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与言说--布鲁克纳的专注与倾听_【他在新疆】

哲学——无疑的正是尼采所指的“日神精神”。太阳神阿波罗是理性之神，从柏拉图的“洞穴比喻”中洞口那道“太阳光”...

哲学——无疑的正是尼采所指的“日神精神”。太阳神阿波罗是理性之神，从柏拉图的“洞穴比喻”中洞口那道“太阳光”、笛卡尔理性主义的“理性之光”到启蒙运动的“enLIGHTenment”，理性带有的是“光的隐喻”，几乎人类的哲学思维都假定了“视觉”的普遍有效，“idea”（观念）一字产生于 “eidein”（意指“看”）。

所以，我们同意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说法，哲学是由“光的隐喻”中架构出关于秩序、位置、空间的理解，同时也就架构出人的“理性中心”，即以“看”作为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或者，哲学就是一部关于“再现的镜象”理论，理性努力为之“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在“光” 之外有“有”（there is）。事物的呈现预设了“光”的存在，如同柏拉图指出的，在眼睛和事物之外，预设了“光”，眼睛却看不见光，可是对象是在“光”之下呈现的，“能见”是在“光”之中。因此，视觉是关连着“某物”，被安置在与一个不是“某物”的关系中，“光”不是一个东西，但是它使事物的呈现成为可能的要素。

事实上，在“光”却是“虚无”因为它使得空间作为一个“空”的状态提供事物呈现的背景，在此视域中，“光”成为匿名的力量，通过它事物得以被看见，同时即是对存在物的否定，使所有的事物必须屈从于“光”之中。对于“他者”，“光”成了一种暴力的形式；“他者”被迫缺席，“光”成了“他者”的死亡寓所。所以，尼采说得对，柏拉图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同时他也是虚无主义者。

基督信仰的神学进路恰好在这个意义上是与哲学对立的，神学不是“看”，而是“听”，即“声音的隐喻”，暂且就称之为“倾听现象学”。在柏拉图（哲学）与上帝（神学）之间，“对话录”与“福音书”之间，只能选择一个。

“听” 表明了上帝或神圣的尺度不在于我们这边。倾听，是一种静候神圣的动作，是一种虔诚的专注，谦虚而恭敬，而不应该像“狗对自己不识的一切都乱吠”（赫拉克里特语）。我们对上帝之言严重欠缺，甚至任何的人之言都可能是对神圣真理的损伤或贬值；哲学过分沉溺于空间的“看”，而缺乏了时间的“听”。《圣经》中的上帝以“肉身的真理”向我们“说”，哲学把成了肉身的“上帝之言”“看”作是一种愚蠢的事（〈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所以，问题不要于对上帝的“看”，而是在于人缺乏去“听”。

二、

在古典音乐史上，布鲁克纳(Joseph Anton Bruckener,1824-1896)的成就有确鲜为人知，欣赏他的乐迷当然也就少了。但作为与瓦格纳同时代，又获得瓦格纳推崇的布鲁克纳一定有其代表性的音乐地位，至少音乐史上二十阕有名的经典交响曲排列中，乐评家一定不会忽略布鲁克纳的第四交响曲《浪漫》的。布鲁克纳音乐的宗教性，使他获得“上帝的音乐家”之美誉。

布鲁克纳生于奥地利，父亲是一位教师及管风琴师，母亲经常在教会唱诗班里演唱弥撒曲。从小就浸淫于音乐中，尤其是教堂的弥撒曲，更是影响着布鲁克纳的交响曲创作风格。布鲁克纳是一个大器晚成的音乐家，四十二岁时才完成他的第一号交响曲。临终前仍努力着手于第九交响曲的创作，可惜留下两百多页未完成的草稿就撒手人寰，追思礼拜时，用他的第七交响曲的慢板乐章“送葬进行曲”给他送行。布鲁克纳的努力为晚期的浪漫派留下了一张亮丽的成绩单，也是对十九世纪之前的交响曲做了历史的总结。

