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颖飞 ：清华简《良臣》散宜生与西周散氏

新发现的散氏器，与传世器结合，以清华简《良臣》的散宜生为导引，为研究散氏的历史面貌提供新的契机。...

清华简《良臣》有“柬（散）宜生”，系文王的贤臣。散宜生多次见于传世文献，是著名的文王“四友”之一。作为西周初年重要的人物，散宜生的后人，传世文献缺载，但西周金文有不少散氏的材料[1]，一定程度上可补其缺失，据此或可管窥西周散氏这一世族的兴衰。

西周散氏器中，散氏盘最为著名，自晚清发现以来，便为学界所重，很多著名学者都有专论，近年仍有学者进行考辨。[2]1960年扶风召陈村窖藏出土一批散氏器，曹玮等学者有论述。[3]这些散氏器的考释与研究，关注的是考释铭文及探研相关制度，积累了很多成果。近年来，韩巍已从世族的角度，系联了散氏铭文材料，进行综合研究。[4]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以最新发现的清华简《良臣》切入，结合传世文献，重新系联散氏铭文，探究西周散氏的大貌。清华简《良臣》载“柬（散）宜生”，与闳夭、泰颠、南宫适、南宫夭、芮伯、伯适、师尚父、虢叔等并为文王良臣：



这一记载与《书·君奭》可相印证，简文包括散宜生在内的前四位及最后一位“虢叔”，《君奭》皆记为文王重臣：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闳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颠，有若南宫括。

《君奭》的这五臣，除“虢叔”、“泰颠”外，余下三位及简文的“师尚父”（即太公望），便是《尚书大传》所称的文王“四友”：

文王以闳夭、太公望、南宫括、散宜生为四友。

他们在见文王之前已经相交，《尚书大传》曰：

散宜生、南宫括、闳夭三子相与学讼于太公。四子遂见西伯于羑里。

随后，他们就向纣“献宝”救西伯出羑里。《尚书大传》曰：

散宜生遂至犬戎氏取美马驳身朱鬣鸡目者，之西海之濵取白狐青翰，之于氏（一作于陵氏）取怪兽尾倍其身名曰虞，之有参氏（一作莘）取美女，之江淮之浦取大贝如车渠，陈于纣庭。纣悦，曰：“非子罪也。”

“散宜生”后疑漏“等”字。“取贝”又见于《仪礼》贾公彦疏引的《尚书大传》：

纣囚文王，散宜生等于江淮之间，取大贝如车渠以献于纣，遂放文王。

“散宜生”后有“等”字，《左传》孔颖达疏也可印证：

郑玄《尚书注》据《书传》为说，云：“……纣得散宜生等献宝而释文王。”

结合四子见西伯，“散宜生等”应指四子，即四友。《史记·齐太公世家》的记载稍异：

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闳夭素知而招吕尚。吕尚亦曰：“吾闻西伯贤，又善养老，盍往焉。”三人者为西伯求美女奇物，献之于纣，以赎西伯。

求宝救西伯的仅是散宜生、闳夭、吕尚（太公望）三人，而无南宫括。即便如此，散宜生都在其列。尽管求宝救西伯不是散宜生一人所为，但他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作为文王四友之一，有重要的政治地位。

散宜生至少仕了文王、武王、成王三代，《君奭》载：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闳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颠，有若南宫括。武王惟兹四人，尚迪有禄。

郑玄注：“虢叔先死，故曰四人。” “四人”即前文所指闳夭、散宜生、泰颠、南宫括。除南宫括外，其他三人都参加了武王克殷后举行的仪式，见于《逸周书·克殷》：

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王，散宜生、泰颠、闳夭皆执轻吕以奏王。

在这次标志周取代商的重大仪式中，散宜生处仪仗之中，仅列周、召二公之后，在武王时期有重要地位。

散宜生曾仕武王，后世文献也有记载。《论语·泰伯》云：“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马融注的这“十人”就包括了“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适”这文王四友。

