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话闽商》：第4章 靠海吃海度生涯 风波浪里闽人家

------第4章 靠海吃海度生涯 风波浪里闽人家------



秋江渺渺天津涯，

江边渔夫船为家。

往返何知路远近，

一帆明月依芦花。

福建原是一个人口稀少的地方。隋代福建仅有12400多户，平均每平方公里仅一户人家，人口稀少，谈不上经济开发。唐五代之际，北方人口大量进入福建，迄至宋朝统一中国，福建约有46万户。其后，福建人口大幅度增长，北宋末年，已经有了100多万户。南北宋之际，金兵南下，中原地区再次陷入一片战乱之中，中原士子举族南迁，南宋初年，福建人口比北宋多了30多万户，南宋中叶福建人口达到300多万人，是国内人口最密集的区域之一。随着人口的增加，福建的开发速度加快，许多荒地被开垦为农田，许多城市从荒原中崛起，许多市镇升格为县城，城内手工业与商业有了相当大发展，商品经济也相当繁荣。

福建丘陵起伏，山多地少，虽说农业发展是福建经济的基础，但在宋以前农业决定一切的时代，不可能想象福建这类地区能成为工商业极为活跃的地区。明清时期，沿海贸易的发展，给福建经济增长提供了条件。古代商业运输是以水运为基础。水运以船为载体，中国古代的大船可以载重两三百吨，不仅载重远远超过车马，而且船的运输利用水的浮力和风力，成本极低。福建与长江水系不通，但面临的海洋却是最好的交通线，从福建的港口出发，不仅可以航行至长江流域与北方口岸，而且可以通向东亚、南亚、西亚的任何港口，这就使福建在古代中国的航运业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到明代，一方面泉州等海港与海外各国的交通便利，另一方面福建与国内商业城市的联系加强，海内外贸易的兴盛，促进了福建工商业的繁荣。

海上贸易是福建经济的关键所在，这一步走活了，便带动了福建经济的全面活跃。加之陆路交通条件的改善和航海技术的进步，使福建与周边区域、海外国家的经济联系得到了加强，同时也为福建海商的崛起提供了平台。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一书中说：“中国、印度、巴比伦……占有耕地的人民闭关自守，并没有分享海洋所赋予的文明，既然他们的航海――不管这种航海发展到什么程度――没有影响他们的文化，所以他们和世界历史其他部分的关系，完全是由其他民族把它们找寻和研究出来”；“西方文明是蓝色的海洋文化，而东方文明是土黄色的内陆文化”。海洋文化被黑格尔当做区别中西方文明的一道界限。然而与中原地区正统的黄土文化相比，闽文化却是一种“另类”文化。

“在海中”的闽地，在文化上一直有一种区别于内陆黄土文化的特质，这就是闽地特有的海洋文化特征。伴水而居，丰富的海洋资源，以其灵动与深邃，一直诱惑着闽人漂泊的冲动、创造财富的冲动，也造就了闽地经济的兴盛与发展。有学者总结说：“如果不是有数千年农耕文明和内陆文明作羁绊、拖后腿，而任由福建人那种崇拜海洋、勇于漂泊过海打拼的创业精神充分发挥的话，今天的中国绝对是海洋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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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海贾垂涎规互市 涨海声中万国商------

日出渐看云雾散，

潮来先觉海风寒。

争较锥刀浪中走，

千艘万货集水边。

枕山面海的地理环境，使福建海运成为与省外交通的特殊优势。福建海外贸易发达，不仅为福建注入大量资金，而且还带来许多贸易商品，充足的资金和丰富的商品为闽商从事海上贸易提供了条件。

港口是海上交通的起点，福建海港开发的历史悠久，有不少千年古港，如漳州港、福州港、厦门港、月港等。尤其是泉州港，早在南北朝时便作为对外交通口岸崭露头角。入唐以后，泉州的地方经济出现了新的面貌，国内外商家云集。唐代后期，西北陆上“丝绸之路”中断，促使了海上交通的迅速发展，泉州则以其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很快成为当时我国对外贸易的四大港口之一。宋元时期是泉州港的黄金时代。宋元？二年（1087）在泉州设置了“市舶司”，标志着泉州港在海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政和五年（1115）又在泉州设“来远驿”，使泉州港成为宋政府接待海外“贡使”，进行海外贸易的主要口岸。当时与泉州有海上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多达100多处，远及阿拉伯、土耳其及东非等地。因此，泉州港内常常“风樯鳞集”“大舶百艘，小船则不可胜数”。码头上进口的香料、珠宝，出口的丝绸、茶叶、瓷器、杂货山积，品种多达300多种，真是“涨海声中万国商”，一派繁荣景象。

