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邓晓芒意识

邓晓芒：“百家争鸣”实际上是“百家争宠”

邓晓芒《我与儒家》一文刊发以来引起了学界众多讨论。在新近一期的《同舟共进》上，邓晓芒发表文章予以回应，...

邓晓芒《我与儒家》一文刊发以来引起了学界众多讨论。在新近一期的《同舟共进》上，邓晓芒发表文章予以回应，认为学界之讨论误解者居多。

邓晓芒说，这不是简单的站队问题，而是要以自我批判的公开姿态向儒家伦理的更深层次突进，使它建立于中国人集体无意识中的隐秘基础暴露出来，受到触动和质疑。这种基础不可能被清除，但至少可以期待建立起中国人的一种彻底反省的自我意识结构。这就可以为接受外来新思想和新价值开辟道路。

对儒家学者，邓晓芒说他有同情之理解。不过，这种同情之理解也需加以反省。反省的标尺并非全然来自西方，而是来自当代开放了的中国的现实生活。这种生活早已加入了全球化时代浩浩荡荡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在新的时代和历史条件下，我们反思过去，是为了现实和未来。这是儒家文化起死回生之道，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再造之缘。

邓晓芒说，儒家文化在当代所具有的意义只存在于人们的潜意识中。在人们有意识的行为活动中，谁都知道传统的潜规则是不适应当前的现实生活的。也就是说，尽管人们不相信那些冠冕堂皇的道德口号，但私下又认为那是基本的行为规范，希望别人以及别人的孩子能遵守和做好。

这种传统的集体无意识的形成与中国古代农业文明有关。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文明要达到一定的稳定性和安定性，没有一个大一统居高临下的皇权是不可能的，因为自然的家庭或家族依靠血缘纽带联系，不需要每个个体都具有理性来习得参与国家政治行为的能力。国家只有通过由圣王把老百姓全体关进笼子里才得以成立，否则就只能是一盘散沙、兵荒马乱、民不聊生。

儒家伦理是顺应了时代的需要而产生出来的，在中国历史几千年的缓慢进程中具有很大的合理性。它的那些基本信条和思维模式，已经成为这个民族长期习焉而不察的生活态度。这种生活态度已经积淀在民族文化心理深处，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它包含的核心内容就是作为一个国家的臣民对一个圣王或明君的渴望。

道家表现得有所不同，但在理想中仍然是将 “圣王” 摆在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法家本身出自于儒家，除斥责儒家那套社会理想不切实际外，它从来没有说过这些理想本身的坏话。墨家在最终归宿上和儒家如出一辙。此外，兵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方技家等，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找机会将自己的一技之长献于君王、求得赏识。先秦时期号称 “百家争鸣” ，其实应该改称为 “百家争宠”，即各家各派都争相用自己的见解向君王和权势者邀宠。

邓晓芒认为，这种争宠心态正是广义的儒家精神在各家各派中作为集体无意识的体现。

那些宣称要对1980年代启蒙加以 “反思” 的人并没有反思出什么新见解，而是直接搬出了几千年的老古董，美其名曰 “国学” 。

单从这一命名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几千年一贯的集体无意识的痕迹，就是以为凡带有 “国” 字头的学说，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占据制高点，无数的青年人由此被引上歧路。

要跳出集体无意识的怪圈，开辟一条新的学术之路是很不容易的。邓晓芒说，他的 “新批判主义” 在这一点上有一个突破，就是通过对集体无意识所作的自我反思和批判，而与之保持必要的距离，最大可能减轻它对学术研究本身的干扰。集体无意识把学者的一切研究都当作提供给政治目的和政治权力的工具或手段，而“新批判主义” 则把集体无意识本身当作了促进学术研究的手段。

从这种颠倒了的结构中，中国学者的个体独立性才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立足之地，才确立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 “身份意识” 。西方知识分子也时常显露出改良社会的意念，但他们对自身的身份有明确的独立意识，与世俗权力更自觉地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的学术研究不是为了当官，而是有自身的纯学术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