成王即位时散宜生仍在世。《后汉书·班彪列传》载：

昔成王之为孺子，出则周公、邵公、太公、史佚，入则大颠、闳夭、南宫括、散宜生。

包括散宜生在内的“入则”四人，应即《君奭》“武王惟兹四人”的四人，这是合理的，毕竟武王在位时间很短。

散宜生的族源，有的文献归为“散宜氏”，即“散宜”是复合族氏名，所据是《大戴礼记·帝系》的一条材料：

帝尧娶于散宜氏之子，谓之女皇氏。

同样的记载也见于《世本》。“散宜”作为复合氏名，是很可能的，商代铭文中有大量的复合氏族名。但是，《帝系》所言的“散宜氏”是帝尧时期，距商代末期已经过于久远，期间并无其他散宜氏人，是否就是散宜生的先人，恐难论断。散氏究竟是什么姓，还关乎到夨氏的族姓问题，历来争论纷纭，近年仍有学者专文讨论。[5]问题的关键在于，金文中有“散姬”、“夨姬”，而散、夨通婚，根据同姓不婚原则，散、夨中只能有一个是姬姓。

“散姬”铭见于传世器散姬方鼎：

散姬乍（作）
（尊）鼎。（《集成》02029）

散、夨通婚见于散伯簋、匜：

（散）白（伯）乍（作）夨姬宝
（尊）
（簋），其万年永用。（散伯簋，《集成》03777—03780）


（散）白（伯）乍（作）夨姬宝彝。（散伯匜，《集成》10193）

铭文中的“夨姬”，“姬”是父姓，夨姬无疑是来自姬姓国的女子，但并不能断定这件器是媵器还是夫为妻作器。如果是媵器，“夨”则是夫氏，而散就是姬姓。但也很可能是夫为妻作器，那么“夨”是父氏或夫氏的可能都存在[6]，便不能确定散、夨哪一国是姬姓。

夨还与郑姜通婚，见于夨王簋盖：

夨王乍（作）奠（郑）姜
（尊）
（簋），子子孙孙其万年永宝用。（夨王簋盖，《集成》03871）

这件器和上引的散伯簋、匜性质相近。不能仅据此铭文，裁断铭文中“郑姜”之“姜”是“郑”的姓还是“夨”的姓。

除“郑姜”外，西周铭文中另有“奠伯”、“奠姬”，见于
盘：

……用乍（作）朕皇考奠（郑）白（伯）、奠（郑）姬宝般（盘）……（
盘，《集成》10172）

同为
的器，还有一件鼎，“奠伯”、“奠姬”省写为“奠伯姬”：

……用乍（作）朕皇考奠（郑）白（伯）、姬
（尊）鼎……（
鼎，《集成》02819）

器时代比郑桓公封郑早，进而引发论争，焦点在于对“奠”字的理解，乃至对于夨、散等的姓有不同论断。李峰、陈昭容等学者认为，
盘铭文中的“奠伯”、“奠姬”即“郑伯”、“郑姬”，“郑”是夫氏，系姜姓，而夨王簋盖铭中的“郑姜”，“郑”是父氏，夨非姜姓，结合散伯簋铭的“夨姬”，夨为姬姓。[7]吴闿生、柯昌济等学者认为“奠”是谥法[8]，近年杨亚长重申此论，并进而认为夨为姜姓，散为姬姓。[9]

把
盘铭文中的“奠”看作谥法似更合适。尽管西周金文当中的“奠”一般指“郑”，但也不能排除“奠”是谥法的可能。奠可读为定，《逸周书·谥法》载：“大虑静民曰定，安民法古曰定，纯行不爽曰定。”

考辨散、夨的姓，夨王器也提供了线索。“夨王”器在西周金文有多例，如：

夨王乍(作)宝
(尊)鼑(鼎)。（夨王方鼎盖，《集成》02149）

夨王乍(作)宝彝。（夨王觯，《集成》06452）

夨王乍（作）奠（郑）姜
（尊）
（簋），子子孙孙其万年永宝用。（夨王簋盖，《集成》03871）

夨王方鼎盖、夨王觯是西周早期后段器，夨王簋盖是西周中期后段器。另外，散氏盘是西周晚期器，铭有“夨王”。无疑，从西周早期至晚期，“夨”始终称王。西周分封的各诸侯国，西周金文中尚无称王之例。张政烺已指出“同时称王者皆异姓之国，处边远之地……而非周室封建之诸侯。”[10]此为确论。近年，李学勤就金文中的申王、吕王撰文，呼应了张政烺的论断。[11]“夨王”也应类于后者，是边戎之王，属于西戎的一支，系姜姓之戎。

