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上没了白鹿，中国再无乡土

四月二十九日，晨，在课堂例行展讲中得知消息：作家陈忠实因病在西安去世，享年73岁。心中一惊，这个世界上每天...



四月二十九日，晨，在课堂例行展讲中得知消息：作家陈忠实因病在西安去世，享年73岁。 心中一惊，这个世界上每天都有人死去，不乏伟大的作家，艺术家，思想家。媒体们会将这些伟人们的生平向人们梳理一遍，种种做法，不免让人悲戚。生前，无人问晓一位时代伟大人物的生活近况，死后，报道铺天盖地。路遥去世时是这样，加西亚·马尔克斯去世时也是这样。可能对于记者、媒体编辑们来说，完成新闻撰写发布才是他们的任务，尽管没有读过这些伟大作家的著作。一个和你不相干的人的离世，不管是普通人还是伟大的作家，都丝毫不会引起人们内心的情感波动。唯有读过逝者的作品的读者知道当得知自己深爱的作家的离世是怎样一番感受，透过作家的文字，你会发现自己的心早就和书中的人物，书里描写的场景，书里的故事背景产生了深刻的连接。

在大二那年第一次接触《白鹿原》这本书，顿时便被那场景吸引。书中的白鹿原处在渭河平原，我的老家在华北平原，两地的地理环境，人们的生活方式，文化习俗都极为相似。我脑海里儿时遥远模糊的记忆似乎被唤醒了。尽管，白鹿原的时代是一个动荡不堪的时代，满清覆灭，民族抗战，国共内战，但那里向我们展示的是一幅活生生的乡土中国的生活画卷。那里有中国乡土状况的最健康机理。一个靠宗法维系的差序格局。古代中国的法律从来是“止于郡县”，因为在农村自由一套乡民自我管理的约定法。一个村子就是一个家族的支系不断扩大的结果。我们从今天的诸多地名就能窥见一斑，善各庄、陈家湾、李家堡等等。村子的族长就是组织生产、抵御灾害、调解纠纷的领头人，这正是白嘉轩所扮演的角色，他代表着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权威，进行基层社会的管理。中国的乡土社会从来就没有国家行政意识的存在或者说没有法律的存在，村民们生活在一个熟人社会中，用乡俗乡约和舆论道德进行社会约束。当黑娃带着田小娥回到白鹿原时，由于两人非婚姻关系内的“偷情”关系，白嘉轩不允许两人进入祠堂更不允许被写进族谱，因为他们的有悖道德的行为，他们注定要受尽乡民们的白眼唾弃。鹿三觉得遭受到了奇耻大辱，似乎只有自行解除同黑娃的父子关系，他才有脸在白鹿村生活下去。你看，正是通过这种熟人社会的舆论压力，乡民们能够进行很好的自我管理与自我约束，无须法律的裁判。乡土社会的治理是靠世代积累下来的传统，这种传统就是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所说的“礼治”。他说：“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是维持规范的力量·····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而今天在城镇化进展中，我们看到了高楼大厦的拔地而起，乡村小楼的雨后春笋，我们对生活条件的改善欢欣鼓舞。我们看不到的是每天有上百的自然村落的消失，人口涌入城市，也就意味着熟人社会的消失。人们的行为也就没有了世代相传的传统的束缚，没有了周遭熟人对自己行为的舆论压力，就十分容易滋生出不轨行为。我们并不能将犯罪简单地归结为犯罪人受教育程度低。试想，在传统的乡土中国，即便没有诵咏过孔夫子的之乎者也，在没有饥馑的年月里，乡民们鲜有发生犯罪作乱的情况。人们自有一套建立在共同祖先的联系的族规族法维系着乡村社会的秩序。白嘉轩作为白鹿村的族长，在修葺学堂，整顿乡约，带领村民求雨，调解邻里纠纷上都是有着村民广泛认可的权威。在乡土中国，人们从小耳濡目染着同一套文化概念，行为规范。没有法律条文的下达，人们能够一直延续着一种稳定且趋同的生活。总得来说，农村和城市是完全不同的二元社会的存在，而到了90年代初，中国城镇化迅猛发展的时候，城乡人们也在价值观念上开始了不可逆转的同质化。记得当年在学习《现代大学英语精读》时，有篇文章泰国作家Pira Sudham 写的 Message of the Land ，以一对泰国农村夫妇之口讲述的其儿女在泰国城镇话进程中观念的变化，他们用他们微薄的工资去买漂亮的牛仔裤，也不再去耕种祖祖辈辈留下来的稻田。今天中国进城务工的农村青年们早就摒弃了乡土社会的价值观念，他们带着自己为城里十分先进的文明回到老家发现自己早已格格不入。

