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二马之喻”: 以图事功还是以自愉悦

处今之时世，不从理想，但计功利。入世积极活动，以图事功。此一道也。又或怀抱理想，则目睹时势之艰难，恬然退隐，但顾一身，寄情于文章艺术，以自愉悦，而有专门之成就，或佳妙之著作。此又一道也。...

吴宓有“二马之喻”，以比拟自己：

“处今之时世，不从理想，但计功利。入世积极活动，以图事功。此一道也。又或怀抱理想，则目睹时势之艰难，恬然退隐，但顾一身，寄情于文章艺术，以自愉悦，而有专门之成就，或佳妙之著作。此又一道也。而宓不幸则欲二者兼之。心爱中国旧日礼教道德之理想，而又思以西方积极活动之新方法，维持并发展此理想，遂不得不重效率，不得不计成绩，不得不谋事功。此二者常互背驰而相冲突，强欲以己之力量兼顾之，则譬如二马并驰，宓必以左右二足分踏马背而絷之，又以二手紧握二马之缰于一处，强二马比肩同进。然使吾力不继，握缰不紧，二马分道而奔，则宓将受车裂之刑矣。此宓生之悲剧也。”

吴宓关于“二马裂尸”的设喻，表现了对自我命运的悲剧性的体悟。相形之下，陈寅恪则较少涉及人事，富有更强的理性精神。然而，两人内心的苦闷是同一的。

吴宓不安于纯书斋式的学者生活，而愿参加到社会公众的生活实践，特别是培养人的教育实践中来。他在教学研究以外，不仅主持制定了早期的清华学校研究院章程，为西洋文学系规划制定培养方案，并积极参与了被称为“清华宪法”的《清华学校组织大纲》的讨论制定，撰写《由个人经验评清华教育之得失》等文。陈寅恪力主“屏绝杂务，专心读书著作。生活种种，均不足计也”。但吴宓悲天悯人的性情和化民济世的志趣影响所致，往往不够坚持，一旦感情胜于理智，更难以自已。

随着杜威、罗素哲学的流行，重实用、轻理想的风气大盛，以讥讽、打压《学衡》，向新文化派示好的事例屡见不鲜。吴宓又坚持己见，即使退居斗室，沉默自守，与世无争，也难避免攻底排斥的纷至沓来。

来源：《吴宓与陈寅恪》（增补本），吴学昭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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