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亭：最後的冒險─科茲洛夫與匈奴古墓記

「喪葬禮制」專輯2016年12月16日至18日廈門大學歷史系召開「中國古代喪葬禮制青年學者研討會」，共有21...



「喪葬禮制」專輯

2016年12月16日至18日廈門大學歷史系召開「中國古代喪葬禮制青年學者研討會」，共有21位青年學者與會，分別進行專業報告，熱烈討論。會後張聞捷與游逸飛商議撰寫會議報導，進而以「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二十二）」的名義，邀集部分與會學者惠賜相關稿件，組成「喪葬禮制」專輯，在「先秦秦漢史」公眾號上推送，拋磚引玉，以饗學界。這也是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第一次嘗試舉辦的網路活動。歡迎大家支持研習會，惠賜相關文章，充實「喪葬禮制」專輯。

百年前在中國西北地區的考古探險活動，乃至於整個歐洲對於東方大陸研究的熱潮，和列強侵略的野心糾扯不清。在那多事之秋，伴隨著戰亂與政權更替的是各式遺址的「發現」。在河西走廊，英國人於敦煌石窟計取寫經，在蒙古荒漠，俄國人挖出消失於地圖中的西夏黑水城。

1907-09年黑水城的發現確實是科茲洛夫（ПетрКузьмич Козлов, or P. K. Kozlov, 1863-1935 [圖1]）個人最重要的成就；終其一生，科茲洛夫共參與了六次遠征隊伍，深入川藏、新疆、蒙古等地考察。而事實上，他的探險活動並沒有因為帝制的推翻而中止。在蘇聯時期，他仍然活躍於所屬的蘇聯地理學會中（前身為俄國皇家地理學會），並於1923-26年進行了生涯第六次的遠東探險。[圖2] 在最終回的蒙古─西藏考察團，科茲洛夫上校率領大隊人馬先落腳於蒙古。這一次，由於複雜多變的政治環境，一行人並沒有辦法自烏蘭巴托脫身，於是改變計畫專注於周遭的墓葬材料，意外勘查出規模龐大的匈奴墓葬群。最終，考察團隊發現了212座墓葬，並挖掘出驚人的寶藏。

這批考古出土文物除了部分歸還蒙古政府，大部分藏品在聖彼得堡冬宮博物館三樓常設陳列。相較於大名鼎鼎的敦煌壁畫與黑水城佛畫，這批材料較少被國人關注；除了語言隔閡，還由於當年蘇聯勢力介入蒙古地區的獨立運動，加上戰後的鐵幕封鎖，資料相當零碎。然而不可忽視的是，它們運用新的科學方法帶來的新視野與在歐洲學界造成的轟動，並不亞於前面所述的發現。

墓葬簡介

發現墓葬群的諾顏烏拉山區（Ноин-Ула），位於今日蒙古共和國首都烏蘭巴托以北100公里處，舊屬土謝圖汗部，乃注入貝加爾湖的色楞格河上游部份。嚴格來說，山區內的墓葬又分成三群：蘇楚克台(Судзуктэ, Sutsuzkte) [圖3]、楚魯姆台(Цзурумтэ,Tsuzurumte)和古德日台(Гуджиртэ,Gudjirte)。諾顏山為花崗岩地貌，在當地的石英岩中或多或少的都含有黃金，在清末已有俄人科樂德與庫倫辦事大臣連順訂定合同開闢金礦。而楚魯姆台谷口地區，正是1912年被探勘金礦的技師巴勒洛德（А. Я.Баллод）發現第一個墓葬的地方。[1]

