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深情”美学

 

屈原式的情感操守一代又一代地培育着中国知识者的心魂,并经常成为生活和创作的原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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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一年端午时。每到这一天,我们总会缅怀两千多年前的楚国诗人屈原,赞叹他的爱国情怀,哀叹他的命运,感念他给中华民族留下瑰丽的《离骚》、《天问》和《九章》等文学作品。

然而,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虽人人皆知屈原,但依然没有几人能读懂他。所幸,还有李泽厚先生。今天,借着李泽厚先生的眼睛,让我们走进屈原。

作为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李泽厚先生将屈原的文学作品与儒、庄并称。他认为,与儒家的温柔敦厚、老庄的飘逸无羁不同,屈原在文学审美领域的价值和意义在于“深情”,他通过对死的情感思索发射出了“在”的光芒。因此,“屈原式的情感操守却一代又一代地培育着中国知识者的心魂,并经常成为生活和创作的原动力量。”

在《美学三书》中,李泽厚先生写到:

当理性精神在北中国节节胜利,从孔子到荀子,从名家到法家,从铜器到建筑,从诗歌到散文,都逐渐摆脱巫术宗教的束缚,突破礼仪旧制的时候,南中国由于原始氏族社会结构更多的保留和残存,便依旧强有力地保持和发展着绚烂鲜丽的远古传统。从《楚辞》到《山海经》,从庄周到“宽柔以教不报无道”的“南方之强”,在意识形态各领域,仍然弥漫在一片奇异想象和炽烈情感的图腾—神话世界之中。表现在文艺审美领域,这就是以屈原为代表的楚文化。

屈原是中国最早、最伟大的诗人。他“衣被词人,非一代也”。一个人对后世文艺起了这么深远的影响,确乎罕见。所以如此,正由于屈原的作品集中代表了一种根柢深沉的文化体系。这就是充满浪漫激情、保留着远古传统的南方神话—巫术的文化体系。儒家在北中国把远古传统和神话、巫术逐一理性化,把神人化,把奇异传说化为君臣父子的世间秩序。例如“黄帝四面”(四面脸)被解释为派四个大臣去“治四方”,黄帝活三百年说成是三百年的影响,如此等等。在被孔子删定的《诗经》中,再也看不见这种“怪力乱神”的踪迹。然而,这种踪迹却非常活泼地保存在以屈原为代表的南国文化中。

在基本可以确定是屈原的主要作品《离骚》中,你看,那是多么既鲜艳又深沉的想象和情感的缤纷世界啊。美人香草,百亩芝兰,菱荷芙蓉,芳泽衣裳,望舒飞廉,巫咸夕降,流沙毒水,八龙婉婉……而且:

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

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

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

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
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
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在充满了神话想象的自然环境里,屈原却是这样一位执著、顽强、忧伤、怨艾、愤世嫉俗、不容于时的真理的追求者。《离骚》把最为生动鲜艳,只有在原始神话中才能出现的那种无羁而多义的浪漫想象,与作为炽热深沉、只有在理性觉醒时刻才能有的个体人格和情操,最完满地溶化成了有机整体。由是,它开创了中国抒情诗的真正光辉的起点,成为无可比拟的典范。

李泽厚先生最后写到:从西汉到东汉,经历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崇儒术”的意识形态的严重变革。以儒学为标志、以历史经验为内容的先秦理性精神也日渐濡染侵入文艺领域和人们观念中,逐渐融成南北文化的混同合作。楚地的神话幻想与北国的历史故事,儒家宣扬的道德节操与道家传播的荒忽之谈,交织陈列,并行不悖地浮动、混合和出现在人们的意识观念和艺术世界中。生者、死者、仙人、鬼魅、历史人物、现世图景和神话幻想同时并陈,原始图景、儒家教义和谶纬迷信共置一处……

庄、屈、儒在魏晋的合流,铸造了华夏文艺与美学的根本心理特征和情理机制。在这个机制模态中,作家、艺术家们去感知、去感受、去抒情,去想象和认知。正因为在这个合流交会中,有易、庄的牵制,华夏文艺便不讲毁灭中的快乐,不讲生命的彻底否定。由于有屈、庄的牵制,华夏文艺便总能够不断冲破种种儒学正统的“温柔敦厚”“文以载道”“怨而不怒”的政治伦理束缚,蔑视常规,鄙视礼法,走向精神—心灵的自由和高蹈。由于儒、屈的牵制,华夏文艺又以走向空漠的残酷、虚妄的超脱和矫情的寂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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