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丨那些著名大学的校训

大学校训那些事儿……...

大学校训是大学精神的集中体现，著名大学的校训已经成为毕业生做人的准则。因此，校训也是我们的一笔重要文化遗产，《大学之魂——中国大学校训故事》一书列举了不同大学的校训，并考察这些著名大学校训的由来和精神实质，深刻解读大学校训的文化内涵和在大学文化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今天，我们节选了这本书的部分章节，给各位读者一同分享。1911年2月，清政府在北京城内设立的游美学务处和筹建中的游美肄业馆迁入西北郊外的清华园办公，并将校名定为“清华学堂”。4月29日，清华学堂正式开学。

清华学堂大楼东北侧，有一组灰砖红瓦坡顶的欧式建筑，曾是清华最早的礼堂。它落成于1911年，但直到1923年成为学校课外训育活动的场所后，这组建筑才获得“同方部”的名称。

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即是从1914年冬梁启超在清华学校同方部作的题为“君子”的演讲中而来。

1914年11月，梁启超到清华演讲，以《周易》的两个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卦）激励学子，指出：君子自励犹如天体之运行刚健不息，不得一曝十寒，不应见利而进，知难而退，而应重自胜摈私欲尚果毅，不屈不挠，见义勇为，不避艰险，自强不息；同时，君子应如大地的气势厚实和顺，容载万物，责己严，责人轻，以博大之襟怀，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会，促进我政治，以宽厚的道德，担负起历史重任。梁启超慷慨激昂的演讲深深激励了清华学子，后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被概括成清华大学的校训。

梁启超对清华情有独钟，将孩子梁思成、梁思永送到清华学校念书，二人都成为享誉世界的名家大家。同时，梁启超本人十分关注清华的办学和学子的成长。他心中念念不忘的是留美学子的文化植根，曾说：“清华学生除研究西学外，当研究国学；盖国学为立国之本，建功立业，尤非国学不为功。”他欣赏清华学堂章程所述的“以培植全材、增进国力为宗旨”，“以进德修业、自强不息为教育之方针”。

其实，在最初的十几年中，清华学堂一直作为一所普通的留美预备学校而设置，学生进入清华园，主要学习英文和一些欧美文化知识，中国的传统文化则相对薄弱。1925年2月，在校长曹云祥主持下，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筹备处鸣锣开张。

此前，因提倡白话文而暴得大名的胡适建议曹校长采用宋、元书院的导师制，并吸取外国大学研究生院以学术论文为专题研究法来办研究院。曹校长深以为然，首先聘请由清华出身、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归国的一代名士、年仅32岁的吴宓主持研究院筹备处事宜，并让吴拿着自己签发的聘书一一聘请。

很快，在学界声名显赫的王国维、梁启超与在国外的赵元任、陈寅恪相继被聘为教授。这就是当年令天下学界为之震动，被后世广为流传并影响深远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教授”或“四大导师”。

清华校方为聘请“四大导师”来校任教，可谓不遗余力，其中一个被后世广为称道的鲜明特点是重视真才实学，不慕虚名，不轻信文凭。

在“四大”之中，只有赵元任一人怀揣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证书，而王、梁、陈等三位均无博士、硕士头衔，甚至连学士学位也未拿到。

梁启超的“文学博士”称号，是他到了清华国学院任教之后由美国耶鲁大学赠予的。年轻的陈寅恪放洋十六载，于哈佛、柏林等美国、欧洲名校转过一遍，终未能揣得一张博士文凭回来，完全是为求知而读书。许多年后，对于陈寅恪的学问人品，吴宓曾不无感慨地说道：“寅恪不但学问渊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其历年在中国文学、鸣学及诗之一道，所启迪、指教宓者，更多不胜记也。”“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作为复旦大学的校训，最早确立于1915年，即复旦成立十周年之际，由老校长马相伯选定。

说起复旦，不得不提马相伯先生在1903年创办的震旦学院。震旦，即梵文“中国”，又意寓东方、光明，不难看出，震旦学院从一开始就担负着在危难时局中以教育开启中国曙光的使命。然而，1904年，教会“尽废旧章，别定规则”，其试图加强对震旦学院控制的举措，强烈地刺激了中国师生敏感且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他们相继离校，以示抗议。