如果上说成立，即夨系姜姓，则散氏无疑是姬姓。

值得注意的是，散氏确有与姜姓通婚的金文材料。《考古图》录有一件散季簋，铭文有：

㪔（散）季肇乍（作）朕王（皇）母吊（叔）姜宝簋（《集成》04126）

这件散季为母亲叔姜作的器，表明其母亲是姜姓，散氏与姜姓通婚。考古发现也有印证。1960年陕西扶风县召陈村发现的散车父器，有两件壶，铭文也可证散氏与姜姓通婚：



这些材料证明散氏与姜姓通婚，结合夨为姜姓，更印证了散氏一再与姜姓通婚，散氏当然不可能是姜姓，而又据金文“散姬”（《集成》02029）以及散夨通婚铭的“夨姬”（《集成》03777—03780、10193）俱见，散、夨两者中必有一为姬姓，散是姬姓无疑。散宜生的后裔，传世文献失载。散宜生的氏族名，即便是“散宜”，但可能至迟在西周早期后段，已可称为“散”氏。正如同为文王四友的“南宫”氏，可简称为“南”氏。西周金文中尚未见到“散宜”这一复合族名，但散氏则多见，这些散氏，应系散宜生的后人。

西周早期的散氏，除散宜生外，传世文献无载，但金文中有散伯，见于散伯卣。

散伯卣有两卣一盖，同铭。一卣藏故宫，未见器形，器、盖铭各有拓片（《集成》05301）。另一卣见《流散》（140）[12]，有器形，铭文仅有一摹本无拓片。传世另有一盖的拓片（《集成》05300），或出于此器。铭文为：

（散）白（伯）乍（作）
（任）父
（尊）彝。

《流散》出版前，散伯卣的器形不为学界所知，韩巍从字体特点将器的时代定在西周早期。[13]这基本是合适的，从铭文的风格以及“
”、“彝”等字，散伯卣铭文符合西周早期的特点。综合形制、纹饰考察，散伯卣的时代可进一步定为西周早期后段，即康昭时期。散伯卣体扁圆、鼓腹、折沿、花蕾形纽，王世民等将这类卣定为Ⅱ1式，流行于西周早期。[14]这件卣腹部有明显倾垂，时代可能偏晚，应是西周早期后段器。卣盖缘、器颈各饰一圈云雷纹饰地的相对的长尾鸟纹，分尾，下部的鸟尾已上卷，与甘肃白草坡M2伯卣的纹饰相近，后者为康王时墓，散伯卣的时代疑相近。[15]如果这一推测成立，这位“散伯”活跃在康昭时期，疑系散宜生孙辈。上文已述，散氏的传世器中，有一件散姬方鼎。此器仅存拓片：

铭文中散字的写法与散伯卣稍不同，左上所从竹有讹变：

散姬乍（作）
（尊）鼎。

器原是刘体智善斋旧藏，器形不传，出土情况不明。从字体看，如“姬”字等用笔方折，“
”、“鼎”等字属较早形体，疑不晚于西周中期。器以“方鼎”为名，张懋镕已指出方鼎在穆王之后“迅速衰弱下去”[16]，这件器很可能不太晚，结合字体，疑为西周中期前段器，散姬大约处于穆王前后。

前文已述，散是姬姓，那么这位散姬便应是散国的女儿。她应活动于周穆王前后，疑即上文西周早期散伯卣器主“散伯”的女儿或孙女辈。

西周散氏器，除单件的外，主要有两批。一批传清末出土，即显示散、夨通婚的散伯簋、匜。另一批为科学发掘的，即散车父窖藏所出诸器。这两批器散字写法不同，前者写作“
”；后者写作“㪔”，从攴、�，字见于《说文》，也见于甲骨文，应是散的本字，而“
”则是“�”讹写为“竹”并增“肉”的繁写。这两批器的时代也应在西周中期后段。

显示散、夨通婚的散伯簋、匜，传光绪中陕西凤翔县出土，今存簋4件、匜1件。四件簋形制、铭文相同，都是环耳三足簋，敛口，鼓腹，腹的最大径偏下，一对兽首双耳衔环，圈足下有三个兽面扁足，足尖外卷，全器皆饰瓦纹，王世民等定为西周中期偏晚器[17]，应是合适的。上述散姬方鼎的“散”和这批器的“散”写法相同，都写作“
”。

另一批科学发掘的，即1960年春陕西扶风县召陈村一窖藏出土的散车父器。此窖藏共出土了19件青铜器，其中有铭器14件。散氏器计11件，都是同一人器，有“散伯车父”、“散车父”、“散氏车父”三种称呼，分别为散伯车父鼎4件、散车父簋5件、散车父壶1件、散氏车父壶1件。

