海就更“厌气”，记得一次去上海作客，天蒙蒙亮坐上车，到上海却已华灯高照，黑夜降临。

现在，“站站停”只在大山深处的偏远铁路尚可偶尔一见，早就成为怀旧与浓浓乡愁的代名词。

看调车员调车，让人很容易会想到那部叫做《铁道游击队》的电影。“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调车员跟随行进的列车身手敏捷地纵身一跃，身体便悬挂在车梯上，又从行驶的列车上飞身跳下。或把一节节车厢连接成一列车，或把一列车拆分为一节节车厢，不断来回折腾中，完成一列车的“穿针引线”动作。

站在送行队伍当中，围观上山下乡支边的知青与父老乡亲话别。整个月台红旗飘扬、锣鼓喧天、人头攒动，“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巨幅横标下，知青手提网篮，肩跨黄书包，一脸稚气。

激情与浪漫只是电弧光闪亮的一瞬，当火车汽笛声声拉响，月台上突然迸发出一片哭声，仿佛夏天突如其来的暴风骤雨一般。列车缓缓启动，车下车上一位母亲紧握住儿子的手舍不得松开，儿子强忍泪水，告诉母亲这又不是离别！母亲说下次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说这话的时候儿子也哭了。那情那景，让少不更事的我也心生一丝莫名的酸楚。

后来，学校组织师生敲锣打鼓欢送新兵。应征入伍的青年一色光板军装，胸佩大红花，雄纠纠排着队登上“棚车”。“一人参军，全家光荣”，送别的亲友虽也有不停擦拭眼泪哭泣的，但总归是喜庆的泪水多。

闲时也常听老铁路们津津乐道地讲火车站的种种趣事，抖火车站那点“家底”，其中最有份量的无非二件：

1959年8月，伟大领袖的专列，曾经在站台停留了一个小时之久，诸暨的二位七品父母官应召上车觐见他老人家，汇报情况。

当晚的火车站内外明岗暗哨，森严壁垒的，大多数人过后才知道原委的，在那时绝对是个鼓舞人心的轰动事件。

1966年，由诸暨籍著名作家杨佩瑾先生编剧的《雁红岭下》在诸暨站拍摄外景，这是部反映山洪冲垮铁路、围绕抗洪抢险的影片，车站不少职工家属有幸当了回群众演员。结果发现原来电影是这么拍成的！用自来水喷洒可营造大雨倾盆的效果，一个演员的鼻梁上套个塑料假鼻，居然变成高鼻子，简直不可思议。在电影艺术还被蒙上神秘面纱的年代，对普通百姓而言，无疑也是个鲜为人知的秘密。

说到火车站，似乎总也绕不开春运这个话题的。当年的春运期间，火车站里墨绿色的绿皮火车来来往往，候车室、月台上挤满黑压压的乘客，终日人声鼎沸的。一班班腰扎军皮带，臂挂“执勤”红袖套的解放军官兵前来支援车站，维护秩序。

客车还没停稳，每节车厢的车门口一大群大包小包的人簇拥着跟着跑，门一打开就死命往上挤，年轻力壮又头脑活络的干脆爬车窗上车。

车厢里早塞成沙丁鱼罐头，行李架堆满大小包裹，过道上、连接处，座位下面都坐着或躺着人，上个厕所基本上是从他们身下的空隙，一步步腾挪过去，有时厕所里也站满了人，根本无法进去的。

帽檐上缀有“路徽”标志五角星，着的确良铁路制服的列车员，拎一串锃亮的车门钥匙，站头一到大叫大嚷地忙着开门安踏板，列车站站停又常常误点脱班......