学者曾如此的评述布鲁克纳说：“在他的创作音乐中，他寻到他幻想中的领域。他对上帝的引导的天国是绝对忠贞而信服的。在这个领域中，他能追寻到安宁、解除烦忧，当他对着上帝虔诚祈祷时，一切理念变得单一而纯净，使他完全沉浸到上帝的领域中。只可惜这位上帝之子却生存于一个几乎忘却上帝的时代，所以他将自己的希望、乐观寄托在他的音乐中”。十九世纪末的欧洲是一个激进否定宗教的时代，尼采那“上帝死了”的口号是这个宣布上帝退隐的时代的最佳注脚。布鲁克纳生在这个时代，以超然脱俗的天国情怀抗拒整个时代的洪流，好似不顾俗世的利诱，顽固地用音乐去唤起虔诚，预备宗教心灵的空间。

三、

布鲁克纳困敢地用音乐来表现宗教意义上的“伟大”，在歌咏伟大之同时以逼近极致地绝对，所以多数的乐评家都会把他的交响曲称为是“上帝的音乐”，或者认为他的每一阕乐曲都是“音乐神圣化”的代表作，会有种“此曲只应天上有”的感觉。相比于莫扎特天堂般的活泼和欢乐，布鲁克纳则显得天国般的沉静与严肃。事实正是如此，布鲁克纳一生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把宗教性格放入音乐创作中，好像十一阕交响曲（除了九号交响曲，还包括第零号和第零零号）都可以找到弥撒曲式的安魂曲式的影子似的。

在尝试创作交响曲之前，布鲁克纳完成了三部弥撒曲，分别是D小调、E小调、F小调，都是形式较为庞大的交响曲式弥撒曲。例如布鲁克纳最常将交响曲中第一乐章主要主题以激昂的旋律在最终乐意再陈述，这种技巧即是弥撒曲中常运用的技法。布鲁克纳的慢板最令人称道，故有“慢板作曲家”的诨号，在柔美沉静中，处处流露出宗教心灵的敬虔。

布鲁克纳音乐的魅力主要在于没有虚饰的信仰和安笃、毫不忙乱的冷静沉着，对信徒而言，布鲁克纳的音乐简直就是从天降临的预言，像传达某种神谕式的，会随着他缓慢而坚定地进行，跃升入信仰的感动。这位虔诚的艺术家，把音乐创作看为是上帝给他在人世间的任务，音乐成了他祈祷上帝的祷词，如第五交响曲又叫做《教会交响曲》或《信仰交响曲》，在这阕交响曲的第四乐意以强而有力的圣咏作结束；又在第九交响曲上题写了“献给我所敬爱的上帝”的字样。

布鲁克纳的音乐中的虔诚来自生活的虔诚。每当教堂的钟声从远处传来，布鲁克纳在讲课时听见了，都必会停止授课，跪膝膜拜，祈祷完毕后，再继续未竟的课业。当布鲁克纳还是林兹天主教堂的管风琴师时，被邀请到维也纳当音乐理论的教师，这是一份很高的荣誉，但布鲁克纳还是冷静地寻求上帝的回答，就在拿不定主意时，于是在风琴上即兴演奏弹起遁展曲，到最后一个和弦响彻九霄之际，布鲁克纳仿佛听到上帝藉由风琴说“你去吧”！的声音。

传统浪漫乐派交响曲的特质是将人生视为与命运搏斗的场域，以努力奋斗和狂飙的冲刺，最后达到情绪的解放，和战胜命运的凯旋。但是布鲁克纳的音乐却泾渭分明，以净化和提升内心情绪为功能，使人清心寡欲，最后导向神圣境界，并展现音乐的纯形式的深度美学。最能代表这种宁谧境界的即是布鲁克纳的慢板。

慢板可以说是显示作曲者功力的最佳试炼场，在徐缓的乐韵的行进中，需要通过更为严格的组织与联系，才能具有说服力，不致离散崩解。反过来说，布鲁克纳音乐中所隐含的难度就成了一个演奏者的考验，能够很好地演出布鲁克纳的乐团，才能充分显示一个乐团的真正能耐。难怪有一次福特万格勒对克廉培勒说：“除非你听到他们（指维也纳爱乐）演奏布鲁克纳，否则你就无法对该乐团得到正确的评价”。意思说得很清楚，只有难度的音乐才能测出演奏者的功力，布鲁克纳即是那测量的标准。