散车父器的时代，学界有分歧，主要有西周中期后段、西周晚期两种说法。马承源、彭裕商等认为散伯车父器是西周晚期器，彭裕商更据其与颂器形制纹饰的相近等特点定为宣王器。[18]王世民等将散伯车父鼎、簋列为西周中期后段，但论断并不坚定，说“或为西周中期偏晚约当夷王前后器”。[19]张懋镕则持夷王说，或说是中晚期之交器，其中一个依据是散伯车父鼎历日与夷王的历谱相合。[20]

西周中期后段器（尤其是孝夷器）与西周晚期器的区分有一定难度。西周中期后段的传世文献材料极少，不太可能根据铭文内容确定时代。懿孝夷的王年又较短，若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年表，懿孝夷三王相加才22年，而孝夷相加仅14年。如此短的时间，铜器的形制、纹饰与厉王时器未必有典型的差别。这一时期前后的器物的断代易有争论，散伯车父器是一个典型例子。

散伯车父器有鼎、簋、壶，其中簋有两式。[21]图片如下[22]：

根据王世民等先生的研究，鼎为Ⅳ4式，簋为Ⅳ2式，壶近Ⅲ式。[23]鼎、簋1饰窃取纹，簋2饰重环纹，壶颈饰顾首垂冠分尾鸟纹、腹饰垂鳞纹。从形制、纹饰上看，这批器不仅见于西周中期后段，也流行于西周晚期，后者如史颂器、函皇父器皆为其例。

尽管孝夷器与厉宣器很难区分，但散伯车父鼎历法四要素俱全，为断代提供了重要依据。张懋镕已指出，这件鼎的历法与夷王时期相合。因此，我们倾向将这件散伯车父鼎定在夷王时期。从铭文字体、形制纹饰来看，定在中晚期之交的夷王时期也是合适的。

值得注意的是，《考古图》录有一件散季簋，仅有摹本（《集成》04126），历日与散伯车父鼎完全一致。这件器的散字，和散车父器的写法也相同，都写作“㪔”。铭文曰：

隹（唯）王四年八月

初吉丁亥，㪔（散）季

肇乍（作）朕王（皇）母吊（叔）

姜宝簋，㪔（散）季其

万年子子孙孙永宝。

这是散季为母亲叔姜作的祭器。铭文中的“叔姜”，应是散车父窖藏壶铭的“
姜”，散季和散车父系兄弟。两件壶铭文一繁一简：“
姜”之“
”应是父家氏名，西周中期有
侯鼎（新收01598），疑即此“
”氏。由
侯鼎的器主称“侯”，可知“
”也是国名。

散车父壶铭显示，散车父为“皇母
姜”作壶的目的是“迎姞氏”，即迎接姞氏的来嫁。这与同窖所出的散伯车父鼎、簋相呼应。但散车父簋与鼎铭不同，铭文曰：

㪔（散）车父乍（作）
（？）姞
（饙）簋，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

“
（？）姞”与鼎铭的“
姞”，姞字前缀的两字都从“邑”，应是氏名。两铭是否同一人，有不同观点。[24]若不是同一人，则是同姓（姞姓）的两氏分别将女子嫁给散车父。[25]但也有可能是同一人。同一族属的铜器中，两位姞姓的氏都从邑，过于巧合。而且从字体上看，“
（？）”字右上半所从并非“白”字，右倾，与“
”字例2斜度相近，不排除讹写的可能。



从这一散氏窖藏看，西周中晚期之际，散氏仍繁盛，与姜姓的
氏、姞姓的
氏等通婚。能确定为西周晚期的散氏器，最重要的是散氏盘，传乾隆初年出于陕西凤翔[26]，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散氏盘窄沿、附耳、高圈足，腹饰长尾夔纹，足饰兽面纹，是西周晚期常见的形制与纹饰。如下图。

器的时代，有厉王、宣王两种说法。郭沫若、唐兰等多数学者持厉王说，刘启益认为是宣王器，韩巍定为厉宣之际。 [27]

从形制、纹饰而言，厉王与宣王器难以区别，仅能从铭文的内容裁断。散氏盘铭文[28]：





铭文记散、夨两氏分田，所涉人物众多。其中有“焂从
”，黄绍箕、王国维等学者早已指出他就是
攸从鼎及簋盖之“
攸从”[29]，也即
从盨之“
从”，但对于
攸从器的断代，仍有不同论断。[30]

