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十大科学家:茅以升》：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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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小立下“奋斗”宏愿，到86岁时回顾说：人生之路崎岖多于平坦，忽似深谷，忽似洪涛，好在有桥梁可以渡过，桥梁的名称叫什么呢？叫“奋斗”。

1．镇江茅家

公元1127年，金国军队攻陷宋朝都城开封，虏走钦宗皇帝，北宋被灭。中原官民纷纷逃往江南避难。家住开封鼓楼的宋朝武功大夫茅康全家也加入了逃难行列；辗转流离，终于在镇江定居下来。

茅家到江南后的第769年是公元1896年。这一年的1月9日，一个婴儿的呱呱坠地，在茅家引起了小小的轰动，因为婴儿生下来手心通红，人人都说是大福大贵之兆，昭示着茅家将要发达和显赫。

新生儿的祖父茅谦，去年秋天刚中了举人，正在准备进京考进士，恰在这时又添了一个身带吉兆的孙子，更是喜上加喜。他为婴儿取名“以升”，自然是希望孩子将来前程远大，茅家后继有人，家业昌盛。茅谦是一位具有强烈爱国心的读书人，当时中日甲午战争还硝烟未散，他正为国家的命运担忧，为孩子取名“以升”，也寓意着希望国家升平的愿望。

以升出生后不久，甲午战争以中国惨败结束，李鸿章代表清政府赴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爱国人士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联合全国各地进京会试的新老举人1300多人签名上书，要求朝廷立宪变法。茅谦也积极参加了上书活动，上书的初稿上有他写下的不少意见和建议。然而仅仅3个月，这场变法运动就遭到了血腥镇压，以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染北京菜市口刑场而告终。

茅谦在中举前，已是镇江、扬州一带的著名文士，曾被湖南学使聘为幕僚，与谭嗣同结为至交。变法的失败，尤其是挚友谭嗣同的被害，对茅谦的精神打击极大。他仕进之心大减，回到镇江，在诗酒中寄托愤世嫉俗之心。他的后半生以兴办教育、造福地方为己任。

茅谦于1896年底将全家迁往求学环境更好的南京。当时以升才10个月，在母亲的怀抱中乘船到达南京。茅家在镇江根深叶茂，亲朋故旧众多。茅谦虽迁居南京，根基仍在镇江。他每年都要带家人回镇江祭祖扫墓，参与家族事务。镇江的老宅还在，他家人可以随时回去居住。茅谦身居南京，仍以镇江为家，这对幼小的以升影响很大；以升虽不在镇江长大，却对镇江感情很深，一生以镇江为家。

茅谦在南京，主要从事文化教育活动。1902年，他创办了《南洋官报》，第二年创办养正学堂，后又创办达材师范学堂，晚年还回镇江创办城南学堂，培育家乡学子。

茅谦精通文学，有诗文传世；年轻时还曾跟岳父杨子安先生学习过天文历算。以升从小就喜爱文学和数学，是与祖父的影响分不开的。

茅谦还是一位水利专家。他少年时，正逢太平军起义，镇江曾一度是主要战区，他到苏北兴化避乱数年，在那里又经历了大水灾，他亲眼看到洪水淹没人民生命财产的惨状，开始留心水利事业。壮年时他远游河南、河北、湖南、安徽等省，考察各地水域；曾参与规划治理江苏水患。到晚年，他还参加了广东的治水工作。他一生写了60多篇关于水利工作的文章，汇集成《水利刍议》一书。茅以升后来选定桥梁专业，与祖父的影响有很大关系。

茅谦有三个儿子：乃登、乃封和乃经。以升是乃登之子。乃登自幼受父亲熏陶，学问扎实，思想进步，在镇江进学秀才，到南京后补博士弟子员，曾做过《中外日报》和《申报》记者，任过书局编辑，当过国文教员。后来与弟弟乃封一起参加军队，对辛亥革命做出一定的贡献。

