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问题少年如何成长：木棉花开，青春散场

如同那时候留在身体上的伤疤，注定了要相伴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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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在博客上信手写了篇博文，回忆当年的文青生涯。必不可少的，我说到了曾经就读过三年高中的赵化中学。

赵化是沱江边一座古老而破旧的镇子，据说始建于宋代，从这里走出去的最著名人物当数清末戊戊变法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就连这所有六十余年历史的学校，也是为了纪念他而创办的。学校最初名叫培村中学，用的就是刘光第的字裴村的谐音。

如今回忆起来，这所学校给我印象最深者有三：

其一是老校区的校门。那是一座建于清朝年间的会馆的门楼，上面还有斑驳的“两湖会馆”四个大字，年代久远，需得很仔细才能辩识得出。

门楼上，有几间不超过六个平方的小屋，一度还做过几个青年教师的宿舍。历尽沧桑的木质门楼顶上覆盖着沉重的青瓦，大半个镇子都覆盖着同样的青瓦，春雨来时，古镇便溶化在了迷离的烟雾中。

其二是学生宿舍的双层床。这些床都由木头制成，看上去有一种古旧的褐黄，用手指轻轻一抠，竟能把木渣一大片一大片地抠下来。

有渊博的师兄说，这些床其实都是用以前修新校区时挖出的棺木制成的――新校区原本是一片千百年来形成的老坟地。

如果说门楼和木床都因沾染了衰老和死亡的气息而显得腐朽，阴郁，叫人心底碜得慌的话，那么还有一桩事物，却为这所古老的学校平添了难得的鲜活和生机。

那就是穿梭于几方池塘之间的小路――路基内侧，低矮的五月菊开满白花，路基外面的坡上坎下，一种高大笔直的树木挺拔得出人意表。

每年春天，这些树木还没长出叶子，却率先开出了红色或橙红色的花朵。硕大而热烈的花朵挤满枝头，看上去，每一株树都像一支正在熊熊燃烧的火炬。

那些有阳光的下午或是刮春风的夜晚，总是被这些火炬烤得暖意融融。门楼和木床带来的腐朽与阴郁，便如同黎明时分的黑暗，慢慢地、却又是不可阻挡的被光明荡开了。

那时候，我每天不下十次地从满树红花下经过，仰头遥望，却不知花为何物，树为何名。

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一个从今天的角度看过去，曾经白衣飘飘，衣冠胜雪的年代。那时候，绕郭而去的沱江还是可以游泳的，春天的蛙声和鸟鸣还是可以直接抵达枕头的，年轻人还是容易做梦并常常在梦中获得快乐和自由的。

在那个把精神生活看得至高无上的年头，热爱文学，尤其是热爱诗歌，便成为与青春最为相宜的事情。几乎没有任何疑问，我开始写诗。

除了极少数远古的天才外，几乎所有文人的最初写作，都从学习自己最喜欢的前辈开始。充当了我的前辈的诗人第一个是北岛，第二个是舒婷。不过，接触舒婷要更早一些――就是在那个浩荡东风唤醒满树红花的春天，我读到了舒婷的《致橡树》。

几乎就是在一瞬之间，我突然心电感应似地坚信，校园小路两旁斜坡上那些高大的树木一定就是舒婷笔下的“我有我的红硕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的木棉。课后问生物老师，果然如此。

这么一座偏远闭塞，到县城也得坐上足足两个小时公共汽车的小镇，这么一所从老旧的门楼和棺材板制成的木床之间经久不息地散发出腐朽和阴郁的学校，居然还有木棉这种阳刚得所向披靡的伟岸植物，小镇和学校的形象一下子便明朗起来，可爱起来。

原来，诗意不在别处，诗意就在触手可及的身边。于是乎，教室、食堂和宿舍三点一线的生存也一下子摇身一变升华为生活。

古人说，鸟鸣嘤嘤，求其友声。青春一旦和诗歌联通，寻找诗味相投的同龄人便成为水到渠成的事情。就这样，当木棉花还在光秃秃的枝条上开得如火如荼时，我和程绍彬、陈俊波三个人用了一个春天的夜晚外加大半个白天，油印出了一本叫做《三原色》的文学期刊。

《三原色》只出了一期就因种种原因寿终正寝，但正是这唯一的一期《三原色》上刊登的我的一组诗，被远在北方的《中学生文学》选发于当年的诗歌特大号上。

我犹记得那个欣喜若狂的夏天的上午，我从一个订有该刊的高年级同学手里接过那本《中学生文学》，如同手捧玉玺刚刚登基的皇帝，匆忙而又幸福地穿过木棉树的小小丛林。内心的快乐和骄傲，仿佛春天时的满树红花，哪怕你铆足了再大的劲儿，你也没法制止它的肆意开放……

