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满是红色修改痕迹的论文，是他们写的一封封“情书”

他们倾注心血教学生如何思考，如何写论文。这一篇篇满是红色修改痕迹的论文是他们写给学生的一封封“情书”。...

他们倾注心血教学生如何思考，如何写论文。这一篇篇满是红色修改痕迹的论文是他们写给学生的一封封“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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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研究生培养备受关注。作为研究生培养的重要工作，导师队伍建设也越发受到重视。高校需要高质量的导师队伍，研究生呼唤能够立德修身、严谨治学、潜心育人的导师指引。今天，我们特分享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郭娇老师在哈佛大学求学过程中，与导师发生的故事。她说，（导师）倾注心血教学生如何思考，如何写论文。这一篇篇满是红色修改痕迹的论文是他们写给学生的一封封“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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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郭娇（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

我在哈佛教育学院待了六年半（2005—2012），虽然拿着全奖，但是一路发愁着考试、开题、论文、找工作。每次跟老师讨论都被“拷问”一番，每次跟同学做项目又被秒成“学渣”，害得我毕业那天简直要欢呼“脱离苦海”。

现在离开哈佛多年了，再回想起来，我才惊觉那段时光真是“黄金时代”，到哪里去找这么多聪明的老师专注地给我一对一的指导？去找这么多努力的同学提醒我总有人“起得比你早，睡得比你晚”？写论文那段时间简直就是以教育学院的Gutman图书馆为家，饿了就去一楼买杯咖啡，困了就在二楼沙发睡一觉，想换个思路就上三楼机房编程序，有了理想结果就喜出望外地拿到四楼找老师讨论。

我导师的小办公室就在Gutman图书馆四楼，面积不到十平方米，窗户也很小，晒不到阳光。靠墙两面都是高高的书架，从地上到天花板都堆满了书，还放着他跟两个儿子的照片。对着窗户放他的办公桌和台式电脑，桌边还躺着一个旅行箱和若干论文，因为他常飞去纽约或华盛顿开会。剩下的地方就只够再放一张椅子，留给像我这样上门请教的学生。每周他的“office hour”（答疑时间）总是排得很满。如果我到的时候，前一个学生还没有结束，我就只能在门外席地而坐，在等待的时间里再多看几眼自己的论文。记得带校外朋友参观时，他们在门外打量，都无法相信这就是哈佛教授的办公室——这么狭小，布置得这么简单。

其实哈佛最值钱的不是大楼，也不是大办公室，而是老师们的时间。在这间小办公室里得到的那些有针对性的反馈，就够我受益终身了。而且我还学会一点：要把空间和时间都用到极致，不要有闲置或浪费。

我的导师叫理查德·莫瑞。按照美国人的习惯，大家不分尊卑，都直呼其名，还是小名，我们学生都亲切地叫他迪克。迪克是从耶鲁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在我毕业典礼的照片上，他穿的就是耶鲁的博士服）。

迪克一直对教育感兴趣，在读博士之前当过三年高中数学老师。在他毕业那个年代，他还没听说有教育经济学这个方向；他先后去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和耶鲁的经济系，最终在哈佛教育学院找到归属感，一待就是三十年，直到 2014 年退休。选我所选，无怨无悔，迪克又给我上了一课。选择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在常春藤大学里很难拿到终身教职，但迪克不光留在哈佛，还著书立说，深受师生爱戴。

美国的博士一读若干年，我们刚进学院都是新面孔，叫自己“D1”；第二年觉得地盘混熟了，叫“D2”；第三年各种忙忙碌碌，叫“D3”。再往后每个人的路径与进度发生分化。哈佛教育学院博士平均毕业时间 5 年半，读到 8年、10 年的也大有人在，一般超过了三年都含蓄地统称为“D3+”。

时间之所以这么长，原因之一就是开头两年还得系统地学习课程，像我的专业方向是教育政策量化分析，课程为经济学、统计学以及政策分析，各占 1/3。其中，经济学基本都是跟着哈佛与麻省理工学院（以下简称 MIT）的经济系研究生一起上课。在制定选课计划时，因为迪克自己毕业年代久远，他还专门请来了哈佛经济系新近毕业的布瑞吉特教授，两人一起坐下来给我出谋划策。

我当时不过是初来乍到的一年级博士生，尚未选定迪克做导师，就能有教育学院最牛的两位经济学家来讨论我该不该补习微积分，该选谁的劳动经济学。重视博士生的课程设置，把最精华的部分代代相传，不受院系甚至学校“围墙”的局限，这是美国博士培养的特点之一，这在哈佛校园里、在迪克身上更体现得淋漓尽致。