以升的母亲韩石渠，天资聪颖，靠自学读了很多书，能诗善文，见识过人。14岁时，父亲被诬下狱，她忧急万分，奋笔写下一份辩诬状，有理有据，情辞感人，使父亲的冤案得以昭雪。茅谦认为韩石渠真乃奇女子，极力促成了她和乃登的婚姻。婚后，她不仅是乃登持家的贤内助，而且还帮助丈夫出谋划策，评阅文稿。乃登做记者时，她经常能对丈夫将要见报的文章提出很中肯的意见，把文章修改得更加完美。她与乃登生三男（以南、以升、以新）一女（以纯）。她非常钟爱自己的儿女，但决不溺爱放纵。她最关心的是儿女们的读书求知和做人处世。以升成长道路上的几个关键时刻，都得到了母亲的教诲、激励和指导。

2．好奇的幼儿

以升天资聪慧，3岁时，母亲开始教他识字，5岁就随哥哥以南到一家私塾读书。课本是《论语》，老师只要求学生一节一节地死记硬背，背不出来就用戒尺打手心。小以升觉得没有一点儿学习的乐趣。

他从小好奇心极强，总是睁大眼睛，歪着小脑袋出神，显出呆头呆脑的样子。家里有的大人不喜欢他这个样子，就开玩笑说他不是茅家人，是从门外的台阶上捡来的。小以升听了半信半疑，就去问妈妈，妈妈叫他不要相信，他还以为妈妈在故意安慰他。“管它姓茅不姓茅，”他想，“只要我长大能读书干活就行。”

上私塾期间，家里有人又对他开这种玩笑。他又想，如果我真不是茅家人，又何必赖在茅家吃饭呢？

有一天，小以升看见门口站着一个讨饭的，心想：“他既能挨家讨饭过活，我何不跟他走呢？”就和讨饭的谈了起来。家里人感到奇怪，问他说些什么，他回答说：“我想跟他走。”大家这才惊慌起来，都认真地对他说，以前是开玩笑的，“你千真万确是茅家人！”小以升这才放了心。

“我至今还记得这个故事。”茅以升82岁时回忆说，“因为它激发了我可以独立的精神。”

小以升七八岁时，开始对“科学”发生了兴趣。

南京有个风俗，过春节时家家玩花灯。以升家有一个走马灯，里面有一个能转动的小轮子，轮子四周粘了许多彩色的纸人纸马；轮子底下有蜡烛，一点着蜡烛，轮子就会转动起来。纸人纸马的影子射到墙上，形象很生动，就好像简单的“影戏”。小以升感到很有趣，但不知道其中的道理。

“走马灯的轮子为什么会转呢？”他问爸爸。“小轮子里从中心到四周，有许多叶片，又薄又轻，蜡烛的热气吹到叶片上，小轮子就转起来了。”

听了父亲的讲解，小以升拿起走马灯仔细地研究起来。他反复将蜡烛点着又吹灭，果然叶片受热气一吹，就带动纸人纸马转动起来，吹灭蜡烛，轮子就停了下来。他想到：“如果热气大点儿，轮子不就转得更快吗？”于是就在轮子底下多放了一支蜡烛，果然那轮子就加倍地转动起来了。

小以升对自己这个新发现非常得意。

3．立下“奋斗”宏愿

8岁那年，以升从私塾转到思益学堂读书。学堂是一所效仿欧美教育模式的新式小学，是由一批具有新思想的“江南才子”创办的。思益学堂虽是个小学，但教师都很有水平，一些人还很有名气。著名史学家柳冀谋先生就在这所学校教历史课。以升的父亲茅乃登在江南官书编译局任编辑，也来兼任思益学堂的业余义务国文教师。教师中有些人后来成为辛亥革命的中坚分子，以升在这里受到了新思想的熏陶。

在思益学堂，以升的科学兴趣大大地发展了。以升特别喜欢数学。放学回家，他常常边吃花生米、边演算数学题，很长时间头也不抬。从数学演算中，他得到了极大的乐趣。对数学的爱好，为他后来学习和研究科学技术打下了基础。

9岁生日那天，三叔乃经送给他一本没有着色的世界地图，这本书在他面前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他原来以为南京城最大，外地也和南京一样；想不到中国还有那么多大城市，中国以外还有那么多国家，各地的地形和风土人情竟是那样千差万别。于是他萌发了要周游中国和世界的愿望。后来这个愿望果然实现了，他的足迹不仅遍及中国，而且他还到过世界上许多国家。他一生都没有忘记这本世界地图。