布鲁克纳赢得“慢板作曲家”之名应该是与他冠以“上帝的音乐家”之名是同一回事。布鲁克纳赋予慢板庄严的气氛，刚柔并进，营造出供心灵得以升华的空间。冗长的慢板是一段忏悔意识，使灵魂坦然以对，赤祼祼面对上帝，无需中介。听者就藉由吞吐、缓慢推进之时，扩大思考的空间，以便更清晰地呈现心灵状态，好等待并接受信仰的洗涤，接近一种神秘，或者布鲁克纳认为对于终极伟大的魅力的接近，大概也只有神秘这条途径吧！

布鲁克纳的音乐具备了哥特式建筑拱门构造的宏伟，有着令人惊叹的巨大广阔。也令人联想起管风琴的沉沉宏音，表现出时间与空间的壮大感，它就像巍峨的大教堂，令人由衷发出虔敬的信仰之心。布鲁克纳对信仰是如此的笃信和有把握，对天堂有着天真和诚实的期待，这些都是建构他音乐中的神学美学最核心的要素。每听一阕布鲁克纳的交响曲或弥撒曲，都宛如步入哥特式教堂，置身于此，油然升起严肃和敬虔，丝毫不敢有半点的马虎和轻率。

四、

布鲁克纳的交响曲创作形式，仍延续着传统四个乐章为依循的模式。几乎全部开头都是以安静的气氛呈现，以弦乐的颤音或顽固的低音奏出神秘安祥的背景，衬托第一主题的显现。这是第一乐章。布鲁克纳的宗教情怀藉此表露无遗。柔和的颤音或规律的律动，渐步缓缓进行，象征着进入的主题逐渐显露，庄严而灿烂的音响初现，有着圣咏般的宁静。

第二乐章的表达为柔美而又宽广的线条，带来强烈而坚定的虔诚的曲风，使人能领悟到音乐的本质即是徐缓、宏伟、严穆、悲壮的旋律，布鲁克纳交响曲最感人的部分就在此，宛如祈祷者的内心独白。比起其他的乐章，第三乐章的变化则比较大，在这个部分，布鲁克纳成功地援用了兰德勒舞曲（一种很像华尔兹的奥地利舞曲，属于民俗音乐。舒伯特和马勒的作品也喜爱引用）的素材，使得风格更为强烈而具特色，一般称之作诙谐曲。

所有布鲁克纳的交响曲，其中各乐意间都相互依存。在第四乐章，我们就清楚的证实这个事实。第一乐章的主题，到了这个部分会给予扩张，布鲁克纳的终曲即是将前面所有的乐章，经浓缩综合而在此获得了总结性的呈现。这样环环相扣的牵连，藉由动机转换应用，寻找其中蕴含的整体关系。

除了第四号交响曲，布鲁克纳并不喜欢给他的音乐冠上任何标题名称。自贝多芬开始，标题音乐成为浪漫乐派的一个特色，有一类标题是提供对乐曲的整体意念，不是展示明确的指涉对象，像《英雄》、《命运》；另一类标题则有明确的所指，而且每个乐章的内容，还有具体的文字给以描绘，像《田园》。虽然说是做浪漫派在交响曲方面的总结，但布鲁克纳本人是极力反对标题音乐的。有一次，在第七号交响曲演奏完后，他的弟子沙克如绘画般地描述来诠释第七交响曲，布鲁克纳听了以后非常不悦，当场就给难堪的说道：“如果他要写一首诗，为什么要选上我的交响曲呢”？

我认为，以布鲁克纳对音乐指向宗教意义上的“伟大”而言，他诉求的应该是绝对音乐而非标题音乐，这点可能与浪漫派的立场看来不符，或者应该说浪漫派应该不能理解成太狭窄。布鲁克纳不可能完全牢守在传统形式之下，他对音乐这种艺术创作远远地超出了音乐本身，而是跃进了对神性完美又神秘的崇高美学做表达，对于绝对者——一种超卓的状态，一种质、量、范围、程度的无缰疆界和极致，只能以“超越疆界”为渴望，才会领悟神圣的临在和冥思。