1905年，马相伯在于右任、邵力子等人的拥戴下，在吴淞创办复旦公学。

1905年至1911年，复旦在吴淞办学，6年间换了5位校长，依次为马相伯、严复、夏敬观、高凤谦、马相伯。当时复旦在困境中度日如年地求生存，无暇考虑校训之类的事。

1913年1月，李登辉在马相伯等人的推荐下，出任复旦校长。上任伊始，他雄心勃勃，依托校董会，打算募款在郊区购地，筹建永久校园。然而，刚刚起步且又豪情满怀的复旦，却只能在徐家汇李公祠内办学，门外便是繁华租界，声色喧嚣，极不利于学生的修习。有感于此，校长李登辉决意寻找一片安静的校园，立志把复旦办成“东方的耶鲁”。为此，他登上“三岛丸”号远赴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地，反复向当地华侨演说教育救国的理念，历尽艰辛，募得数十万元捐款，归沪办学。至此，原本荒冢累累的虹口江湾，迎来了复旦新校园的奠基典礼。又历数年经营，江湾校区已初露生机，彼时的《复旦纪念刊》写到奕柱堂前的几株老梅“南枝初绽，瑞雪纷飘，开窗遥望，几疑玉宇琼楼前遍植玉树”，可谓风光无限。

1915年，适逢复旦建校十周年，李登辉仿美国名校制度，为复旦规定了校训、校标（徽）等。“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校训就是在这时由国文部的教师从《论语》中挑出来的（其他条目尚有“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等）。当时，李校长从海外归国不过10年，自知古汉语不如马相伯，便请马相伯选定（马相伯曾助其弟马建忠著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古汉语造诣颇深）。

这句古朴典雅的校训，出自《论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意为引导求学之人广博学识，坚定志向，矢志前行；而在具体的学习中又要切近实际去认真思考问题，这样才能培养完善的人格。

关于校训，马相伯老校长这样说过：“中国人不但懒于行动，更懒于思考，偏重记忆，而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莫不如此。也就是说，我们只知道照样子画葫芦，却不愿创造。”由此，这则校训除了激励学子们勤学之外，更像长鸣钟一样，警醒着一代代复旦人思考着学问的真谛，思考着民族的命运，思考着人生的方向……

从此，“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校训便成为复旦学生的座右铭。此后李校长还陆续规定了复旦的校旗、校歌、校庆日和校花（白玉兰）等。

1934年，当张伯苓先生在南开学校创办30周年校庆纪念会上，宣布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作为南开校训的时候，心中一定有着无尽的感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完全靠自筹款项建立起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寄托着创办者多么炽热的济世情怀。

身高1.83米的张伯苓，外表更像一介武夫。事实上，他也确实是从北洋水师兵舰上走下来的伟大教育家。1889年，“以身许国”的张伯苓考入北洋水师学堂时，压根儿没想到一场甲午海战竟让声名赫赫的北洋海军损失殆尽。在其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张伯苓又目睹了威海卫“一日三易帜”的丧权辱国之场面，锥心于国之不昌，乃决意创办新教育。

南开初创，被张伯苓称作“校父”的严修即提出了“尚公”“尚能”的主张，并在办学过程中一直践行“公能”二义。后来张伯苓化《诗经·鲁颂》中“允文允武”为“允公允能”，自《礼记·大学》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提炼出“日新月异”，组合而成南开校训。

为士林景仰的张伯苓并非鸿学大儒，翻检《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会发现，所辑篇什多为不同场合的讲演词，而每次演讲都不脱“公能”二义。他大概不会想到，他操着一口纯正的天津话所阐述的办学理念，犹如一座灯塔指引着南开大学近百年的发展路途，烛照着一代又一代南开人的成长。

“公能”校训作为一种办学理念，既是对于教育本质的探幽发微，也是对教育方法的领悟与把握。南开办新教育，学洋但不崇洋。1928年春，张伯苓主持制定的《南开大学发展方案》中明确提出以“知中国、服务中国”为目标的“土货化”办学方针。他说：“吾人所谓‘土货化’，即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回顾校史，可以说，正是“土货化”改革，才使南开大学初步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成为与国立北大、清华并称的高等学府。