就在这一年夏天，一个偶然的事件影响了茅以升一生的职业选择。

南京秦淮河自古是热闹繁华之地。每年端午节，河里都要举行赛龙船盛会。河上的几座桥，是观看竞赛的最佳位置，桥上总是挤满了人。

端午节前一天，几个同学来约以升第二天去看赛龙船。妈妈不想让他去，说他太小，怕去后挤丢了。以升再三恳求，妈妈才答应让他去。正巧这天晚上，他突然肚子痛，非常难受，几乎一夜没睡，第二天自然就去不成了。

傍晚，一个同学来到以升家，说：“你幸亏没去，如果去的话，可能掉到河里淹死了。”

以升大吃一惊，急忙问怎么回事。“我和几个同学挤在文德桥上看赛龙船，”同学说，“人太多了！桥栏杆突然被挤断，几块桥面铺板也坍了下去，不少人掉到水里……”“人都救起来没有？”以升打断同学的话，急切地问。“淹死了几个人，”同学回答，“我们学校的一个同学，也差点儿就完了。”

同学走后，以升怔怔地坐在床上，浮想联翩。修桥是让千万人过河的，但是桥要造得不好，就会引起灾难，有桥反而不如无桥了，那些被淹死的人，应由造桥的人负责。他暗暗下定决心：将来我要造桥，一定不会造得像文德桥。

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升已不像小时候那样呆头呆脑了，而变得英俊灵秀，性格也越来越要强好胜。

10岁那年暑假的一天，一位客人来访问二叔乃封。以升很懂礼貌地送上一杯茶水。这位客人大概懂相面术，见了以升就对二叔大加赞赏说：“这孩子相貌不凡，将来一定了不起，要给你家光宗耀祖的呀！”

听到客人的话，以升心里很受用。不料二叔却说：“他还是个孩子，样样还不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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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这本是二叔的客套话，而以升却认真起来，心中的得意顿时消失，暗想：“你说我样样都不行，我来行的给你看！”从此发奋读书，再不出外玩，除吃三顿饭外，关在房里不见人。有时一段书看不完，连饭也不吃。家里人以为他和人生气，却找不到和他生气的人，二叔也不知道他是跟自己赌气呢。

就这样，在一个暑假里，他看了很多书，不但把课本看得烂熟，还看了不少新知识、新思想的书。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感到自己的思想大有变化。从此把古人的一句格言“一寸光阴一寸金”牢记在心，有空闲就看书，成为终身习惯。

就在这一年，祖父在条幅上写下了苍劲雄浑的“奋斗”两个大字送给他。他理解祖父的意思，一生把这两字作为座右铭。他在晚年回顾一生时说：“人生之路崎岖多于平坦，忽似深谷，忽似洪涛，好在有桥梁可以渡过，桥梁的名称叫什么呢？叫‘奋斗’。”

4．刻苦的中学生

1906年，还没读完小学的茅以升以优异成绩考入新成立的江南中等商业学堂。那时他还不到11岁，是全校最小的学生。

商业学堂是当时全国屈指可数的新型中学之一，在社会上有很大名气。它的头两任监督是两榜状元黄思永和张謇，后来由宗嘉禄接任，他是中国现代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的父亲。学堂教师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优秀人才，史学家柳翼谋先生也从思益学堂转到这里任教。学堂的设备很好，学生一律住校。

学堂实行欧美新式教育。课程有数学、物理、化学和英文，还有历史、地理和体育，到高年级还要学法文。每天上午、下午各三节课，早晚还有自习课。

学堂的考试很严格，以升学习刻苦，成绩总在年级前10名。在商业学堂5年，坚实地打下了他的科学知识基础。

以升的英文也入门很快，读了不少英文书。他特别喜爱英文文学作品，如《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鲁宾逊漂流记》、《孤星血泪》和《痴汉骑瞎马歌》等。

以升还是学堂体育场上的活跃分子，特别喜欢踢足球。他身材矮小，跑动灵活，善于迂回穿插到对方禁区，临门一脚，破门得分。他还在假期学会了骑马，常在南京下关至明孝陵的大道上来往奔驰。

