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行:为什么不能提高销售价格?如何让员工的工资翻番?

 

魏桥的张士平有一句名言叫”低买,高卖,中间不浪费“,任正非也有一句名言,叫”深淘滩,低作偃“。前者说得太直白,后者则太深奥,还是刘永行说得直接,刘永行说,他的法宝就是降成本。...





来源/企业管理杂志  制造界

作者/刘永行  凌龙 

导言/张不器

导言

刘永行,1948年6月出生于四川省新津县。1982年,与其另外三个兄弟各自辞去公职共同创业。1991年,刘氏兄弟在成都组建东方希望集团,刘永行任董事长。1995年,刘氏兄弟分家,刘永行利用分得的13家公司组建了东方希望集团,任董事长。

2002年至2003年,刘永行正式进入重化工领域,涉及电解铝、氧化铝、水泥等产业。经过14年发展,东方希望在重化工的“笨路”上已经沉淀下了其90%的资产。由饲料到重化工,被刘永行称作是在走“一条笨路”。原因很简单,铝业不赚钱,或者说赚钱很难。

有人说,铝业95%的企业都在赔钱,唯独刘永行是赚钱的。事实上,据笔者所知,魏桥铝业也是赚钱的。别人都赔钱,怎么就他们两家赚钱呢?

魏桥的张士平有一句名言叫”低买,高卖,中间不浪费“,任正非也有一句名言,叫”深淘滩,低作偃“。前者说得太直白,后者则太深奥,还是刘永行说得直接,刘永行说,他的法宝就是降成本。

我告诉大家两个数据。1992年以前,那时我们一个月销量在一万吨以上,我们的工资性开支只占销售收入的1%不到只占利润的大概0.5%,因为那时我们的利润在20%以上

那时我们自己去销售,是不计工资的,员工工资大概是一百元、两百元、三百元,甚至是几十元,当时国有企业的工资就是几十元。以前新津总厂由我直接管理,我是非常注重效率的,绝不多用一个人。那时我们实行了不规范的措施,没有会计,没有出纳,只有开票员,就凭我和陈育新的签字去报销。原料客户也是一样的。我们没有厂长,我就是厂长。我们没有销售部,没有销售员。当时财务部只有一个人,但他不是会计,他做什么呢,就是与客户订合同,他一个人来管理客户优惠,他来算账,所以他既是会计又是出纳。他不管现金,他还担任了销售内勤,担任了销售部经理,还有部分会计工作。销售部没有销售员,厂长办公室和原料部在一起,那时我没有办公室,只有一张桌子,就成天在厂里走,脚都磨烂了。原料上也只有一个经理,他就管一个人,后来增加了两个跑火车站的。我们的出纳员也在原料部工作,她可以说是出纳员,也可以说不是。以前所有支票结账都是我办的,1991年以后就交给她来办了。此外,我们还有个生产部经理,有个开票员。我们的管理人员就这么多。其余就是生产车间的装卸工,整个工厂大约就是100多人。当时都是小机组,所以,工资构成跟销售额相比是非常小的,只占不到1%。

但现在出现了什么样情况呢?每卖一吨饲料,我们的销售员先用刀砍下200元、300元,我们的管理人员又砍下200元,要先让客户出这么多钱,接下来才能谈到利润,所以根本就谈不上利润嘛!

在我国,两个人见面,甚至下级和上级之间谈话,上级对下级提出的问题都是带警觉的,要首先假定他说的是假话。我认为,我国现阶段与世界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不是资金,不是技术,而是国民素质。

如果国民素质提高了,提高到了国际先进水平,那么,所有员工的工资可以立即翻番在这种体制之下,我们就可以把一些不需要的部门砍掉,很多部门的工作就可以兼起来。但为什么现在不能这么做?一是大多数人还没有这个意识,二是大多数人还没有这些技能,三是我们的国民素质还不够,不敢这样放开。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创造一种氛围,让员工人人都充满自信,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互相帮助提高,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国民素质整体比较低的情况下保持相对高的素质,我们的效率一定会极大地提高,员工的待遇也会显著提高,我们就一定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员工的待遇只有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增加,因为我们整个国民素质、劳动生产率都还比较低,如果靠以单位产品每吨的工资含量来提高员工收入,而不是靠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话,将来我们的工资含量会越来越高。到了一定程度,这将是不可逆转的。到那时,我们企业必将衰亡。在竞争最激烈时,光这一点我们就会丧失竞争力。但是,我们又必须一步一步提高员工的收入,让员工收入高于社会平均水平,这中间就出现了一对矛盾,竞争力、生存力和员工福利待遇是朝两个方向走的。如何消化这些因素呢只有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各种费用,而要实现这一切,只有靠提高员工素质,这才是根本。

我们如果不提高人力资源效率,假设社会平均工资增长五倍,当我们增加两三倍时,利润空间就会进一步压缩,我们就会支持不下去。有人说,我们提高销售价格行不行呢?不行。如果中国的饲料价格太高,国外的产品就冲进来了。

80年代初,中国没有竞争,外资企业如入无人之境。80年代末,对手就只有希望集团,他们只在成都打了一个败仗,这个败仗也不败,他们是增长性失败。从90年代初直到1995年,他们仍然非常成功。我们1993年、1994年在上海竞争,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没有打败他们,他们取得了更大的成绩。1995年以后情况就不同了,我们在全国兴建了与他们旗鼓相当的工厂,全面竞争就展开了。在中国进入买方市场之后,技术趋同了,全是价廉物美的东西,大家都有生产规模了,生产出来卖不脱了,这时高利润、高成本便行不通了。所以,往后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就在于成本,而成本的来源就是效率,效率最根本的东西就是人力资源效率

人力资源成本抓不好就会呈刚性增长,让我们没有有办法度过难关。因为企业要生存下去,因为员工的工资要增加,我不想让员工失业,所以这个必须不断提高劳动效率,但这需要大家配合。谁不配合,谁阻碍改进,不愿意付出努力,我们就淘汰谁。如果不这样,发展下去就会失控,失控的企业会墙倒众人推,垮起来快得很。英特尔的董事长说:“只有充满危机感的企业家才能生存下去,优秀企业家应该是充满危机感的偏执狂。”他的观点我认为是正确的,因为我就是这样的偏执狂,我成天想到危机。成天唱赞歌却看不到危机的企业迟早要倒闭,我们不抓好的话也会慢性死亡。

本文摘自《刘永行说》,企业管理出版社出版,凌龙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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