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地带的高考超限战

 

不择手段,贯穿始终。...



按:这是2014年写的一篇关于高考工厂的文章,刊发于《南方都市报》副刊版。放在2年后的今天,几乎所有的社会条件都没有变化,这篇文章的观点和解读,依旧适用。



毛坦厂中学在今年的高考期间,成为了许多媒体竞相报道的对象。因为它被称为“亚洲最大的高考工厂”。在大城市与偏僻地区之间,毛坦厂中学作为一个“夹心层”崛起的样本,向我们展现出此类“不上不下”的学校如何在以分数论英雄的高考大格局下,实现对大城市优质高中的逆袭。

如果不是《舌尖2》第七集的介绍,也许我至今都不会听过位于安徽省六安市大别山深处的毛坦厂中学;但是,即便没有听说过这所号称亚洲“第一高考工厂”的中学,我对毛坦厂中学学生们的生活学习情形,也不会感到陌生。因为我的高中生涯就是在徽浙赣交界的一所县城中学度过的,我的母校行政区域上属于浙江省,但其日常风俗、地理环境乃至高考制度下的办学模式,都可以纳入毛坦厂中学的流派。

和毛坦厂中学相比,我当年至少有一点比较令人庆幸,即华美的操场并没有彻底闲置。高三之后,我们的体育课被取消,但至少还有下午的跑步。每天下午,全校师生2000多人跟着节奏行进,整齐划一的脚步与相互竞争的口号声,让学校的领导和老师相信,这会激发出师生们奋斗的潜能。

精神的激励与时间的紧抓,是我的高中母校和毛坦厂中学双双迷恋的两大法宝。而在具体实施细节中,两者又彼此交织,呈现出种种令人唏嘘的场景。

高中三年,我们如同一群有着坚定信仰的信徒,朝着高考的目标奋进。这些超越常规的统一精神控制和时间规划,因为每年高考回报的丰厚,又更加促使着县领导、老师,以及学生、家长自信既有办学路径的正确无误。此外,在经济发展竞争失利的格局下,教育上的辉煌给了本地官员和百姓以些许安慰。

而在毛坦厂中学,复读生只要熬得住一年的“炼狱”,普遍可以获得100到150分的成绩提升。这种巨大的分数诱惑,使得所有的一切“正常事务”都变得不再重要。体育运动可以不做,课外兴趣可以暂停,父母生活可以让位于长期的两地分居,一切的牺牲都被认为是有价值的,一切都必须让位于高考本身。

这让我不禁想起90年代末流行的一个军事词汇———超限战,即为了获得战争的胜利,恐怖主义、极端打击、袭击平民、利用和平人士,所有的手段都值得去做。在该著作者、军人作家乔良看来,只有最后的战争胜利才是有意义的,所以手段的合法性不该成为关注的焦点。中国的高考,对于学校、家长和学生来说,无异于一场“超限战”,为达高考成功之目的,可以择任何之手段。



当然,毛坦厂中学这样的“炼狱高中”,只会出现在经济相对欠发达同时又比较重视教育的地区。这是因为大城市不乏优质教育资源,他们拥有最好的师资、最科学的方法、最快捷的信息,以及关键性的优秀生源。而另一方面,在一些非常偏远的地区,例如常常以向劳动力市场贡献童工为名的四川凉山地区,由于条件太差,很多孩子都未能走到高考这一步,所以这些地方就不可能生产出毛坦厂中学式的学校。

在大城市与偏僻地区之间,毛坦厂中学作为一个“夹心层”崛起的样本,向我们展现出此类“不上不下”的学校如何在以分数论英雄的高考大格局下,实现对大城市优质高中的逆袭。在师资、信息和生源方面几乎没有任何优势的前提下,他们最终依赖的只有精神控制与时间控制。毛坦厂中学被称为“亚洲最大的高考工厂”,高考的复习已经被极度工业化,从老师到学生,再到家长,所有人都需要融入近乎宗教性的精神属性,也必须嵌入学校设立的统一的、精密的时间安排。所有原先合理的事务都需要为之让路,为了高考成功这样一个目标,每个老师、学生和家长都需要践行“超限战”的战略。

对于我来说,没有高考的超限战,我几乎不可能走上今天的道路。今天,我站在舆论一侧,指责毛坦厂中学是“地狱”和“怪物”,但我要面对的是,继续生活在边缘地区的孩子,他们如果继续想通过高考的平台改变自己的人生,“超限战”似乎是他们无法回避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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