在科茲洛夫的團隊裡有兩位資深的助手負責監督墓葬的開挖工作，他們首先清理了楚魯姆台谷口的巴洛德墓葬，然後試掘了八座大墓和四座小墓。這八座大墓是：楚魯姆台谷口的Андреев,Конратьев；蘇楚克台谷口的M1、M6、M12、M23、M24、M25。[圖4] 第一批出土文物在1924年底就運往列寧格勒（今聖彼得堡）存放，並出版簡報。[2]整體而言，研究人員觀察出這些大墓均呈南北向，墓葬的封堆平面呈甲字形，參雜著石塊，坑深六到十三米不等，坑內中還建有台階，南側帶有墓道；坑上多有盜洞，有回填的痕跡。撰寫報告者還很詳細地介紹了保存良好的墓室結構：松木製內、外兩重木椁，與墓坑的方位一致均為南北向。內外椁的木材是到墓地後再拼裝，內外椁的南壁一般幾乎緊貼在一起，而其餘各壁的距離則較寬敞，置有隨葬品。內外椁之間由立柱支撐，棺椁的底板上都鋪有地毯，側壁則用織物來裝飾。最後是內棺，置於內椁中，其形制大體相同，且製造均按嚴格的制度來進行，這些工匠已能借助榫卯來固定木板。[3]根據在墳塚的填土中發現有駱駝頭骨以及木炭的痕跡，當時顯然是先把墓坑和墓道填埋好，然後再舉行弔唁死者的儀式。

至於墓內出土的文物，則情況不一。由於墓葬經過盜擾，貴金屬器並不多見，所幸，墓葬群地處高海拔山區的凍土層環境中，利於有機物質的保存，因此有大量的織品出土，材質種類多元。而且在出土當時，報告提到「棺椁之間的回廊側壁上裝飾著織物。椁室的底板上則鋪有毛毯。」[4]另外木器、棺椁的細節描述也很多：「在棺的底部還發現了繪有大雁圖案的漆畫殘片，可能這種圖案原來是繪在棺木表面上的。」[5]最關鍵的發現之一，當屬中國製漆器的出現，是漢代典型的漆耳杯。[圖5] 梅原末治成功解讀出杯底側邊的銘文，解決了斷代問題。首先，漆耳杯底部明確寫有「上林」二字，表明是上林苑製造；而底側的小字銘文為：「建平五年九月，工王潭經，畫工獲壺，天武省」。[6]「建平五年」為西元前三年，銘文樣式為標準的「物勒工名」，把所有負責人都寫上，為品質把關。如此一來，即可確信這批墓葬的時間點為西元前一世紀左右，東西兩漢之交。

隨著出土物品越來越豐富多樣，研究團隊當然是想要繼續深入探究（多挖一些）的。但這批墓葬並不像西夏黑水城處於管轄鬆散的地區。新成立的蒙古人民政府相當重視這批出土文物，[7]因而要求部分出土物品運回境內，以茲紀念兩國人民友誼，並待日後建成博物館之用。另一方面，俄國勢力在清末以來即積極拉攏蒙古王公貴族，以圖取自身最大利益；1930年代，蘇聯已成為蒙古政府的最大債權國；而中國仍處於政權割據的狀態下自顧不暇，對於外蒙的獨立，只能表示抗議。第一批文物確實有部分運回蒙古，[8]留在列寧格勒博物館者被跨國研究團隊進行整理，例如德國柏林東亞博物館館長科摩爾(Otto Kümmel, 1874-1952)、英國的葉慈教授(W. PercevalYetts, 1878-1957) 、以及日本的梅原末治。1925年匆促成書的考古簡報其實並不完整，然而隨著各國文字轉譯，消息已經傳開，而墓葬群在之後也陸續進行整理，有新的發現。[9] 1933年Camilla Trever在列寧格勒出版的英文著作─Excavations in Northern Mongolia(1924-25)，可做為正式報告，增列了文物清單。由於戰爭的延誤，梅原的觀察心得於1960年才出版，基本上詳實記錄了許多物品的功能與原本可能的使用脈絡。最完整的彙整，當屬1962年魯金科出版的《匈奴文化與諾彥烏拉巨塚》，但他沒有親身參與考古挖掘，只能憑藉前輩的資料彙整推敲。

所幸，科茲洛夫有寫日記的習慣，能幫助我們還原當時許多的細節，以補充報告的不足。[10]在考察任務接近尾聲的1926年秋，筆者讀到了令人興奮的消息：

八月二十八日。完全意外的早晨，(蒙古方)向我提出請求，為來到烏蘭巴托訪問的中國教授—考古學家于右任展示諾顏古墓。我因舟車勞頓而疲憊，況且這樣匆促到肯特山的行程完全不在我們的計畫中。[11]

來自中國的考古學家[圖6]