他不分严冬酷夏，每天清晨用冷水洗脸，午后用冷水洗身。渐渐养成习惯，成为他一生强身健体的重要方法，直到85岁还在坚持，引起了访问他的日本朋友的注意。日本朋友回国后在日本杂志上作了报道，称为“茅氏冷水浴法”。

后来茅以升在科学上的成就，是与他坚持体育锻炼，保持良好的健康状态分不开的。

以升在商业学堂，也有愤愤不平之处。刚入学时，新生分为甲、乙班。以升入学成绩好，以为自己应分在甲班，却被分到了乙班。他发现分在甲班的都是富贵子弟，认为自己被分到乙班，是因为家中贫寒，感到很不公平。他暗下决心，一定要争这口气，在学习上超过他们。他家有时经济困难，连食宿费都不能及时交上，招致一些富家子弟的嘲笑。他无话可说，可心里很不服气，想：“你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他在阅读新书中得到的新思想使他认识到，这个社会太不合理了，觉得自己真是生不逢时。

同班有个同学叫曹天潢，家里穷得连铺盖都没有，平时生活极其艰苦，但他刻苦学习，连星期天也不回家，整天在教室或宿舍中埋头读书，考试总是第一名。以升非常佩服他，心想，还是穷孩子有出息。他主动向曹天潢学习，两人成了亲密朋友，经常在一起学习讨论。

以升虽然家贫，每星期还有几个铜板的零花钱。因受曹天潢的影响，他从不乱花，积攒起来买了不少课外书，与曹天潢一起阅读。

在柳翼谋先生和祖父的指导下，以升在这5年中也很坚实地打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

柳先生的历史课，文化内涵丰富深厚；《史记》、《汉书》等古籍，他都已烂熟于心，讲课时能自如地引用，讲得津津有味，以升非常爱听。

柳先生和茅谦是同乡，论辈分茅谦为长辈，但在文化上，两人是忘年至交。因为有这层关系，柳先生对以升格外用心培养。以升聪敏好学，富有才华，深得柳先生喜爱。在柳先生指导下，以升利用星期天和假期读了许多古书，文化修养大大提高。

茅以升终生尊柳先生为师。他成名后，柳先生为他写了一副对联：礼乐本百圣 桥梁通八荒

上联指茅以升的传统文化精神，下联指茅以升的科学技术成就。茅以升非常珍视这副对联，将它悬挂在客厅中，直到逝世。

祖父茅谦认为文学修养对一个人的成功非常重要。但商业学堂以数理化和外语为主，没有多少时间学习中文。他怕以升中文不进步，特别是对古文不熟悉，就利用暑假教以升学习古文。他和以升不住在一起，每天都按时来给以升讲课。

祖父的教法很特别。他先用毛笔写出一篇古文，让以升在旁边看着，用心记住他写的字，写完后再开始讲。他要求以升尽快把这篇文章记牢，明天上课时背诵给他听。使祖父感到意外的是，那些短小精练的古文，他刚写完，以升就能把全篇背诵下来了。祖父大为吃惊，连连称赞以升“聪明”，心里就别说有多高兴了。

通过这种方法，以升记住了大量的古文作品，像孔稚圭的《北山移文》、王勃的《滕王阁序》、杜牧的《阿房宫赋》等脍炙人口的文章，他都能一口气背诵下来。

这种学习方法的一个附带收获是，锻炼了茅以升的记忆力。不论是文章、数字或故事，只要他集中注意力，都能很容易地记住。后来他把数学里的圆周率记到了小数点后的100位，到80多岁还能一个不差地背下来。大家都感到惊奇，说他是记忆天才，但他却不这样认为。“我认为记忆力的好坏，不完全是天生的，主要靠锻炼，”茅以升说道，“一把刀，越磨越快，不磨不用，就要生锈了。”

5．小小叛逆者

茅以升在商业学堂读书时期，正是辛亥革命风暴来临前夕。像商业学堂这样的新式学校，是最容易受革命影响的。茅以升就是学生中较突出的反叛者之一。

戊戌变法的失败，彻底暴露了清政府极其腐朽的本质，越来越多的爱国知识分子认识到，必须推翻清政府，建立新型的共和国，中国才会有出路。从1902年到1905年，国内陆续出现了许多革命团体。如黄兴、陈天华在长沙成立兴中会，蔡元培、章炳麟在上海成立复兴会，吕大森、刘静庵在武昌成立日知会，等等。