我们持厉王说。
攸从鼎及簋盖同铭，历日四要素俱全：

隹（唯）卅又二年三月初吉壬辰……。（《集成》02818、《集成》04278）

从盨铭则残损具体的日：

隹（唯）王二十又五年七月既朢□□（《集成》04466）

攸从鼎又铭“夷大室”，定在厉王是合适的。

除了历日等的因素外，这批器铭文的性质，也是可以断在厉王时期的一个重要原因。与散氏盘相类，
攸从器也是记录分田之事，后者更为此而进行诉讼，这与厉王时期的政治形势相合。唐兰先生在《怀念毛公鼎、散氏盘和宗周钟》一文中，对于厉王时期特殊的政治形势已有很好的论述：

周厉王在周王朝已经衰微以后，颇想振作有为；他在经济方面曾有一番改革，重分土地，为的要收赋税；另一方面，他曾屡次南征，想开拓疆土。但由于他的许多新办法对奴隶主们的既得利益有矛盾，对人民仍是残酷压迫，奴隶主们说他好利，人民对他没有好感。所以大家起来把他轰走了。[31]

唐先生将土地纠葛与厉王南征、好利等相联系，极为敏锐。尽管“重分土地，为的要收赋税”，并无充分的证据，但散氏、
攸从等贵族的一系列土地转让，无疑是当时特殊的政治经济条件造成的，很可能为了南征，必须有大量收入，以致“好利”，土地转让乃至诉讼便多有发生。

土地的转让，是权利分配的一大体现。厉王时期的土地转让，一个重要的形式便是厉王将某贵族的土地转让给另一贵族，如
攸从盨便是将夫、
小宫和限的土地转给
攸从，1992年陕西西安市徐家寨出土的吴虎鼎，也是同样的例子，鼎铭有记：



厉王曾经将虞官
的土地给虞官虎，宣王时期重申了这个命令。这次重申，说明厉王的这个命令没有得到实施，这很可能发生在厉王末年，社会动荡，厉王权利即将不保，方才没能实现。吴虎鼎的这个例子，反映了厉王末年政治动荡的一个侧面。

厉王末年的这一政治动荡，其中一个原因，很可能是厉王对贵族土地的再分配。目前的材料，尚难以管窥这一转让与分配的范围究竟有多大，但从
攸从盨铭来看，至迟厉王二十五年便有发生，而就吴虎鼎铭来看，一直延续到了厉王末年。

需要强调的是，散氏盘和
攸从器、吴虎鼎，虽然都记土地转让，时代也相近，但涉及的职官却有很大不同，与其他器铭都由中央职官主持不同，散氏盘铭所涉职官仅仅是散、夨两地职官，并无中央职官。这与其他西周中期土地转让类的铭文，如裘卫诸器、师永盂等都不同。[32]散氏盘的这一特殊性，很可能是因为夨王是戎人，夨土非周土，不属周王直接控制。

厉王时期，散氏仍有能力与夨王争田，其氏族无疑是强大兴盛的。

散、夨两氏分田，表明散、夨是接壤的近邻，这也便于他们有婚姻关系。上文已述，证明散夨通婚的散伯簋、匜，时代应是西周中期偏晚，离厉王时期并不久远。值得注意的是，散氏盘与散伯簋（《集成》03780）传都是清代陕西凤翔县出土，有可能出于一地或相近地。清代凤翔县的范围较大，下辖包括今凤翔、岐山、扶风等。而散车父诸器是唯一科学发掘的器群，出于今扶风县召陈村，也即清代凤翔县范围内。既然散车父诸器与散伯簋、散氏盘，都出土于清代凤翔县范围内，而这些器的时代相近，不排除出土地点相近的可能。如果这个推测成立，至少从西周中期后段到西周晚期早段，散氏活动中心区域在今扶风召陈村附近，即散车父窖藏所在。[33]