來信情商者，是當時任蒙古內政部副部長的歷史學者札木薩賴諾甫(Жамцарано Цыбен Жамцаранович, 1881 - 1942)，[12]在那蘇聯政府積極拉攏蒙古的年代，吾等不知科茲洛夫是盛情難卻抑或情勢所逼，他「最終還是答應了」；當天一行人便驅車前往考古現場。當年在聯俄容共的大環境底下，讓于右任的壯遊成為可能；其生平履歷中，確有一段俄蒙記行，乃五原會師之前奏，自俄歸途中的意外插曲。

于右任留心考據與訪碑的嗜好，在擔任陝西靖國軍總司令時期即可見一斑。他在陝北一代收羅了大量的魏碑誌石，更改堂號為「鴛鴦七誌齋」；未久前才剛確認《廣武將軍碑》重出於陝西。或許是這樣的背景，讓他被冠上了考古學者的出場介紹。他也自白，早在1925年剛發現墓葬不久，就經管道打聽到消息，一心嚮往。此時滯留烏蘭城，正是天賜良機：

「至圖書館，得俄人葛塞洛瓦《北蒙古發現古墓記》，為之狂喜。」[13]

無論如何，兩人是有緣碰上了。當天出發的隊伍，還有一群于右任的年輕跟班：武官史可軒(1890-1927)、任警齋(後任中山學院總隊長)、陳家珍、擔任翻譯的馬文彥(1902-1983)、還有具地緣關係的樂景濤(1884-1944)。[14]抵達山區時夜色已深，便暫駐附近農家，稍事休息。由於史可軒等三人留宿當地華僑家中，得知許多挖掘過程的細節。其中一名文姓村人曾受雇掘墓，指認出《古墓記》書中照片中人有其同事老趙，又云：

「某與某片皆為墓中鑲壁之緞，某片為棺內之銀質片，某片為瓦罐，罐下有小圓孔，內盛黑米子，此皆由工作之墓而得者。」…「棺內鑲金約一製錢厚，有非中國式之馬鞍及藤條馬鞭各一，衣褲襪一籠統，鞾係蒙古式，黑色髮甚多，裹以黃緞。」[15]

這和考古報告裡的敘述可互為表證，得出更多的細節。工人所說的棺內鑲金，與報告說明出土時棺面或髹黑、紅漆或以彩色顏料繪畫圖案，並在表面上釘許多包金箔的四瓣花形棺飾，外覆以絲帛。[16]《禮記‧喪大記》載：「君，椁棺用朱、綠，用雜金簪。大夫，裹棺用玄、綠，用牛骨簪。」諾顏山墓地的型制，顯然有仿效漢制的意味。此處棺木的工法，表示墓葬等級在王侯間。

隔天一早，科茲洛夫帶一行人前往參觀蘇楚姆台谷地的幾座大墓，稍作簡介，發現于教授全程都聚精會神專心傾聽。而于右任也向他詢問昨晚聽聞中最感興趣的話題—那村民口中已經壞成兩塊的印章：

「有玉印一，篆文當時無識者，惜已壞成兩塊」。

在追問過後，科茲洛夫承認道：

「破而大者不知，余所得則小而完者。」越日以原形拓片見示，謂此物亦存列寧格勒博物院，又曰：「出此玉印處共三墓，地近招木多。諸君前日並未至其處，發掘此墓者為蒙古人，此印由余出資購得者。」[17]

由此可知，至少有三方完整的玉印於附近墓群出土，和挖到一方已毀壞者。更多的細節出現在科氏日記中，他寫道：

九月一日。晚上，一群中國人簇擁我至于教授處。會談到最後我了解到，于教授對於諾顏古墓出土的印章非常感興趣。他說，其中刻有中國女性的名字「Си-Эр-хо」（音譯：西爾后），「應該是，」─他補充道，「當時住在諾顏地區的首領們，和某匈奴們合謀與中國女子劫親。」另外也激起教授極大興趣的是鄂爾渾的印章，然而，他認為（印文）不是中文。[18]