我们当然可以认为城乡趋同，乡村富裕程度的提高，生活水平的改善以及传统观念的彻底变化是城镇化的必然结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曾经的乡土中国就是愚昧落后未开化的粗野状态。《白鹿原》正是给我们描述了一个传统的良好的农村文化生态循环。原上有自己的文化偶像--朱先生--他有着一切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美德，谦逊、淡泊名利、治学。农村人当然也要知书达理，白嘉轩把白孝文、白孝武送到学堂读书，完成在朱先生那里的学业后便回家种田，始终向两个儿子灌输“耕读传家”的理念，非常理想化的小农经济下的生存状态。生病抓药也自然有冷先生的药铺，“财东人用轿子抬他或用垫了毛毯的牛车拉他，他去；穷人拉一头毛驴接他，他也去；连毛驴都没有的人家请他，他就步行着去了。”人们在丰收的年月，搭戏台吼秦腔。过年时，清扫祠堂，祭拜祖先。这就是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所说的有礼有序的乡土社会：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一个在乡土社会里种田的老农所遭遇着的只是四季的转换，而不是时代的变更。一年一度，周而复始。前人所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尽可抄袭来作自己生活的指南。愈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也愈值得保守。于是言必尧舜，好古是生活的保障了。

可现在，这样的乡土早已消失在了城镇化浩荡的浪潮中了。2013年的时候，我跟同学从南昌骑自行车回武昌，一路上经过了好多乡村城镇，看到了南方特有的那种老水牛孤独地站在田地里，公路两旁的村子也盖起了两层的小楼，但是却觉察不到有人居住，还有很多村子保留着祠堂，修葺一新，用颜色各异的瓷砖装饰着外墙，但大门紧闭，铁锁上覆盖着一层红锈。农村作为中央集权下的基层行政单位还存在，可是已经没了乡土。在《废都》、《白鹿原》这样的书中给我们构建出来的乡土社会早就在高歌猛进的城镇化里被摧毁了。在这些乡土小说大热的九十年代初，中国城镇化率不到30%，而在2016年的今天，中国城镇化率已接近60%。最近，贾平凹的新小说《极花》遭受了一片批评。原因他一直想把一个买不到卫生巾，尿桶里随时热气喷的农村写出岁月静好的感觉。贾平凹没能写够四十万的字数是因为他始终找不到一种合理的方法来圆自己了。但单纯从农村较为恶劣的生存环境来贬低农村是不合情理的。

可能有人总会找出《白鹿原》里描写在西北铺着炕席，篾片随时能扎进皮肉的脏兮兮的性生活、泡枣儿这些片段来讽刺“这也能称得上民族的秘史？”有这样想法的人一定觉得在城市里某个角落的桔色成人用品店里买来情趣用品，到主题酒店找炮友这种行为极具优越感。《白鹿原》所展示给我们的是一个无论时代变更，王朝兴替，人们遵循着祖宗的传统和乡绅阶层制定的指导性乡约过活的乡土中国的场景。没有确切的时间观念，日升而作，日落而息，最大的纠纷不过是鹿家的骡子耕了白家的地。今年春节期间，在朋友圈看到一篇题为《真实的中国农村是这样的》文章，作者是北京人大附中教师杨仁旺，他根据在老家江西时的所见所闻给我们描述了一个当今真实的农村：礼俗秩序崩塌，拜金之风日盛，暴戾之气横行，乡村教育凋敝等等。由于缺乏社会学的必要训练，我难以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今日农村的这种现状，更没有能力给出一个未来发展的展望。山西大学刘毓庆教授提出的一点我深为赞同：乡绅群体的消失，使乡村失去了传统文化的继承人，失去了文化领袖和灵魂，没有了指导和提升文化教育的导师，乡村的凝聚力也随之消失······中国文化是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农业文明的根在乡村。植根与乡土的中国文化之树，叶不归根，根上的水土又大量流失，这棵大树面临的不仅仅是凋敝，而是枯死！然而更令人担忧的是乡村失去“灵魂”之后，八亿农民开始离开土地，变为流民，游荡入城。城乡人口的单向流动，违背了“天道循环”的自然法则。

无论承认与否，而今鸡犬相闻已不再，杏花春雨已不再，把酒桑麻已不再，重阳菊花已不再。白鹿原上没了白鹿，乡土中国再无乡土。

参考文章：

费孝通：《乡土中国》

刘毓庆：《乡绅消失后的乡村命运》

杨仁旺：《真实的中国农村是这样的》

沈   彬：《我不在乎农村凋敝，我是城里人，你迟早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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