几乎每一个交响曲都经过布鲁克纳的多次修改，像是对音乐艺术有一份完美的执着及要求，希望达到尽善尽美，结果在版本的确定上常常弄得很复杂，演出时间之不同，加上学生认定的差异，都引起不少的困扰。迫不得已，布鲁克纳只好将自己确定的手稿交到维也纳图书馆，以作为最手鉴定的标准。布鲁克纳的生活总是如此的谨慎和小心翼翼，单纯、北斗率直、朴素得令人难以置信。他的头发总是修剪得极短，身上穿着不合身的手织衣裳，多数见过他的人都会嘲笑他的憨厚和老实。马勒就曾对布鲁克纳第四号交响曲评论为是“上帝与愚人的狡诈混合”，按我的诠释，相对于绝对崇高的事物，追寻者对此事物的追寻大概也只能以无知或愚昧方式方可接近于它。关于这点布鲁克纳的生活和他的音乐似乎都在表明这个事实。

五、

关于上帝之言，我们需要的是去听，且是聆听、谛听或是倾听；在真切的“倾听”中，又用“爱”表现出一种向往，我们因“爱”而“听”，因为“上帝是爱”。倾听，总是意味着“某物”启示我们“听”，或者说，是作为“听者”的我们已经被“置身”于那个“某物”

之内，作为倾听的对象与其根基是同一个，其结果又是它的前提。正是因为倾听前提的自明性，而保证了倾听结果的自明性。

“看”是对人肉眼能力的依赖，“倾听”是对上帝之言声音的专注；“看”的标准在人这里，“听”是依据于言说者所说。“看”把上帝形而上学化为“实体”，实体化的上帝是可以通过人的思之能力去认知到的，对人而言“看”是不需要信仰的，而需要盲从；“倾听”则是不由自主的投向言说者自身，全心全意地去“爱”、去“听”，在“倾听”的状态中，不是自己的认知能力，恰恰相反是暴露出自己的无知，只好“听任”上帝之言的说，将知识让位给信仰。

上帝是爱，在爱中，上帝言说，且向他爱的人言说。通往永恒上帝之途，不是堂而皇之的知识，“没有爱就不能认识上帝。因为上帝是爱”（约翰一书四章八节）； “爱”保护着言说者的神圣性不容落入知识的渎神，他的爱使他成为牺牲者，对人而言，人只能去爱无法成为爱者，所以无法轻言牺牲，神性的爱在此以十字架的死作宣示，宣示上帝“是爱”且成为那真正的“爱者”。

倾听十字架上之言，是向倾听上帝在生存中最直接的肉身之言走去。我们无话可说，当上帝之言沿未说出时，我们只能做的是在倾听的状态中静候，以默默以承担着言说的可能性。事实上，上帝以“说”创生了大地，大地即是他最直接的“说”，所以其中并不缺乏“说”，我们无法接近于“说”，是因为我们想以自然生命的方式进入“说”。作为倾听者的人，我们并没有相应有能力去听，这种倾听很可能只是“自我的倾听”，而不真正听信的是上帝之言的说；换言之，正好是因为在“专注”中我们放弃了“听”，或者说是放弃了以自然生命“去听的能力”，主体在说者那里而不是听者，上帝的言说在这个意义下才真正是作为“信仰”的方式来到倾听者这里。

哲学的言说是纯粹私人的言说，以至于连哲学家的说都成了个体的独白，所以一旦哲学沉默或丧失了言说的能力，就等于终结了哲学，宣布哲学死亡。《圣经》的言说是上帝之言，它不是形而上学的纯粹抽象之说，他的言说是置于关系的状态中，倾听者必须是与他有相应的“听与说”的关系，在个中有“生命之道”（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所以，问题不在于分析出种种关于言说本身的意蕴或意义（考古学式的原文解经），而在于倾听者置身于信仰的状态中（读经是一种祈祷者认信的方式），是“信仰”在起着作用，不是“逻各斯”的“柏拉图主义理体”，而是“言说”的“‘拿撒勒人’肉身”（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无需在“道理”中面对生存的根本问题，而在是“肉身”的遭逢中去活出生存的可能。