筆者力有未逮，並未親見于氏口中「葛君古墓記」，也未在後來的博物館出版品中找到有關玉印的資料。所幸，于氏原文中，尚保留另外一方印文的拓片，可得釋文為：「細天私印」。[19][圖7] 以印文風格觀之，確是標準漢印無誤。而以玉冶印，也說明了印主具有一定的身分地位。在漢代葬俗，此類姓名印有時會放在往生者口中，或置於頭部附近；外觀多覆斗紐式，大小約在兩公分左右見方。《漢書‧西域傳》中有載，武帝元封中，以江都王女「細君」為公主，出嫁烏孫，烏孫王昆莫尊為右夫人。[20]此位細君公主是漢代和親史上少數留名者，並有詩歌傳唱。可惜，吾人不得而知諾顏地方的此位「細天」，是否也是和親宗室女，抑或是王昭君的好姊妹，或根本是搶婚而來的中國女子。

最後的歸宿

儘管墓主們的身分未詳，吾人倒是可以透過博物館展示的髮辮略窺一二。[圖8] 這些黑色、深栗色的長髮編成三綹或兩綹，有的還被包覆在絲織的髮套內，兩端用毛繩捆束；色澤仍然光鮮，看來髮質頗佳。考古報告中超過120條的髮辮，出土時或放在棺與內椁之間，或放置在內外椁之間的迴廊中；如此龐大的數量不可能全部是死者的，目前公認這些髮辮屬於匈奴貴族的妻妾，在墓主死後妻妾們割下髮辮代表自己殉葬。匈奴人剺面割髮的葬俗以往只在壁畫中出現，能看到實例相當難得。

另外，這些王侯等級大墓所留下的陪葬品，豐富了博物館的館藏。以材質分，除了木質漆器、貴金屬飾品及少量的陶器、寶石等雜項，就屬各式衣物、綾羅綢緞等織品最引人注目。匈奴人常把織物用作幃幔，來裝飾居室的四壁；墓葬中的陳設也仿效生前，用上大量織品做為裝飾。其中一件巨幅尺寸的氈毯，工法之細膩複雜，足以代表本地特色。[21][圖9] 此件鬥獸紋氈毯，是用皮革和各色絲絨製成，十分耐用。圖樣分成三組層次：內區中心地帶以紅色線織漩渦紋，周圍以十字紋等布塊裝飾一圈；中區邊帶寬24-28公分，在淺黃底紋上縫九組鬥獸，各組中間又以樹形貼花間隔。最外區收邊的深色織品，疑似拼接來自中國織造的幾何織錦，紋樣規整而與前者風格不類。鬥獸紋樣，是斯基泰（Scythian）等游牧民族喜愛的裝飾母題，阿爾泰地區出土的文物經常可見猛獸或猛禽攻擊偶蹄動物的形象；我們在此看到的是老鷹攻擊麋鹿、以及旄牛和長角怪獸纏鬥的動作[圖10]。

同一墓中，還出土另外一件大型掛毯的殘片。在修復後的掛毯上，可見中層主紋描繪的是人馬圖，僅存的左半部可見三位騎士和三匹馬，騎士著無領上衣，打扮與中亞遊牧民族相仿，馬兒則身形修長，各自顧盼。上下裝飾帶的捲草紋刺繡略有對稱，間雜有帶翼的神獸、手持矛盾的人物等子題。[圖11] 有學者認為，裝飾帶上這種希臘化風格的獅頭鷹格里芬（gryphon），流行於西亞的帕提亞王朝。[22]也有學者主張是來自那布勒斯地區的織品。都更明顯的西方因素，是M25出土的織品殘片中有男子肖像：人面部飽滿，眉眼粗大，毛髮濃密，以陰影法表現臉龐立體輪廓；深目高鼻，唇上留有修剪的髭鬚，額上還綁有一條束帶，頭髮在後頸露出。[圖12] 這些「舶來品」，說明當時文化交流程度之頻繁，見證了早期絲路上的商業貿易。

當然，最大量的出土絲綢及布匹，來自於中國朝廷的賞賜，[23]或是和親所帶來的嫁妝。這些漢地織物有簡單的染織，也有做工複雜的綾羅綢緞。M12出土的一塊殘錦造型相對簡單但清楚明白，較為樸實的表現生命之樹、山岳和神鳥主題，[圖13]與漢朝的神仙思想有關。此條長形錦布上同樣的造型重複出現三次，使用了深淺不一的茶色系織線交織出主紋與地紋。

