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建设与治理

当前，农民在中国乡村建设与治理中的主体作用还有完全发挥出来，农民还是一个沉默的主体，政府容易在农村、农民、农业方面好心办坏事。...

文章摘要

当前，农民在中国乡村建设与治理中的主体作用还有完全发挥出来，农民还是一个沉默的主体，政府容易在农村、农民、农业方面好心办坏事。3月22日，在博鳌亚洲论坛“乡村建设与治理”分论坛上，与会嘉宾就中国乡村问题进行了讨论。

乡村建设与治理

主持人：

▶ 艾问传媒创始人、独立双语主持人艾诚

嘉宾：

▶ 国务院参事室特邀研究员、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保育钧

▶ 中国乡建院院长李昌平

▶ 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创办人兼主任、乐和乡村发起人廖晓义

▶ 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前副部长仇保兴

▶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梁漱溟

▶ 乡村建设中心理事长温铁军

主要观点：
▶ 农民是一个沉默的主体，政府容易在农村、农民、农业方面好心办坏事

▶ 中国农民的自主性不够，制约了乡村建设与治理推进

▶ 既需要明确产权，使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也需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此外还得培养一批现代农业经营者

▶ 不断增强农民在乡村建设与治理中主体作用。在此基础上，把农村的组织、经济、治理等基本制度建立起来

▶ 完善乡村建设与治理，既要修复乡村社会组织，也要激活乡土文化

▶ 推进中国农业农村发展，既不能照搬殖民化大陆的经验，也不能按照城市发展逻辑破坏现有的社会资源，而要结合农业农村的实际来推进

当前，农民在中国乡村建设与治理中的主体作用还有完全发挥出来，农民还是一个沉默的主体，政府容易在农村、农民、农业方面好心办坏事。推进乡村建设与治理需要多方努力，内外联动，既要明确产权，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也要培育现代农民。“农村社会是中国有形的根，道德文化是中国无形的根。”乡村建设与治理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既要从经济发展入手，也要发挥乡土文化的作用，从而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

中国是文化多元、经济多样的国度。因此，乡村建设与治理必须从中国农村实际出发，既不能照搬殖民化大陆在农业发展上的经验，也不能按照城市发展逻辑破坏现有的社会资源。

为什么关注“三农”

保育钧在谈到自己为何关注“三农”时表示，农民千百年来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作出巨大贡献。

仇保兴表示，自己关注“三农”是职责所在，“我们觉得农民是一个沉默的主体，政府最容易在农村、农民、农业方面好心办坏事。”“尽可能减少这种好心办坏事，让举国之力用在刀口上，用在农民、农村、农业真正需要的事情上，这是我的出发点。”

李昌平结合自己的工作经历表示，中国的农民还太苦，自己对其不忍。

温铁军希望，能用自己的研究和行动，把中国近百年自觉开展乡村建设与治理的反思集成下来。

乡村建设与治理要从中国农村实际出发

“因村舍的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形成的社会资源，是在乡土状态条件下维持乡村治理的重要基础。”温铁军说，推进乡村建设与治理，要立足农村中的社会资源，而不能按照城市发展逻辑破坏现有的社会资源。此外，也不能照搬西方尤其是殖民化大陆的经验。“当前最为紧要的是把农民组织起来，形成有主体性的代表。”

李昌平建议，要不断增强农民在乡村建设与治理中主体作用。在此基础上，把农村的组织、经济、治理等基本制度建立起来，通过建立起适应农村的组织制度、治理制度以及发展需要的经济制度，使经济建设促进农村社会发展，社会发展有力支撑社会治理，最终实现三者的有机统一。

仇保兴提醒，要警惕用城市的办法消灭村庄、合并村庄，将村庄改造成城市社区的做法。这种做法是对农民、对原有社会资本的摧残，与走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乡土文化资源特征的现代化道路是完全背离的。

乡村建设与治理要综合施策

“乡村建设与治理离不开农业的现代化。”保育钧认为，工商资本下乡在推进乡村建设与治理、促进三次产业融合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要让工商资本下乡，既需明确产权，使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也需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此外，还得培养一批现代农业经营者，形成一批包括种田大户、专业生产合作社、家庭农场在内的多种形式的经营主体。

廖晓义认为，完善乡村建设与治理，既需修复乡村社会组织，也需激活乡土文化。廖晓义结合自己开展乡村建设与治理的实践，介绍了由其主导的、以乡村文化建设为基础的“一站两会三院六艺”新兴乡村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