与普客相比，那种俗称“棚车”的闷罐子车，似乎更糟。为应付春运等旅客出行高峰，铁老大会紧急调配一部分简单改装的棚车作为“临客”使用。棚车里垃圾满地且没有座位，所有人只好站着或席地而坐；也没车厢顶灯，车门一关黑咕隆咚的，靠一盏防风灯充当照明；角落里随便放只木桶，挂块麻袋片一遮或用芦席围一下就算个厕所，车厢里总有股难闻的异味，那是便桶的屎臭、尿骚味与烟味、汗味等混合而成的气味，只有几个小窗户和车门缝隙稍微有点风进来，才可以透透气。

车一路咣当咣当地开着，不安、等待、困倦的哈欠中，许久许久才能到目的地......贪图便宜的或买不到客车票的也只能将就着选择受罪了。

春运意味着火车站一年里最繁忙的时候，与站台上忙乱的情形不同，站前广场一年四季却又是另一番景象。

从出口处出站，数十级台阶下去便是站前广场，往下走即是长不过百米的车站路，南拐走过诸暨旅社与大众饮食店，汽车站很快便到了。

从站前广场到格宝山（今紫山公园）的老汽车站一带，那时曾是我们沉湎其中流连忘返的乐园。

广场上那只篮球架，每天有人打球或举行球赛，夜晚也经常会放露天电影的。若大白天竖起了毛竹架，挂上镶黑边的白幕布，路过的人便知晚上广场有电影看，于是，消息不胫而走，传遍角角落落。想起看露天电影的往事，久违的亲切感不由得涌上心头。

车站路两边有副食品商店、日杂商店等几家店，还有小书摊、茶摊、小吃摊。补鞋、车钥匙、修钢笔等卖手艺的匠人师傅也沿路设摊，空旷处时有变戏法的、耍猴的、打拳头卖狗皮膏药等江湖场子，所有一切没有一样不吸引人的，仿佛一轴徐徐展开的老城关风情画。

炎炎夏日，临街而居的老头、老太在自家门口或附近摆一张小桌板或骨牌凳，上面放几只玻璃杯，杯口盖一片玻璃，两分钱一杯的凉茶，要比棒冰之类的冷饮消暑解渴，光顾茶摊的多是汗流浃背的拉车夫、串巷叫卖的小商贩以及急匆匆赶脚乘火车的旅客。

茶摊我们是不去的，孩子们似乎更贪婪一种土话唤作“木莲豆腐”的清凉饮品。杉木桶上覆盖一块白纱布，桶里面盛满像果冻一样，晶莹透明、晃晃悠悠的木莲冻。拿铜勺小心舀出一碗，用壶瓶浇一点糖水，加点陈醋，再来少许薄荷油，吃到嘴里滑滑凉凉、甜中带酸的，来不及细品，“咕噜咕噜”碗就见底，一下子透凉透凉起来。

路边的法国梧桐树下，有好几处出租小书（连环画）的小书摊。少年时代无拘无束，那时候学生的学习负担不像现在那么重，没多少回家作业，放学后要么结伴玩游戏，要么就去小书摊看书。

小书里既有图画也有文字，图文并茂的，那时的小读者人人爱看。在我眼里一本书就是一个多姿多彩的世界。

木板做成的书架子，一本本小书排列在张开的书架上，什么打仗的、农村的、现代的、古代的非常之多，一分钱租一本看，自己取不限时。

好看的书几个人头碰头挤在一起合看，一看就是几个钟头。有几本我觉得精彩的小书反反反复复地翻过好多遍，整个故事几乎能够背下来了。有时坐火车还早的旅客，也会到小书摊落座，借一、二本翻翻，打发打发时光。

后来书摊旁多出不少卖吃食的摊子，煤球炉上烟熏得漆黑的一只大号钢精锅，酱红色的汤水里浸着茶叶蛋、五香豆腐干，或是黄澄澄的六谷篰（玉米）、紫褐色的蕃薯。再后来，做“油灯盏”的也闪亮登场了。小时候的生活比较困苦，家里也难得有少许零食吃的，眼前这些东西无疑也成了我记忆中的美食。