“倾听”是一种祈祷的活动，因为对于上帝之言，人——首先必须是一位认信者，一位开口向上帝说话的认信者。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的可能性，只有建立在“信仰”的“前提”上，仅仅通过此，我们才可能在“倾听”的状态中以“信仰”为“结果”。祈祷者的语言是基于认信，不然就是心理独白、自言自语、自说自话； “倾听”所展示的沉默是祈祷者的有限流露，是存在根基的动摇，使我们“不会听到”就我们所“希望听到”的那些意味，“倾听”恰恰是有放弃的听的作用，“听任”是就根本上而言是专注于上帝的认信中。

现代人语言的苍白、无力，流于闲谈，轻看语言，更无心于“倾听”。哲学的独白艰晦深涩，远离生活的际遇；报道流行哗众取宠，损害生活的超越面。这两种语言都不容于认信者的“倾听”中。认信上帝，即是走出人之言，摧毁背离生存的语言，学会倾听，学会专注，皈依上帝之言，增进对他的信仰，推进对他的忠诚。

总之，“倾听”并不是满足人的宗教情感，也不是对“意义”做出某种非分的强求，或成了对沉默者上帝的勒索、要胁；我们是在祈祷中去倾听他的召唤、他的应答，保持“听”的状态，不是“思”的状态，向绝对者的言说绝对开放，虽然最终我们忍不住还是说了出来，不仅言不尽意、辞不达意，且带有私心的言外之意，即使是勉为其难，但是我们仍然要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九节）。

六、

布鲁克纳与瓦格纳、勃拉姆斯出现在同一个时代。当时音乐界把瓦格纳与勃拉姆斯分别归为对立的派别，而布鲁克纳则被认为是瓦格纳阵营的人物，当瓦格纳派别被攻击时，布鲁克纳也无法幸免。布鲁克纳确实对瓦格纳抱以崇敬，他们的私交也似乎很好，但欣赏归欣赏，私交好也不代表布鲁克纳一定接受瓦格纳的音乐风格。事实上，布鲁克纳的朴实虔敬，与瓦格纳的华美绚丽是两个绝然不同的世界。布鲁克纳的音乐就是布鲁克纳的音乐，他的宗教虔诚使他成为一位“上帝的音乐家”，若要勉强归类，他仅仅只能说他是“慢板神学家”。

老年的布鲁克纳曾对着他的学生马勒说（马勒曾嘲笑他的老师是疯子，我感觉马勒也无异于疯子，只是各自“疯”的方式不一样罢了，马勒的疯是接近一种“癫”）：

至少为了完成第十交响曲，我就得卖命工作，不久我就要站在上帝的面前，如果不好好工作，则将无颜面去见上帝。那时上帝或许会对我说：“我给你的能力不止于赞美颂扬上帝而已，你这个蠢材！你做的事情实在太少啦”！

布鲁克纳音乐的表现是笃信、确定、纯真的感情，这种超拔的体验来自他对上帝信仰的虔诚，与贝多芬、马勒完全的迥异。

哲学以“看”作为对世界的理解和诠释，神学则与之不同，因为进入对上帝的认信是通过“听”，而非经由“看”。能“看”是因为有“光”，能“听”则是因为有 “说”；《圣经》中创世记言：“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可见是因为先有了“说”才有“光”。神学与哲学在美学上严重分歧，在于前者是一门“听觉艺术”，后者则是一门“视觉艺术”。无法进入信仰不是因为缺乏“看”，而是缺乏“听”，缺乏听上帝之言。上帝是通过言说向我们昭示他自己，我们应该学会 “听”，而不是去“看”，我们已经有太多的哲学，然而神学缺席也未免太久了。布鲁克纳的音乐教我们学会“听”，不是在“看”之中，而是在“听”之中，我们才得以进入上帝之“说”——《圣经》。

十字架的言成肉身是上帝的愚拙。问题是他并不要我们去“看”，而是去“听”，上帝在十字架的受苦、蒙难、惨死，“看”在人的眼中，的确是一件愚拙的事，惟有“听信”使徒关于复活基督的见证，我们才得以进入对他的信仰。基督教神学对不可思议或神迹的理解，正是在言成肉身的事件上，以悖论的方式向我们“说” 了：“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

耶稣说：“有耳的应当听”，进入信仰，“听”是“不可能的可能”。

（曾庆豹学者中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