近年来，忽然对草木虫鱼颇有些兴味，闲暇时常常翻读这方面的书籍。也就是在事过二十年后的今天，我才在这种毫无目的的阅读中获知，原来木棉花除了红得豪气干云外，它还可以入药。

中医认为，木棉的花朵甘淡，微寒，归入胃和大肠二经。用木棉花煎汤内服，能够清热利湿，主治泄泻和腹痛。但翻检《本草纲目》，李时珍对它却没有只言片语的记载。看来，很大可能是，木棉花入药，应该是在李时珍以后才有的吧？

另一种关于木棉的说法是，它并非我国原产，而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从海外传入的。不过，对我而言，高大的木棉花能否入药，究竟原生还是泊来，这些都并不重要，最多带给我淡淡的惊讶。因为，记忆中的木棉花，它其实只和已经散场的青春有关。

在下一个木棉花开的春末，令人懊恼的麻烦来了：那一年反对自由化，学校那个中山装里总是插着三支钢笔的领导两眼放光，不知他从哪里得来的道听途说的消息，说我们办的《三原色》竟然是“一个非法的地下印刷所”。

于是，一个昏昏欲睡的午后，我被请进了领导办公室。领导办公室位于一方池塘中央的小岛上，必须穿过一大片木棉树的丛林才能抵达。木棉花盛开得和上年一样，但此时的心境，却与上年有霄壤之别。

在被领导语重心长地上了两个小时政治课后，我焦头烂额地从小岛上出来，两旁的木棉花红得神采飞扬。那一刻，我突然有种眩晕。原来，过于热烈的事物也会让人心悸，不安。

青春总是充满叛逆。或者说，叛逆原本就是青春的伴生矿。从高二起，我学会了喝酒，抽烟，旷课，打架，常常带着几个兄弟到其他学校去参与酒局和斗殴。腰间，总是揣着两柄锋利的匕首，一言不合，即挥拳相向，仿佛只有用这种另类的冷酷才能带来快感和成就。

后来我才明白，那时我离一个问题少年已经近在咫尺了。谢天谢地，因为文学，我才没在问题少年的洼地上陷得太深，陷得不可自拔。

如同一个意味深长的象征，一次酒后，我骑着自行车穿行于坑坑洼洼的校园小路，车一歪，我从车上掉了下去。顺着斜坡，眼看就要栽进坡下的池塘。不偏不犄，一株高大的木棉树挡住了我。

后来的许多个夜晚，同学们都已下了晚自习，我常独自挎把吉它，在木棉树下自弹自唱。记忆中，好像总是有淡淡的月色，把清寂的校园刷上一层奶白色的晖光。

高三备考前夕，忙里偷闲，我以《木棉树，木棉树》为题写了一首长诗――二十年后为了写这篇短文，翻箱倒柜，竟然找到了当年那个红色封皮的笔记本。里面就有这首《木棉树，木棉树》。粗黑的钢笔字时隔二十年依然清晰，如同那时候留在身体上的伤疤，注定了要相伴终生。

近十余年来，父母一直居住在日渐破败的赵化，我也就得以一年三五次地回家看看。偶尔散步，也会踱进那方菁菁校园。那些见证过青春往事的木棉树更加高大了，粗硬的圆锥形硬刺布满树干，有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大气。绿叶摇曳，池塘的水面挤满倒影。

昔年，桓大司马曾经发出过“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感叹。的确，在与时光的拔河中，人生，总是那么不经意地便败下阵来。想想前尘往事，想想当初行走在木棉树下许下的金属诺言，心头便泛起前人的断言：欲留年少待富贵，富贵不来年少去。人生百代，似乎总是重复着同样的困惑和同样的无奈。面对时光，人类总是轻而易举地就被打得落花流水。

我如今生活的成都，流水环绕，四季温润，花木烂漫得有些过份。但这座城市却没有木棉――至少，我迄今未曾看到过成片的木棉。个中原因，乃在于木棉是热爱阳光的植物，而成都过于阴柔，过于缺少阳光――凡是有阳光的冬春之日，全城人民都像过节一样欢天喜地。

在这样的城市，怀念阳光下的木棉树，就如同隔了岁月的忘川，回望少年旧梦――往事不可追，而少年时的纯真与意气，却已日益凋零。人，就是这样长大的；人，也就是这样老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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