華麗的絲綢更多用在貼身衣物上。匈奴男子一般身穿寬大的燈籠褲和長袍，足蹬靴子。這樣的打扮在草原民族中十分普遍，差別並不大。M6中出土有男性的毛質燈籠褲；相較之下，同墓出土的中國式褲子，則是由兩個獨立的部分組成，沒有連接兩腿的胯襠。展示櫃裡的一條褲腿是用華麗的中國絲綢縫製而成，絲綢上還繪有圖案，梅原稱之為「雲岳騎馬織出文錦」：紅褐底色上有淺色的波浪狀雲紋或山岳，間有射手騎乘飛馬追捕飛羊。褲裡則是用素面的紅色絲綢縫製。經過剪裁的褲子是由整塊的帶狀絲綢面料組成，分別在褲子前面和後面進行縫製。其轉角處非常突然，幾乎是直角，褲腿下面變得很狹窄，在褲腳處還縫製了毡製的靴子。[24]而這件褲腿的特殊之處，還在於織匠在圖樣的空隙處，織有「新神靈廣成壽萬年」八字。[圖14] 墓葬群出土的其他中國織品中也有找到漢字，但這件字數最多，織品面積也最大、保存良好。

其他匈奴墓主跟漢朝互動的證據，除了上林苑製造的漆耳杯，還有M12出土的雙龍紋玉璜[圖15]，玉質潔白尚未沁色，龍身變細，曲折纏繞，兩龍的頭部接近，龍頭之間有捲雲紋，是東漢時期龍紋玉璜的特徵。[25]另外還出土有銅鏡，車馬器具，也說明了貴族階級相當依賴漢地的奢侈品。林林總總，不再贅述。相對於右老只能在考古現場看到積滿泥水的墓坑，吾人能在博物館內舒服的觀賞藏品，實在是幸福的多。

離別

總有曲終人散的時候。送完客人後，科茲洛夫也和另外一行隊友會合，乘車離開了烏蘭巴托。以科茲洛夫的角度來看，雖然前往西藏的計畫被迫中止，然而在蒙古地區的意外收穫，也算是殊勝因緣。對於此次遠征的評價，科茲洛夫清楚認識到這些從蒙北肯特山脈發現的匈奴古墳，由於挖掘出極具考古價值的千年古物，將使它們在二十世紀初期聲名大噪，也讓他的名聲更加不可磨滅。而跟于氏一行人交流的經驗，也使他印象深刻：

會談結束時，我們都對即將離別感到惋惜，並約定互相通信。于右任給我一幀在莫斯科拍攝的肖像作為紀念禮，上面附有他的親筆簽名。[26]

已過耳順之年的科茲洛夫，在回到列寧格勒後身體狀況迅速惡化，蒙古考察成了他最後的冒險。而正值壯年的于右任在回國後便忙於救國大業，和俄方失去了聯繫，僅在多年後發表專文回憶。東西雙傑的歷史性會面，為戰亂中的人民與土地增添了一份溫暖的友誼。僅以右老詩一首代為結語：

諾顏山下萬松秋，松下何王置寢丘，萬古長眠忽驚起，列寧城裡一勾留，道是匈奴可不疑，呼韓寇塞為名姬，王嫱墓內知多少，繡韈傷心殉葬時。硃文繆篆秀而工，玉印還疑出漢宮，蘇武班超青史滿，無名女子苦和戎，金沙自是累名王，鬱鬱佳城竟被創，皕十二墳秋草白，白頭訪古到窮荒，竟無片石記雄名，勝蹟湮于代幾更，宮女如花滿氈帳，祇今同客列寧城，一墳數十美人尸，望斷天兵破虜時，轉惜英雄多鼠竊，曹瞞只解贖文姬，埋恨何年史不詳，殉身遺痛等沙場，中原兵敗詞人老，持節北來弔國殤。[27]

參考書目

上海大學同學會編，《右任詩存初集》，上海：大東書局，1948。

于右任，〈考察外蒙古土謝圖汗部諾顏山下蘇珠克圖地方二百十二古墓記〉，原載於1932年之《新亞細亞》期刊，3卷5期。復刻於徐麗華、李德龍主編，《中國少數民族舊期刊集成》（北京：中華書局），2006，冊60，頁581-584。另收於于右任先生百年誕辰紀念籌備委員會編，《于右任先生文集》（台北：國史館，1978），頁216-221。

