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人阮义忠:我尝试了千百种重新拥抱故乡的方法

 

一个摄影家的逃离与回归之路...



阮义忠有摄影家、摄影理论家和摄影活动家等多重身份,除了撰写摄影报道文章,他还参与制作电视节目,发表“映像之旅”、“户外札记”、“大地之颂”、“灵巧的手”等两百多部纪录片。

1992年,创立《摄影家》杂志。权威的《当代摄影家》一书的华人摄影家之一。他在摄影中完成艺术境界里的“大巧若拙。”以及自身的身心回归。
阮义忠:逃离与回归之路


“那时的我,已觉得所有和泥土有关、粘着汗水臭味的一切东西,都是卑琐的、可耻的。”

阮义忠,1950年生于台湾省宜兰县头城镇的木匠人家。从小与土地为伴,贫瘠的土地和无休止的劳作,以及那种时代无法逃离的命运感使阮义忠对土地有着深深的怨恨,他不止一次的在接受媒体时,表达对土地的厌恶和逃离。



在《人与土地》中,有一张拍摄一个孩子在田里愤怒呐喊的照片,孩子的两只小手举向天空,仿佛在跟老天爷抗议,阮义忠将这张照片放在了《人与土地》成长单元的最后。阮义忠说,他从这张图片里看到了自己。

他的第一次逃离是在念初二那年,企图放弃念书,背弃家人,离弃乡村,投入到梦寐以求的城市中。 但,在被骗和遭遇车祸之后,这次的逃离以为期3天告终。

阮义忠高中时开始阅读文学、哲学书籍。当时他选择书的标准就是看不懂,认为看不懂读的时间长的才值得看。并且,看完这些哲学书以后,再读其他文学名著就会觉得很简单。他说自己买的第一本哲学类书籍就是罗素的《数理哲学导论》,结果当然是读不懂,后来读了《蒙田散文集》才慢慢找到感觉。



青少年时期的阮义忠,无论是读书还是后来的画插画,都表现出一种“特立独行”。他对读书文化的向往也伴随着对乡土的恐惧。插画之后,他写了一段时间的“存在主义”的小说,完全沉浸在自我主义,但写到第四篇这样的小说时,他感觉到了另一种恐惧:完全脱离现实世界。这是对土地的挣脱却找不到落脚点的必然结果。

而把他拽回现实世界的则是摄影,相比画插画和写作很快找到成就感,他对摄影感情的培养则慢热的多,阮义忠最开始,接触相机已经23岁,他拥有了第一台专业的单反相机是《汉声》杂志给当时的文学青年阮义忠配备的。但当他拿起相机走到街上事却不知该拍什么。



“说实话,我曾经背着相机乱晃过很长久的一段时间,”阮义忠说。

更让阮义忠意外的是,他透过相机,又看到了农林、土地、劳动和永远在重复的生活,他该怎样拍摄这些对象?当时他无法在自己所怨恨的一种生活方式中,去找到创作的题材,去发现自己肯定的意义。

“一直到现在,我都不清楚,自己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熬过那个拒绝土地、拒绝生活的阶段,”在《人与土地》一书,阮义忠认为那段转折对他尤为重要,影响至深。

在拍摄手记中,阮义忠这样写道:“我只知道,我就是这么一天一天地拍下来的。那些人,那些土地,通过我的相机,令我温暖和感动,使我一天天从幼时的噩梦醒过来,我已不再觉得自己的成长经验是可耻的包袱。”



为你所深深憎恶的,必然也最为深刻。 对着那片土地,阮义忠有了一整面墙的底片和样片档案,保守估计他已经拍下了十余万张照片。除了《人与土地》,《北埔》,《四季》《正方形的乡愁》《失落的优雅》等摄影集也在保留了他对台湾这片土地的专注和洞察力。

阮义忠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人在这里,心想逃到另外一个地方,就像我小时候一样,我人在农村,心想逃离土地,想到城市打天下。等我到城市后,如果我不是接触摄影,我不会重新又回到被我摒弃的地方,再重新成长、学习一遍。我假想,如果我不是在台湾,而是生活在大陆,我也很可能会有不同的考验。所以要去面对考验,试着找出问题,找到方法解决它,这样一切才能好转。



近年来,阮义忠开始接触佛教,并坦言,自己还不知道哪天能够坦然面对生死。但对于有着很深感情的故土来说,他却有着哲思的认识。身在哪里心就在哪里时,脚下踩得就是土地。

阮义忠向往法国著名艺术家马蒂斯(1869~1954)晚年的朴拙境界:“艺术手法要灵巧容易,要朴拙可难,一切感觉的棱角都磨平、磨润了,离拙就近了。”

每一个离开故乡的人,都曾尝试用上百种方法重新拥抱那个不愿回去的地方,最终,阮义忠用摄影的方式达成了与土地的和解,身心俱归。

阮义忠是位百分之百的人文主义者,顽固地坚持着报道摄影。他还有一项在摄影家身上很难见到的特质,那就是能以批评的态度来整理、编辑自己的作品。
作品赏析
人与土地系列


归宿



劳动



祈祷
人物系列


评论家—李敖



歌星凤飞飞(在台与邓丽君齐名)



云门舞集创始人 林怀民
想念 亚美尼亚




手的秘密


失落的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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