泉州港在对外贸易史上的地位。公元9世纪中叶，在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道里邦国志》一书中，就将其列为唐代四大贸易港之一。王闽时代，“招宝侍郎”王延彬知泉州，泉州港更是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以至北宋初年泉州港虽未有市舶司的设置，却仍在对外贸易中享有很大的影响地位。《宋会要辑稿》载，“太平兴国初，京师置榷易院，乃诏诸番国香药、宝货至广州、交趾、泉州、两浙，非出于官库者，不得私相交易”。太平兴国七年（982）闰十二月“诏，闻在京及诸州府人民或少药物食用，今以下项香药止禁榷广南、漳泉等州船舶上，不得侵越州府界，紊乱法条”。随着福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区域内外交通条件的改善，泉州港对外联系越来越广泛。如前所述，“福建专擅交通高丽”，在海外贸易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以至元丰五年（1082）二月，勃泥（今加里曼丹）王“复遣使贡方物，其使乞从泉州乘海舶归国，从之”。因此，在泉州设置市舶司已迫在眉睫。熙宁五年（1072），“诏发运使薛向曰：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比言者请置司泉州，其创法讲求之”。元□二年（1087），北宋政府“诏泉州增置市舶司”。

泉州市舶司的设置，确立了泉州港在海外贸易中的地位，并进一步促进了福建海外贸易的发展。当时的泉州“土疆差广，齿笈至繁……厘肄杂四方之俗，航海皆异国之商”，“驿道四通，海商辐辏。夷夏杂处，权豪比居”素号“乐土”，“珍奇毕集，近联七邑百万家；生聚实番，远控重溟数十国”。时至南宋，“泉距京城五十有四驿，连海外之国三十有六岛，城内画坊八十，生齿无虑五十万”，“近接三吴，远连两广，万骑貔貅，千艘犀象”。泉州港的地位稳步上升，逐渐超越两浙，并有凌驾于广州之上之趋势。从宋室南渡前二年（宣和七年，1125）赐予三路市舶司的度牒数目，即可反应此种趋势。宣和七年（1125年），“三月十八日，诏降给空名度牒，广南、福建路各五百道，两浙路三百道，付逐路市舶司充折博本钱，仍每月具博贸并抽解到数目，申尚书省”。

宋室南渡进一步抬升了泉州港在海外贸易中的地位，终使泉州凌驾于其他海外贸易港之上，成为海外交通贸易之枢纽。宋室南渡后，定都于杭州，明州离行在太近，宋廷患有不利，加上两浙舶司收入时已无多，促成两浙路舶司之永久罢废。《宋会要辑稿》载：乾道二年，“诏罢两浙路提举市舶司……今福建、广南路，皆有市舶司，物质浩瀚，置官提举，试所当宜，唯是两浙路置官，委是冗蠹，乞赐罢废，故有是命”。

其后，又先后罢杭州市舶务（绍熙元年，1190年），温州、秀州、江阴军之市舶务（庆元元年，1195年），仅留明州市舶务。而且，宋室南渡后，泉州距行在更近。当时，无论是陆路，还是海路，相较于广州更为便捷，故当时宋廷规定由泉至杭与由广至杭的时间颇有不同，淳熙二年（1175）二月二十七日户部“欲令福建、广南路市舶司，粗细货物并以五万斤为一全纲，福建限三月程，广南限六月程到行在”。因此，正是宋室南迁，国家经济文化中心转移至东南沿海，形成朱熹所言“岂非天旋地转，闽浙反为天下之中”之形势，使得泉州超越两浙、凌驾广州，居于海外交通枢纽的地位。

《舆地纪胜》即载：“况今闽粤莫盛于泉州，外宗分建于维城，异国悉归于元市。”《梦粱录》则载，两浙海商“若欲船泛外国买卖，则是泉州便可放洋”，又“若商贾止到台、温、泉、福买卖，未尝过七洲、昆仑等大洋。若有出洋，即从泉州港至岱屿门，便可放洋过海，泛往外国也”。南宋泉州港已成为海商进行海外贸易的主要门户。

在境内外交通条件改善、经济联系加强和航海技术进步的基础上，福建海商依托渐居于海外交通枢纽地位的泉州港，相较于其他地区的海商而言，自然居于更为有利的位置。再加上宋代福建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福建海商具备了与“外商海贾”相提并论的国内沿海商人代表之有利条件。因此，宋代以来，所谓的“闽商、闽贾、闽船”的足迹所及，屡见于时人文献，福建海商必然为今人所注目。未完待续......欲知下回，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xiaoyida_com ，回复 xse97111 获取完整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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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小说内容节选自：外文原版小说 《大话闽商》

作者：李刚
最后更新于：2016年09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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