于右任先生百年誕辰紀念籌備委員會編，《于右任先生詩集》，台北：國史館，1978。

馬健，《匈奴葬儀的考古學探索》，甘肅：蘭州大學出版社，2011。

潘玲，《伊沃爾加城址和墓地及相關匈奴考古問題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

梅原末治，《蒙古ノイン・ウラ發見の遺物》，東京：東洋文庫，1960。

CamillaTrever, Excavations in Northern Mongolia,Leningrad: J. Fedorov Printing House, 1932.

Mark Sutcliffe ed., The State Hermitage- Treasures from theMuseum’s collections, Vol. 1 , London: Booth-Clibborn Editions, 2014.

Walter Perceval Yetts,'Discoveries of the Kozlov Expedition,' The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 48:277, pp.168-185.

П. К. Козлов,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Монголию1923-1926: Дневники, подготовленные к печати Е. В.Козлова»,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49. （科茲洛夫，《蒙古遊記1923-1926：日記由Е. В.科茲洛娃編輯打印》，莫斯科：全蘇聯地理學會，1949。）

С. И. Руденко.«Культура хуннов и Ноинулинские курганы», Москва-Ленинград: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62. 中文版：孫危譯，魯金科，《匈奴文化與諾彥烏拉巨塚》，北京：中華書局，2012。

圖版說明

圖1 1925年科茲洛夫照。圖版來源：«Тибет идалай-лама.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Москва: Эксмо, 2013.

圖2 科茲洛夫第六次探險的路線圖。圖版來源：«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Монголию 1923-1926: Дневники,подготовленные к печати Е. В. Козлова»,頁235。

圖3蘇楚克台谷口風景。于文有載：「至主穴，東西北三面環山，松林蔥鬱，案前山口忽開展約六七十里，眼界為之一寬，此殆中國堪輿家所謂蟠龍穴歟？」圖版來源：«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Монголию 1923-1926: Дневники,подготовленные к печати Е. В. Козлова»

圖4墓葬群分布示意圖。圖版來源：《蒙古ノイン・ウラ發見の遺物》，插圖2，頁5。

圖5 M6建平五年漆耳杯冬宮博物館藏。上部圖示來源於《蒙古ノイン・ウラ發見の遺物》圖版59，下部筆者自攝。

圖6 1928年于右任照。圖版來源：張雲家編，《于右任專輯》，台北：長虹，1966。

圖7 「細天私印」。圖版來源：《新亞細亞》，第三卷五期。

圖8各式髮辮冬宮博物館藏。筆者自攝。

圖9 M6鬥獸氈毯線描圖。圖版來源：《蒙古ノイン・ウラ發見の遺物》，圖版15。

圖10 M6鬥獸氈毯局部細節冬宮博物館藏。筆者自攝。

圖11 M6人馬圖掛毯冬宮博物館藏。筆者自攝。

圖12M25西洋男子織品殘片冬宮博物館藏。筆者自攝。

圖13 M12染布上的仙山、神鳥與生命之樹冬宮博物館藏。筆者自攝。

圖14 M6雲岳騎馬織出文錦褲腿，上繡有「新神靈廣成壽萬年」八字。冬宮博物館藏。右部圖版來源：《蒙古ノイン・ウラ發見の遺物》圖版35，左部筆者自攝。

圖15 M12雙龍紋玉璜冬宮博物館藏。圖片來源：Mark Sutcliffe ed., The State Hermitage- Treasures from theMuseum’s collections (Vol. 1 , London: Booth-Clibborn Editions), 2014, P565.

[1]巴洛德墓葬是諾顏烏拉墓葬群中最大的一座，但是出土物並不多；除了伊爾庫茲克博物館的收藏，還有部分在巴洛德遺孀手上，後來被科茲洛夫的考古團隊買下。

[2]«Краткие отчеты экспедиций п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ю СевернойМонголии в связи с Монголо-Тибет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ей П. К. Козлова». Ленинград:АкадемияНаукСССР,1925.

