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你，并不可靠

被奉为圭臬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也许并不可靠...



苏晗（可道观察员）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下称EKC曲线）第一次进入公众视野大概是2015年两会期间，陈吉宁部长用其说明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随后常见于媒体对于环境与经济发展的讨论中。当时陈吉宁表示“从环境排污强度来看，我国现在已经超过历史上最高的两个国家——是当年德国和日本的2倍~3倍”，我国EKC曲线的拐点相对滞后，“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

简单来说，EKC曲线是指一种倒U型的曲线，起初用来研究经济发展（主要用人均GDP或GDP来表示）与环境破坏（主要用某种特定污染物排放量等来表示）二者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发展早期，由于工业化、资源使用量的增加、环保意识淡薄等多种原因，导致国家的经济发展时常伴随着环境的破坏。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人们对环境保护的意识增加，加之技术进步、政府管理加强等多种因素，使得环境质量逐渐改善。从恶化到改善的转折点称为拐点，这个拐点对于不同污染物来说是不同的，一般对应人均GDP在三千到一万美元之间。从这条曲线似乎可以得出，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经济，而并不是像《增长的极限》里所说的那样，要达到一个经济零增长的状态。然而为什么经济增长会带来环境质量改善？在EKC曲线研究中，最流行的一种解释被称为收入弹性（Income elasticity），大意是人们对生活环境的要求是随着收入的增长而提高的，越富有的人对环境质量的要求越高，当收入到达一定的程度，人们就会愿意花钱来改善环境，这体现在使用清洁技术、购买环境友好产品。穷人困于生计可能并不关心环境，而富人更加关心环境，并且在政府决策上的影响力也更大，所以才会出现拐点。其实在中国也是这样，在农村地区饮用水、地下水、土壤、垃圾的问题远比雾霾严重，但雾霾问题的关注度远高于上述问题，原因是富人可以购买纯净水、选择远离垃圾填埋场来规避某些环境问题，但必须和穷人一样呼吸同样的空气，难怪有人说雾霾问题代表了中产阶级的利益。

除了这种解释之外还有一种经济学上的解释：随着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在改变，由第二产业为主转变为第三产业为主，向知识经济转型；技术的进步会带来更加清洁的生产流程；法律体系逐步健全，政府加强监管也可能促进拐点的到来。

另外，EKC曲线背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驱动因素就是污染转移。因为发展中国家有更廉价的劳动力，污染企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同时，在发展中国家，法律体系不健全，环境管理远不如发达国家规范，环境标准不严格，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就不需要采用过多的环保措施，进而生产成本更低。但是这样看来，EKC曲线所显示的环境质量的改善是以另一个国家环境恶化为代价的，并且这只会让污染物的排放是增加而非减少。因为在发展中国家生产同样的产品，不必遵守发达国家那样严格的环境标准。这种现象被称为“污染天堂”；并且有研究声称，由于“污染天堂”的存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京都议定书》反而会加剧温室气体的排放（因为只增加了发达国家的环境要求，而并没有对发展中国家提出具体的减排要求）。这种现象不仅仅存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存在于同一个国家内部各地区之间，例如中国的城市与农村，东部沿海与中西部。

其实EKC曲线当初只是拟合的经验曲线，不能代表某种“规律”。此外，EKC曲线有很多局限性。首先，EKC曲线的研究局限在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特定污染物（比如二氧化硫的排放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往往一种污染物的削减也是以另一种污染物的增加为代价的。比如一般随着经济发展，煤使用量会减少而石油使用量会增加，对应着就是硫化物的减少和氮氧化物的增加。其次EKC曲线目前只在大气污染物的验证上比较成功，对于具有一定积累性的污染物或者环境指标，比如水体污染、土壤污染等指标，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不符合EKC曲线的关系。另外，从长期来看，EKC曲线的倒U型曲线可能只是N型曲线的一部分，现有很多研究表明，部分污染物（例如工业固体废弃物、农业化肥污染（面源污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呈现N型关系。可能的原因是随着经济发展，企业对产能的高要求会导致某些生产要素（比如化肥）的过量投入，从而导致污染物增加。例如土地资源非常有限的情况下，为了提高作物产量，只能过量使用化肥。这意味着还存在第二个拐点，越过这个拐点之后，经济发展依旧会导致环境恶化。

所以EKC曲线并不能很好地揭示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这在近期的研究中也可以看出。 之前EKC曲线的研究只是针对某种特定污染物和人均GDP的关系，并不能用来表示总体环境质量的改善。在环境领域，反映环境质量的一个综合性指标是生态足迹，所以近几年关于EKC曲线的验证转向了生态足迹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2016年南昆士兰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Queensland）针对22个国家的研究显示，有10个国家可以认为呈现出倒U型的关系（其中部分国家也可以认为呈现出N型或其他形状的关系），而2013年南特大学（University of Nantes）针对15个国家的研究则表示只有2个国家的生态足迹与经济发展呈现倒U型的关系。

回到2015年陈吉宁部长提到EKC曲线的时候，就有部分学者发声，反对将EKC曲线经验曲线上升到“规律”的层面。其实只是条曲线，其本身并不能说明什么，且并不可靠。

责任编辑：章碧辉参考文献：

[1].DindaS.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hypothesis: a survey[J]. Ecological economics,2004, 49(4): 431-455.

[2].LucasR E B, Wheeler D, Hettige H. Economic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and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f Toxic Industrial Pollution, 1960-88[M].World Bank Publications, 1992.

[3].PanayotouT. Empirical tests and policy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tdifferent stag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R].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1993.

[4].ShafikN, Bandyopadhyay S. Economic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time-series andcross-country evidence[M].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1992.

[5].Hervieux M S, Darné O.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and Ecological Footprint: ATime Series Analysis[J]. Working Papers, 2013.

[6].GaziA. Uddin, Khorshed Alam, Jeff Gow. Does Ecological Footprint Impede EconomicGrowth?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Hypothesis †[J]. Australian Economic Papers, 2016.

[7].王志华, 温宗国, 闫芳,等. 北京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设的验证[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7,17(2):40-47.

[8].刘烨. 江苏省农业面源污染“过剩氮”的模型模拟及应用研究[D]. 南京农业大学,2011.

    关注 可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