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科学记者的乐趣之一，是可以采访很多“谢耳朵”

在孤岛上开垦一个花园...

文 | 苗千每当新认识的朋友知道我在大学里学习的专业，以及我现在的身份——科学记者，以上就是我最经常需要面对的问题。我早已不觉得烦，会面带笑容逐一回答，那些问题的答案依此是“见过”“没有”“合过”“不是”以及“不是”。

一转眼已经七年多了。在老主编朱伟的办公室里，他和我简短聊了几句之后，便说了一句，“那你就先写个专栏试试吧”。这句话随之开启了一段我此前从没想象过的职业生涯。我的工作范围逐渐从一个科学专栏作家，转变为涉猎更为广泛的科普作家、科学记者，以及不断向人解释我和霍金的关系。

实际上，我和霍金的关系接近于没有关系。霍金生前就职于剑桥大学应用数学系，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只是曾在早年研究过黑洞。而我在物理系，我的课题与他在学术上几乎没有交集。我倒是曾经和他住的很近，常见他瘦小的身躯陷在那架高科技轮椅里，在日落时分被人推着出来散步。要说和霍金的交流其实也是有过的——我刚到剑桥时，在一个商店里偶遇了霍金，我问看护他的人，能否与霍金合影一张。大约半分钟后，霍金通过他的高科技轮椅回答我：可以。


我与霍金的合影

仅此而已。

我可以理解很多中国读者对于霍金的感情。相比于了解一位科学家的生平，研究领域和所做的科学贡献，大众更愿意把具有传奇色彩的科学家浪漫化，甚至愿意在心里为之赋予某种超自然的魔力。我认为国人喜欢“理论物理学家”这样听上去玄之又玄的称号，痴迷爱因斯坦，此种情怀其实与崇拜《三国演义》小说里运筹帷幄之中的诸葛亮有共通之处。只是这样的科学家崇拜，与科学精神反而是背道而驰了。若是把科学精神称作“赛先生”，大约可以把科学记者比作是赛先生的信使。几年来，我在中文世界做这样的一个并不多见的信使，确实有些感触。在中文传媒领域，科学杂志容易倒闭，科学话题无法炒作，以科学话题为封面的杂志不好卖，讨论科学新闻的微信阅读量肯定到不了十万加……而与之相对，在英文媒体世界里，早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报道生态圈。

英美不乏专门做科学报道的百年老店，分成不同学科，面向不同水平读者的各种科学，科普杂志，网站也层出不穷。一些科学期刊，包括专业科学机构的科普水平也堪称世界顶级。除此之外，一些世界性的大报也都有固定的科学报道板块。不同来源，不同水准的英文科学，科普资料构建成一个学校之外完整的科学教育体系。可惜的是，因为语言和其它各种因素，中文读者很难接触到这么丰富的资源。几年前，在《新知》杂志举办的一次读者交流会上，我曾把中文科学报道形容为世界的一个“孤岛”。如今看来，情况改变并不大。

在一个孤岛上进行工作，其实反而给了我很多额外的乐趣，自由和机遇。从2016年起，我前后三次前往斯德哥尔摩报道诺贝尔奖，《三联生活周刊》也三次以诺贝尔奖为封面主题，介绍这些“改变世界的人”。可以说，对于诺贝尔奖这一主题的反复报道，确实显得有点“任性”，唯有三联这样具有国际视野的媒体才会有兴趣，有实力进行报道，也唯有具有专业知识的科学记者，才有能力进行这样的工作。











改变世界的人

大约也是因为少有来自中文世界的邀约，很多世界知名的学者都愿意接受我的采访。从2018年起，我在三联又开设了一个名为“前沿”的栏目，刊登我对世界知名科学家的采访。借助着这个机会，从个人兴趣出发，我从英国物理学家开始，逐渐扩展到了欧洲大陆和美国。即使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来看，像是“前沿”这样与诸位大科学家直接对话，深入交流的栏目也是少之又少。这样的栏目具有开创性，富有想象力，同时也留下了很多珍贵的资料。插图 | 范薇

一年多的时间里，在剑桥，牛津，维也纳，马赛，波士顿，芝加哥……我曾经与量子计算专家，科学哲学家，脉冲星的发现者，前英国皇家学会主席，菲尔茨奖得主，多位诺贝尔奖得主对谈。与科学大师们面对面，听他们谈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做出卓越科学贡献的历程，也会理解不同的人物在各自不同的环境中遭受到不同境遇。让我最为印象深刻的，是这些科学大师面对一些尚未有定论的科学问题做出的完全不同的回应。 

在对谈中，我会有意地问出一些相同的问题，诸如对于“多重宇宙”的看法，对于物理学“大统一”理论的猜想，对于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的前景的展望，时间箭头的来源……面对这些开放性的问题，科学大师们的回答各不相同，甚至会完全相反。实际上这正是人类在面对未知时所应有的态度。从各个角度进行猜测和尝试，在反复的失败中进步。

从叙述科学英雄的传奇故事，到解释科学成果，宣扬科学理念，中文世界的科学记者大多需要做贯穿整个产业的一条龙式的工作。好在我绝不是孤身一人。在我之前，我的同事“土摩托”袁越就已经在生命科学领域做出了了不起的工作。除了写作“生命八卦”专栏之外，他还以三联为依托，创作出《中国人从哪里来？》《人类到底能活多久》《人类的创造力是从哪里来的》三部曲。他还关注海鲜还能吃多久，人类的未来吃什么等关系到国计民生，人类未来的大事，实为我辈楷模。说到底，除了能够借助工作机会走南闯北，并且有机会与科学大师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之外。在中国做一个科学记者，最大的乐趣也正是可以把自己的兴趣和工作无缝链接，在一个孤岛上保留一块自留地，并且开垦出一个花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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