宣幽时期散氏的情况尚存疑。宣王时期的标准器四十二年逨鼎，铭有“司工散”，“散”虽不排除是散氏简称的可能，但也可能仅是氏族名。散氏是散宜生的后代，系西周时期最重要的世族之一。除散宜生外，传世文献对这一世族缺载。对于散氏的了解，主要依托西周金文。宋代已有散氏器的著录，散季簋录于《考古图》、《金石录》等。清代，多有散氏器的发现，散氏盘、散伯簋（《集成》03780）则记录了传出地点。当代，新发现了散车父器群。新发现的散氏器，与传世器结合，以清华简《良臣》的散宜生为导引，为研究散氏的历史面貌提供新的契机，研究结果简要如下。

第一，散宜生历文武成三代，作为文王四友之一，是当时重要的贤臣。散宜生的氏族名，即便是“散宜”，在西周早期后段已可称为“散”氏。

第二，散宜生孙辈或孙辈之子，是铭文所见第一位散伯，活跃在康昭时期，即散伯卣（《集成》05300）的器主。

第三，散是姬姓。
盘中“奠姬”之“奠” 不能为确定散、夨的姓提供依据。“夨王”是戎人之王，“夨”不太可能是姬姓。

第四，“散姬”（散姬方鼎，《集成》02029）是散氏的女儿，应活动于周穆王前后，疑为“散伯”（散伯卣，《集成》05300）的女儿或孙女辈。

第五，西周中期后段，有一位散伯（散伯簋，《集成》03780），他可能是“散姬”的下一辈，与夨通婚。

第六，夷王时期，散伯车父是散氏之长，与姜姓的
氏、姞姓的
氏等通婚。散伯车父的一个弟弟是散季（散季簋，《集成》04126）。

第七，厉王时期，散氏仍兴盛，能与夨王争田（散氏盘，《集成》10176）。厉王对贵族土地的再分配，是厉王末年政治动荡的重要原因，这种再分配，至迟厉王二十五年已存在，延续到了厉王末年。

第八，从西周中期后段到西周晚期早段（厉王），散氏活动中心区域在今扶风召陈村附近，散伯簋（《集成》03780）、散氏盘疑也出在附近。

2014年11月20日初稿

2016年7月12日二稿

2016年11月3日三稿

附：本文初稿曾在“泰山学术论坛——《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与儒家经典专题国际学术研讨会”（2014年12月5日，烟台大学）上宣读。二稿发表于《出土文献》第九辑（中西书局，2016年10月）。交清样后，仍发现有个别错误，某些想法也有改变，故再行修改。

注释：

1. 散是否即其氏名，文献有不同记载。《大戴礼记·帝系》曰：“帝尧娶于散宜氏之子，谓之女皇氏”，“散宜”似是氏名。《书》孔传则认为：“散、泰、南宫皆氏，宜生、颠、括皆名”。散氏盘等一系列金文材料已证其为“散”氏。

2. 主要有： 1. 阮元：《散氏盘》，《揅经室三集》，《金文文献集成》第16册，香港明石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613页。2.吴大澄：《散氏盘》，《愙斋集古录》，《金文文献集成》第12册，第340-342页。3.孙诒让：《散氏盘》，《古籀余论》卷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5-46页。4.黄绍箕：《散氏盘铭补释》，《文澜学报》1935年第1集，《金文文献集成》第16册，第620-621页。5.刘心源：《夨人盘》，《奇觚室吉金文述》卷八，《金文文献集成》第13册，第278-282页。6.王国维：《散氏盘跋》，《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86-888页；《散氏盘考释》，《古史新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3-104页。7.杨树达：《散氏盘跋》、《散氏盘再跋》、《散氏盘三跋》，《积微居金文说》（增订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7-18页。8.郭沫若：《夨人盘》，《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131页。9.高鸿缙：《散盘集释》，台湾省立师范大学，1957年。10.张筱衡：《散盘考释》（上、下），《人文杂志》1958年第3、4期。11.陈梦家：《夨人盘》，《西周铜器断代》（上），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45-349页。12.唐兰：《怀念毛公鼎、散氏盘和宗周钟》，《光明日报》1961年2月2日；《唐兰全集》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171-1177页。13.于省吾：《散氏盘铭》，《双剑誃吉金文选》，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12-126页。14.李学勤：《西周金文中的土地转让》，《光明日报》1983年11月30日；《散氏盘》，《李学勤金文授课笔记》2011年春季学期，待刊。15.曲英杰：《散盘图说》，《西周史研究》，《人文杂志丛刊》第二辑，1984年版，第325-330页。16.李仲操：《散氏盘地名考》，《庆 祝 武 伯 纶 先 生 九 十 华 诞 论 文 集》，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108页。17.王辉：《新解》，《周秦社会与文化研究——纪念中国先秦史学会成立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64-673页。18.王晶：《散氏盘铭文集释及西周时期土地赔偿案件审理程序窥探》，《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3. 曹玮：《散伯车夫器与西周婚姻制度》，《文物》2000年第3期。