也正是“公能”校训赋予南开人以巨大的精神力量，才有了南开园被日军炮火夷为平地后，那句铿锵有力的名句：“敌人所能毁者，南开之物质；敌人所不能毁者，南开之精神！”才有了南开与北大、清华辗转南迁，共组“西南联大”，弦歌不辍、英才辈出，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赢得了“学府北辰”的无上荣光。经过岁月的浸润与磨砺，“公能”校训已成为南开人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品质。正如喻传鉴先生所言：“‘公能’二字为全校精神之所寄：先生之所施教，本此二字；学生之所努力，也本此二字。”

1902年，中华民族面临危难之际，北京师范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迎来了第一批大学生。1915年，学校提出“诚实、勇敢、勤勉、亲爱”的校训，要求学生勤奋攻读，品行端正，为人表率。此后，校训几经改动，有“以身作则”“成德达材，新中国成立基石”等等，但以爱国、勤奋、为人师表为内核的办学精神始终如一。

长期以来，北京师范大学的学子不仅以“学”，还总是能以自己的“行”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

1996年，北师大资深教授，我国著名书画家、文献学家、教育家启功总结概括提出“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校训，立即得到了全校师生的高度认同。“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既反映了百年师大办学历程、办学传统，又与学校当代的发展要求相适应，成为师生立身之本。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自古就是中国知识分子人格修养的标准和精神追求，又是启功在70多年从教生涯中的一个深切感悟。启功一生深受著名史学家、北师大老校长陈垣教诲，师生两代不仅都学业卓著，而且品行常为世人称道。

从1926年出任辅仁大学校长开始，陈垣陪伴着辅仁走过了27年，成为近代著名的大学校长。1952年后又继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在他91年的漫长人生中，大学校长一当就是46年。

担任校长几十年，陈垣从未间断过给学生上课，且从不缺席、迟到。

唯一一次缺席是母亲辞世，回乡奔丧。学生回忆起他多称“援庵先生”，而非“陈校长”，大概是敬重他的学问，而不是他的官职。他对学生要求严格而不严厉，有顽皮的学生在背后称他为“老虎”，但在课堂上，没有人不自发地挺胸直坐、两手分置双腿之上，听得入迷。好些受业者都说过：从来没见过这样会讲授的先生。他讲课，不像当时的一些知名学者那样天马行空，而是循序渐进、踏踏实实、面面俱到。一般老师不太喜欢批改作业，陈垣不仅认真批改，还和学生一起写作业，并贴到教室墙上作比较。

因为是自学成才，陈垣更加重视学习方法。对于自己摸索出的经验，他也乐于跟学生和后辈分享。他认为，做研究工作，最重要的是寻求史源，如果研究唐以前的历史，学生引了《资治通鉴》，他一定要问为什么不引正史，是否只见于《资治通鉴》而正史中没有。而如果研究南北朝时期的历史，引用《南史》《北史》而不检对八书，他一定不通过。他常说，在准备材料阶段要“竭泽而渔”，不漏掉一条材料。他文风严谨到极端的地步。启功回忆，陈垣先生的母亲去世，他发讣闻，没有按旧时惯例写“泣血稽颡”，而是把“血”字去掉，因为他觉得并不诚实。

启功曾写《夫子循循然善诱》一文，回忆初入辅仁大学教大一国文时，陈垣先生对他的耳提面命，第一条就是：一个人站在讲台上要有一个样子，和学生的脸是对立的，但感情不可对立。启功说：“老校长教导我的样子，我现在蘸着眼泪也能画出来。”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概括了北京师范大学对全体师生的期望和要求，集中地反映了学校人才培养的目标和理想。同时，由于它恰当地表明为人师表、教书育人、薪火相传的教师教育理念，因此也成为新时期中国教师教育普遍追求的目标。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多次引用“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勉励广大人民教师加强自身修养，勇于承担起教书育人的社会责任。“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也展现了丰富高远的人生追求，总是能够给每个接触它的人以深深的震撼和启示。在一定意义上说，它超越了学校教育的范畴，成为人们砥砺人生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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