1905年，孙中山联合诸多革命团体，在日本东京创建统一的革命党———同盟会，提出“驱逐鞑虏，复兴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创办《民报》作为宣传革命的阵地。

同盟会积极在国内发展会员，扩大组织，开展武装斗争。从1906年到1908年，孙中山、黄兴等人先后在广东、广西、云南等地发动了六次武装起义。虽然都失败了，却到处点燃了革命的火种，越来越多的爱国者投入了革命的行列。

当时，严复翻译的进化论著作《天演论》在知识界非常流行。他用生物进化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规律来解释中国的现实，指出中国面对列强的侵略，如不奋起抗争，奋发图强，就有亡国灭种的危险，在知识分子中起到了极大的激励作用。

1907年，茅以升也读到了《天演论》，被书中新颖的思想深深地吸引住了。他爱不释手，反复阅读，不但学到了生物进化的科学知识，而且还激发了爱国、报国之心。

他还经常阅读《新民丛报》和当时的革命书报《浙江潮》、《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等，其中的革命思想强烈地感染了他。他还不理解什么叫“革命”，但他幼小的心灵里已开始萌发反叛精神。

1907年5月，安徽警官学校校长、革命党人徐锡麟，谋划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在安庆起义失败，被剖心处死；与徐锡鳞约定同时起义的女革命家秋瑾，继续在浙江部署起义，因叛徒告密，被捕牺牲。

商业学堂的学生从《民报》上得知这一消息，都非常震惊，一时群情激愤，自发举行了悼念活动。茅以升和另一位同学裴荣在悼念会上慷慨陈词，痛斥清政府残杀爱国志士的暴行。

1908年11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清政府下令全国举哀。商业学堂也设立了祭堂，学生们在老师带领下，每天要举哀一次，行三跪九拜礼。进步的学生早已痛恨帝制，哪能忍受这些繁文缛节，在每次举哀时，以升和一些同学故意做出各种怪叫声，闹得祭堂乱哄哄的，使举哀活动变成了闹剧。

过后不久，裴荣带头把辫子剪掉了，以升也跟着剪掉了辫子。

要不要辫子在清朝可是个要不要命的大问题。汉族男人原来是头发全留，绾结在头顶上。清兵刚入关时，强迫汉人依从他们的风俗，剃掉脑袋前半部分的头发，把剩余部分的头发辫起来拖在身后，并把要不要辫子作为愿不愿归顺大清的一个标志，甚至提出“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口号。有无数不愿剃发留辫的人惨遭屠杀。

清末的革命党人，都以剪辫子来表示与清王朝一刀两断的决心。

以升和裴荣还在清王朝的统治之下，也效法革命党人剪掉辫子，按大清律法是大逆不道的行为，要在以前可是杀头之罪。好在当时清王朝已自身难保，管不了那么多了。学校当局为了应付上面，给以升和裴荣记过处分了事。

但被处分总是不好的事，以升心里悒悒不乐。母亲看出了他的心思，把他叫到跟前，夸他有志气，做得对。以升打心眼里感激母亲的理解和支持。

1911年4月27日，孙中山和黄兴又在广州发动了一次规模较大的起义。黄兴率领敢死队冲进总督衙门，陷入清军的重围中，革命军100多人战死，起义失败。过后，革命党人找到了72位烈士的尸体，合葬于广州黄花岗，并编写《七十二烈士传》，宣传他们的革命精神。他们中有许多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他们义无反顾的牺牲精神令人敬佩。林觉民烈士起义前写给妻子的诀别书中，表达了他“以天下人为念，为天下人谋永福”死而无憾的决心。喻培伦烈士在激战中胸前挂着一筐炸弹，边冲锋边投掷，身负重伤，被俘牺牲。

茅以升读着《七十二烈士传》，禁不住热泪盈眶，热血沸腾，他只恨自己年龄太小，不能立即投身到革命中去。未完待续......欲知下回，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xiaoyida_com ，回复 xse90843 获取完整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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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小说内容节选自：传记名著小说 《华人十大科学家:茅以升》

作者：孟宪明
最后更新于：2016年09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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