（Report onthe Expeditions to study Northern Mongolia associated with the Mongol-TibetanExpedition of P. K. Kozlov.Leningrad: Academy of Science USSR, 1925.）

[3]孫危譯，魯金科(С. И. Руденко)，《匈奴文化與諾彥烏拉巨塚》(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22。以下簡稱此書為「中譯本」。

[4]中譯本，頁17。對於M6的描述。

[5]中譯本，頁17。對於M1的描述

[6]梅原末治，《蒙古ノイン・ウラ發見の遺物》，頁30、圖版59。另外在1927年挖掘的M5出土有銘文更長的建平漆耳杯。

[7]1924年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博格達汗)去世後，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國，與蘇聯關係更趨緊密。

[8]魯金科在結論一章中提到，諾顏烏拉古墓出土的所有金器都收藏於蒙古的烏蘭巴托。

[9]1927年又有俄國團隊對其中的幾處陵墓進行挖掘，蒙古考古家道爾吉蘇榮則是在1954-57年重新勘查此地，發崛其餘墓葬；2006年俄蒙考古團隊仍在此地活動。

[10]П. К. Козлов, «Путешествиев Монголию 1923-1926: Дневники, подготовленные к печати Е. В. Козлова»,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49.日記由其夫人Е. В.科茲洛娃整理編輯，1949年於莫斯科出版。以下此書簡稱《日記》。

[11]《日記》，頁227。

[12]即札木斯朗‧策本(JamsrangiinTseveen)，出身於布里雅特的蒙古與蘇聯學者，曾於聖彼得堡大學東方系教授蒙古語。1921年參與了蒙古人民黨的成立大會，從1921-1932年擔任蒙古內政部副部長，並創建了蒙古科學院的前身並擔任常務秘書長。當他和于右任見面時，另一個身分是圖書館館長。

[13]筆者起初不確定譯名原文，但在行文的人物描述與原版所附英文對照後，確認此葛君乃科茲洛夫無誤。所謂《北蒙古發現古墓記》，應為科氏於1925年出版的簡報─《對於科茲洛夫率領的蒙古─西藏遠征隊在北蒙古地方探險所作之簡報》，詳見註2第一條。

[14]隨同一行人多是于右任的陝北同鄉，更重要的是多數為共產黨員。其中只有樂景濤是喀什克騰旗人，蒙古名慕容嘎，亦參與了蒙古人民黨的成立大會；當時正從蘇聯運回一批武器以助革命勢力，抵抗北洋政府。

[15]于右任，〈考察外蒙古土謝圖汗部諾顏山下蘇珠克圖地方二百十二古墓記〉，《新亞細亞》，第三卷五期，1932，頁129。

[16]馬健，《匈奴葬儀的考古學探索》(甘肅：蘭州大學出版社，2011)，頁93。

[17]于右任，《新亞細亞》，頁130。

[18]《日記》，頁228。

[19]《新亞細亞》，第三卷五期，頁130。復刻於徐麗華、李德龍主編，《中國少數民族舊期刊集成》（北京：中華書局，2006），冊60，頁584。

[20]班固，《漢書‧西域傳》：「漢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焉。賜乘輿服御物，為備官屬宦官侍御數百人，贈送甚盛。烏孫昆莫以為右夫人。」

[21]鬥獸紋氈毯有兩塊，大體完好者為M6出土；M1者則是在出土當時已裂為兩塊，其中一半在冬宮，一半現存蒙古共和國國立歷史博物館。

[22]馬健，《匈奴葬儀的考古學探索》(甘肅：蘭州大學出版社)，2011，頁110。

[23]例如甘露三年，呼韓邪單于朝於甘泉宮，「賜以冠帶衣裳…錦繡綺糓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河平四年，「單于入朝，加賜錦繡繒帛二萬匹、絮二千斤。」

[24]中譯本，頁46。

[25]潘玲，《伊沃爾加城址和墓地及相關匈奴考古問題研究》，頁80。

[26]《日記》，頁228。

[27]于右任，〈至諾顏山下蘇珠克圖地方二百十二古墓記〉，《新亞細亞》第三卷五期，頁127。後收於《右任詩存》、《于右任先生詩集》等書，文句稍有改動。

原载《历史文物》27卷第3期，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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