4. 韩巍：《西周金文世族研究》，北京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第235-239页。

5. 李峰：《西周金文中的郑地与郑国东迁》，《文物》2006年第9期。杨亚长：《夭国与散国族姓问题之辩说》，《中原文物》2007年第5期。陈昭容：《“夨姬”与“散姬”——从女性称名规律谈 国族姓及其相关问题》，《古文字与古代史》第三辑，（台）联经出版社，2012年版，第251-286页。

6. 夫为妻作器，对女子称名，一般是父氏+父姓，也有夫氏+父姓。参看吴镇烽：《也谈周代女性称名的方式》，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16年6月7日，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822。

7. 李峰：《西周金文中的郑地与郑国东迁》，《文物》2006年第9期。陈昭容：《“夨姬”与“散姬”——从女性称名规律谈夨国族姓及其相关问题》，《古文字与古代史》第三辑，第251-286页。

8. 吴闿生：《盘》，《吉金文录》卷四，中国书店2009年。柯昌济：《盘》，《韡华阁集古录跋尾》，《金文文献集成》第25册，第157页。参看张政烺：《张政烺批注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下册，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84页。

9. 杨亚长：《夭国与散国族姓问题之辩说》，《中原文物》2007年第5期。

10. 张政烺：《夨王簋盖跋——评王国维的〈古诸侯称王说〉》，《古文字研究》第十三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9-180页。

11. 李学勤指出，“申王之孙”即“申文王之孙”，“王”是楚文王。至于吕王，“实系卢戎之王”。参看李学勤：《试说青铜器铭文的吕王》，《文博》2010年第2期。

12. 刘雨、汪涛：《流散欧美殷周有铭青铜器集录》，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4页。

13. 参看韩巍：《西周金文世族研究》，第236页。

14. 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第122-124页。

15. 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第206页。

16. 张懋镕：《商周方鼎探论》，《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5-87页。

17. 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第100页。

18. 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357-359页。彭裕商：《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巴蜀书社，2003年版，第446—447页。

19. 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第40页。

20. 张懋镕：《宰兽簋王年试说》，《文博》2002年第9期，载《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7页。

21. 曹玮：《周原出土青铜器》第二卷，巴蜀书社，2005年版，第158-215页。

22. 以下器影皆出自吴镇烽《金文通鉴》，分别为：02297、04838、04841、12404。

23. 参看：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第34-40、91-95、139、255页。

24. 《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三）认为是同一人，曹玮认为是两人。参看曹玮：《散伯车父器与西周婚姻制度》，《文物》2000年第6期。

25. 有学者从一角度讨论西周的婚姻制度，参看曹玮：《散伯车父器与西周婚姻制度》，《文物》2000年第6期。

26. 《陕西金石志》：“据古商苏氏云，是器于乾隆初年出于凤翔，由其祖经手出售。”参见武树善：《陕西金石志》卷二，《历代碑志丛书》第17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

27.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第129-131页。唐兰：《怀念毛公鼎、散氏盘和宗周钟》，《光明日报》1961年2月2日。刘启益：《西周纪年》，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88-389页。韩巍：《西周金文世族研究》，第238页。

28. 铭文每行字数颇多，为了行文方便，不按行款，而据内容分段。

29. 黄绍箕：《散氏盘铭补释》，《金文文献集成》第16册，第620-621页。王国维：《散氏盘考释》，《古史新证》，第96-98页。

30. 主要有夷王、厉王、宣王三说，陈梦家持夷王说，郭沫若、容庚、唐兰等大多数学者持厉王说，刘启益持宣王说。参看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第266-267页；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第129-131页；刘启益：《西周纪年》，第388-389页。

31. 唐兰：《唐兰全集》三，第1173页。

32. 参看李学勤：《西周金文中的土地转让》，《光明日报》1983年11月30日。

33. 王国维认为散地在大散关，从散夨所分地涉汧水，以及散氏盘传出地点与其他散氏器出土地点来看，都不合适。

原载《出土文献》第九辑，中西书局，2016年10月，此为修订本。

感谢作者授权发布     编辑：李凯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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