我至今还记得他让我去 MIT听伊斯特教授的发展经济学，尽管迪克担心她的法国口音对我这个国际学生来说有点挑战。后来伊斯特简直成了我的偶像，读她早年写的印尼学校建设的论文，第一次让我赞叹原来学术论文能用“优美”两个字来形容。

想起来还要感谢迪克帮我打开这扇“门”，可以领略学术之美，可以看到一个出色的学者不会受到英语非母语的阻碍，他/她的思想用哪种语言表达出来都是闪闪发光的。

写到这你也许留意到了，不管是出书，还是指导博士生，迪克都喜欢与人合作，强强联手。这也是我从哈佛学到的一大要诀，不要单打独斗，合作既能提高产出，又充满乐趣。

我在哈佛教育学院上的第一门统计课，所有的作业都跟其他两位同学一起完成并联合署名提交。记得当时每次上课我们三个都乖乖地坐在第一排，课后一起在机房写作业，有人编程强一些，有人注重细节，有人喜欢编辑文字。课程结束之后，我们的友谊一直延续到毕业，一起聚会，互相给论文或项目提建议。

教这门课的约翰教授是迪克的“亲密战友”，合作了三十年，一起上课，一起写书，一起带学生，2014年还一起退休。约翰年轻时玩摇滚乐队，在香港当了多年的中学老师（如果我的论文写得不错，他会用粤语祝贺我“恭喜发财”），办公室电脑不工作的时候就联网帮助NASA寻找外星人。他也是哈佛教育学院的一个传奇，事迹可以单独成篇了。

迪克和约翰，一个深挖各种假设的前提，一个琢磨数据背后的谜题，在携手研究的过程中不断有惊喜（在他们的合著《方法很重要：改进教育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因果推断》（ Method Matters：Improving Causal Inference in Educational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里，他们把这种时刻叫作 Eureka，源于阿基米德洗澡时发现浮力原理，狂喜地奔到大街上喊“我发现了”）。在他们联合指导学生的时候，那个学生可就“悲催”了。

记得我拿着完成的论文去找二位签字时，正好赶上他们指导另一个学生，该君脸色苍白，桌上打印出来的论文全是红色的修改痕迹，简直说话都要哆嗦。我看着他，就想起自己在改论文期间也是这么狼狈吧。顶得住迪克和约翰的连番“拷问”与反复修改，让我无论从心理抗压力还是不厌其烦的改进都做好了准备，在毕业后接手的每一份工作都能用上。

迪克与约翰是哈佛教育学院量化分析方向最“严”的老师，我每次拿到他们修改过的论文都想放声大哭，但是身边的同学鼓励我说，他们对每一个学生都如此严格，我该把这些修改的红字看成他们对我的爱。他们倾注心血教学生如何思考，如何写论文。这一篇篇满是红色修改痕迹的论文是他们写给学生的一封封“情书”。

记得我因为语言不如美国学生那么地道而发愁，迪克就为我打气，说他自己 60 岁开始学西班牙语，知道用一门外语来表达复杂的思想多有挑战性。

记得迪克喜欢看打印出来的纸版论文，在旁边加批注，但是他字写得潦草，所以有时还挨字挨句地帮我读出来。

记得给迪克当助教的时候，每次批改作业前，他会组织我们几个助教先练习打分，再通过热火朝天的辩论来说服彼此，最后统一给分标准。

记得迪克跟我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他会先问我的长远计划或其他顾虑，然后语重心长地说：“我这么建议都是为了你好（It is at your best interest I would suggest...）。”这句话往往能起到神奇的效果，让我虽然有点失望，但能心平气和地听他提出不同的想法。现在我在工作当中也常常用上这招，尤其是给别人指出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一定要真诚，要平心静气，不要忘记自己的出发点是来帮忙的，是为了让别人越做越好。

回忆起从迪克身上学到的点点滴滴，我还可以继续写下去，比如他对教学的满腔热忱。每年选修“教育经济学”的学生差不多 200 人，他几乎都能叫出名字，难怪不止一次学生们把院里的教学大奖投给了他。为了庆祝迪克和约翰在2014 年退休，院里还专门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他们指导的学生也从天南海北写来了感谢的话。我记得自己写的是：

“谢谢你，迪克。你让哈佛教育学院像我千里之外的家。我记得在修改论文期间跟你每周一对一的讨论。你总是拷问我的假设，指引我找到研究线索，有时候还会帮我读出你手写的评语。这些时光帮我从一名青涩的学生变成一个独立的研究者。现在我也花时间指导研究团队里的年轻人，这是一件充满乐趣的事情。我听见自己重复你当年说过的话‘请提醒我，你想在 5 年后、10 年后实现什么目标’，我看见他们脸上露出我当年有过的那些挣扎、那些困惑的表情。希望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坚持在这段富有挑战的旅途上走下去，成为一名好奇、勇敢、执着的研究者，去探索教育领域还未曾有人涉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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