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世犹垂忧国泪：僧人的大时代_【老周望野眼】

上个星期我写了抗战期间在上海设立“安全区”的法国神父饶家驹，今天就来讲一讲中国的佛教高僧圆瑛法师。...

上个星期我写了抗战期间在上海设立“安全区”的法国神父饶家驹，今天就来讲一讲中国的佛教高僧圆瑛法师。他在抗战中的事迹也是可歌可泣的。和饶家驹的境遇不同，圆瑛法师因为是中国人，没有“治外法权”的保护，所以他更艰难、更困苦、更不易。

圆瑛法师（1878-1953）

生于1878年的圆瑛大师福建人，俗姓吴。幼读诗书，写字落款喜欢署名“一吼堂主人”。早在1928年就已是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并连任七届，毫无疑问是中国佛教界的领袖。“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圆瑛法师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召集200多名僧众成立僧侣救护队，在上海玉佛寺培训。淞沪会战开始后，僧侣救护团开赴前线，圆瑛大师送了队员们九个字：大无畏、大无我、大慈悲。

圆瑛法师组织的“僧侣救护团”

日军占领上海后在龙华寺驻扎

和天主教会的势力相比，扎根于本土的佛教势力毕竟小得多。圆瑛法师无力像饶家驹那样建立安全区，但他的义行依然感天动地。他成立佛教医院、佛教掩埋队，在圆明讲堂设立难民收容所。对众多无告的中国人而言，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一名僧人、一段经书所给予他们的宁静，是任何其他东西取代不了的。对暴露在初秋烈日下的尸骨而言，一段地藏经、一张草席，也让他们得到最后的尊重。

重庆慈云寺的僧侣救护团

爱国僧侣和八路军战士在一起

上海比丘尼为抗日将士缝补衣物

1939年，圆瑛法师被日军逮捕，并押解到南京日本宪兵总部。有些文章说日军严刑拷打，大师威武不屈，行文未免夸大。根据全程陪同的明旸法师（是圆瑛法师的福建同乡）的《圆瑛大师年谱》记载：日军“态度野蛮，几濒于危”，大师则“从容陈辩”。在日军的监狱里，圆瑛法师仍做道场，连打三个“净七”。在被关一个月以后，圆瑛法师获释。

圆瑛法师书法

1953年，圆瑛大师圆寂，肉身安葬在宁波天童寺。同年，上海大场公墓修建了一座八角形的纪念塔，塔高2.5米，正面刻着“圆瑛大师纪念塔”七个大字，其余七个平面镌刻着明旸法师撰写的《圆公师尊略传》。由于长年风雨侵袭，塔顶已残，中、下层用钢筋固定。这座饱经磨难的纪念塔曾经被请到嘉定徐行的曹王禅寺，准备修复之后供信众凭吊和瞻仰。我曾经到曹王禅寺寻找圆瑛大师纪念塔，但没有找到。经询问才知道已经被请回大场。个中有何曲折，就不得而知了。

圆瑛法师纪念塔（资料图片）

1958年，圆瑛法师的弟子明旸法师把圆明讲堂无条件上交给上海佛教协会，自己只保留了楼下四个房间，其中两间作为圆瑛法师纪念堂。之后圆明讲堂变成上海羊毛衫四厂，明旸法师在厂里做工，后转到帆布厂。1977年，明旸法师在帆布厂退休。直到1983年，圆明讲堂才恢复。

位于延安西路的圆明讲堂

圆瑛法师一生中研究最深的，是《楞严经》。有一句俗语：“自从一读楞严后，不看人间糟粕书”。昔日憨山大师有言“不知法华，则不知如来救世之苦心。不知楞严，则不知修心迷悟之关键。”笔者读过《楞严经》，惜未读懂。又读了圆瑛大师最著名的著作《楞严经讲义》，很惭愧还是没懂。想必是肉眼凡胎，根器太浅的缘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