一面铜锣“嘡嘡”地敲起来，铁链栓着的一只的猴子上蹿下跳，抓耳挠腮、挤眉弄眼地出场了。锣声中，猴子先与黄狗“打架”，随后就地打滚，翻跟头、倒栽葱。最有趣的要数猴子骑羊，猴子穿一件小红袄，一顶乌纱帽，骑在羊背脊上，老山羊围着场子转圈。猴子耀武扬威的神态，引起所有人的喝彩，嘻笑。跑了几圈后猴子翻身下来给各位观众作揖敬礼，耍猴人乘机托着铜锣来讨赏钱。

“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转弯路口空地上，江湖郎中在“嗨嗨嗨”地打拳头，踢腿时有意用手拍打脚背，发出很响的“啪啪”声。那个人赤膊，下身一条灯笼裤，腰带勒得死紧，他面前摊了一块已经分不清原色的土布，上面十几封信，那些信封外面包层透明塑料纸，寄信地址天南海北的全有。江湖郎中打完一套拳，边介绍膏药的神奇疗效，边从地上一只黑色人造革包里取出一叠膏药让人买。

“闲时买来急时用，平时想买不好碰”大概觉得买的人并不多，那人又掏出乒乓球大小的一个钢球，开始表演口吞钢球。照例是滔滔不绝地说一通，然后表演。闭目、凝神、运气、气沉丹田，将钢球塞入口中，猛一仰脖，有好几次感觉这回真的要咽了，不料一提气“啪”地又吐了出来，口若悬河地又说一阵，又把钢球含进嘴里.......看了好半天，始终没见着钢球吞下肚去。

一根筷子，三个海绵球，三只小汤碗就可以变戏法。留花白胡子，操北方口音的小老头，把三只海绵球在前面一字排开，三只碗分别扣住三个球，围观者一眨不眨盯着看，小老头筷子一指，盖在碗里的海绵球，说来就来，说去就去，要几个就有几个，眼花缭乱地变来变去，令人称奇又琢磨不透，我与同伴看了不知多少遍，怎么也看勿明白。

冬天的广场相对单调无趣，因为没了江湖艺人奇离古怪的表演，也少了吆吆喝喝卖吃食的摊子，但假如有辆轴承车或来个“爆米胖”的，那情形又两样了。

棋盘大小的一块木板当车架，弄三只轴承作轮子，前面一只轴承做成活络的把方向，后面一边一只后轮，一辆轴承车便宣告完成。

几个玩伴兴高采烈地来到车站路的斜坡上，从广场一路滑下去，轮流一坐一推，玩得嘻嘻哈哈、心花怒放。有时二、三辆轴承小车同时开滑，越往下速度越快，嗖嗖生风，路人见状赶紧靠边让路。在大呼小叫、你追我赶中过足赛车瘾。

临近年底，车站路旁的避风角落，常有“爆米胖”佬的身影，一头风箱一头炉子，小炉子上搁只带有压力表的腰鼓形黑罐锅。“米胖”师傅倒米或年糕片入罐，小调羹舀点滑石粉，再加几小匙糖精，锁紧密闭装置。然后“叭嗒叭嗒”左手拉风箱，“吭吱吭吱”右手摇爆罐匀速转动。“嘭”的一声巨响后，香喷喷雪雪白的“米胖”便出锅了，小伙伴一窝蜂似地围上去，“米胖”的主人都会大方地请大家尝尝新。

老火车站的热闹从建站起，一直延续至车站路扩建为西施大街后的最辉煌时期。大街北侧民主路、光明路的小弄小巷，雨后春笋似的一夜间冒出许多小饭店、小旅馆，之后又冒出不少录像室、台球房的，大街南侧二轻大厦、商业大厦、医药大厦、西施商场等数幢大楼拔地而起，站前广场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的。

人流带来商潮涌动，那时候的西施商场曾经是城内知名的大商场，除了琳琅满目的各类商品，当初商场里的自动扶梯，也颇让顾客有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新奇。

过城市的老铁路，喧闹繁华的诸暨老火车站，随着浙赣线截弯取直的电气化改造及绿城房产的抢滩登陆，如今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然而，关于老火车站那些记忆中的旧时光，因为蕴藏着许许多多诸暨人的情愫与思念，终究是无法一同掩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