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讲】曾梵志——其人,其画

少年曾梵志：性格内向四次高考名落孙山　　曾梵志1964年出生于湖北武汉的一个普通家庭，父母都是一家印刷厂的...

少年曾梵志：性格内向 四次高考名落孙山

　　曾梵志1964年出生于湖北武汉的一个普通家庭，父母都是一家印刷厂的工人。年少的曾梵志是内向的，在学校不爱说话，还经常回答不上来老师的提问，班上仅有的三位没有加入少先队的学生，他是其中一个。日后，这一伤痛进入《面具》系列中表现的一个瞬间。

学校渐渐成为曾梵志厌恶的地方。16岁，初中毕业时他说什么都不愿意再上学了，“我没有办法在学校那个环境待下去，天天都觉得痛苦，我就求我父母让我走上社会。”曾妈妈最终拗不过儿子，由曾爸爸找了一个在印刷厂的工作，少年曾梵志走上社会了，“差不多就是童工”。

“走上社会也好，我开始慢慢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曾梵志结识了一位比他大十岁的邻居，这位邻居大哥因为没有考上湖北美术学院油画系的研究生，闲来无事，就教曾梵志画画。他们几乎天天在一起画画，没过几年，曾梵志便不再去印刷厂。

17岁时，他与一些热爱美术的朋友到处游历，在北京和上海接触了西方的现代画家的作品，非常震惊。他立志进入艺术的殿堂学习，却因为文化课不好，连续四年高考都名落孙山。1987年，23岁的曾梵志终于如愿成为湖北美院油画系8名新生之一，而当年油画系的教师则有12位。这份荣耀令他父母邀请了所有街坊来庆祝。

大学时期：现实与想象的抗衡

　　进入学校后，学校的教学方式和好学生的标准跟自己的想象有些出入。自认为当时已经是自由艺术家的曾梵志喜欢自由的状态，喜欢去外面看各种展览，但同时又要按照学校的方式去完成作业，去考试。当自由艺术家和学校好学生有着诸多矛盾时，曾梵志认为应该找一个更适合自己表达情感的，表达内心状态创作作品的一个方向。

在美院，受德国表现主义的影响，曾梵志与苏派教学渐行渐远，课余创作那些日后被评价为“带有启示性表现主义色彩”的画作。到了大学三年级，他直接将课余创作带进课堂，遭到了两极化的评价，“年纪大的反对，给我打68分，但是年轻老师给我打98分”。

曾梵志大学三年级时创作了《忧郁的人》。这幅同学的肖像画，让曾梵志学会了如何用自己的感情去表达自己所要描绘的对象，记录了曾梵志艺术发展的转变。1992年，他以500元的价格将这幅画出售给一家基金会。19年之后，成名之后的曾梵志，用超过千万的重金回购了这幅作品。

当同学们都按照老师的要求奔赴西藏或黄土高原去体验生活的时候，曾梵志却留在了武汉，画他熟悉的街道和生活。曾梵志当时住在武汉一所医院的隔壁，他住的房子没有洗手间，因此他每天经过武汉这家医院的走廊借用洗手间，周围或焦急或茫然的病人们逐渐成为曾梵志每日所见的必须，手术台、人体、痉挛的眼神，这些元素在曾梵志91年到94年的作品中呈现出来，让他一下子就摆脱了模仿状态，跨入成熟。

转机：毕业后坚持与巧遇伯乐

　　毕业时，曾梵志被分到武汉一家广告公司，理由是油画专业正好与广告公司所需的“去大街上画画”对口。到那以后曾梵志自然很失望，“当年体制不是好事，它会把你专业废掉。”

于是继续坚持从大学开始的自由创作，画肉联系列、画协和医院题材、画市井小巷的粗茶淡饭，也画人性的敌视和暴力倾向——这些画面是对青年曾梵志当时饱受折磨的个人情感、挫败感和焦虑感的集中展示。“我当年那样画画是不被主流允许的，属于资产阶级自由泛滥，他们不会说你遵从内心感受。”

美国《艺术新闻》一位艺术评论的撰写者来武汉考察后，在杂志上发表了曾梵志《协和三联画》系列作品。这让曾梵志高兴坏了，恨不得天天打开这本杂志给人家看。

不久，《江苏画刊》跟着刊登了此系列作品。1991年夏，著名艺术评论家栗宪庭让曾梵志寄几张作品图片给他，并在香港刊物《21世纪》为其写了一篇评论文章。栗宪庭第二次来找曾梵志时，还带来了香港汉雅轩老板张颂仁，那是曾梵志第一次卖画，价格2000美元，是那些拿工资的人好几年的收入。张颂仁还向曾梵志发出“后89中国新艺术”展览邀请。

受到关注，让曾梵志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后89中国新艺术的展览，让我觉得我走的这条艺术之路是对的。我们关注内心、关注社会这种艺术表达方向是对的。”除了有了鼓励和信心外，这一次卖画经历也让曾梵志敢到北京来，租个房子画画。

北漂初体验：自己像带了个面具

　　最终他还是决定“将自己分配到北京来了”。朋友帮他在三里屯找了个月租300元的房子。一个月后，曾梵志提了个箱子就来北京了。

“来北京还是挺孤独的，没有人跟你说话。我的普通话也不好。”异乡生活充斥着孤独感。三个月待下来，认识的还是过去那几个人。他最经常去的就是栗宪庭的家，在老栗家中坐着的他也经常不说话，只是说哎呀，接着叹气。

生活状态和社会境遇悄然“掌控”着曾梵志的创作。1993年初来北京时，他还在继续武汉时期的“医院题材”，“但觉得与我生活没有关系”，于是他开始尝试《面具》系列。

那时曾梵志经常遭居委会盘查：你没有北京户口，在这里做什么？他回答：我在这画画，我亲戚在这。所谓的亲戚，曾梵志说：“那时租房子要管房东叫表姐、表哥。”每当一个人迈步在京城街头，曾梵志觉得，自己就像戴了个面具，跟隐形人一样。

正是这个《面具》系列，让曾梵志在艺术上获得了学术和市场的双重认可。“面具”一度成为曾梵志的艺术标签，经过面具伪装的人物，内心透露的却是孤独、疏远以及冷漠。“大家觉得面具是个符号，与90年代初期的状态有关，给每个人贴个商标就觉得这才是艺术，我的面具系列也是这样被大家贴上一个符号。”

撕毁标签，从面具到乱画

　　《面具系列》使曾梵志的艺术成就走向一个高峰，同时也给他的艺术风格贴上了标签。他想把这个标签尽快撕掉，尽管这种自我否定可能带来很大的冒险。

2001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在燕郊的工作室，曾梵志去关那扇笨重的大铁门，一不小心把自己右手的大拇指也关了进去。结果是：拇指骨折，缝了6针，几个月内画画是不行了，日常生活都因为“习惯”的“右手”而变得有点艰难，他开始试着用左手拿勺子，拿筷子，他很喜欢用左手的那种陌生感：一切在控制中，但又时常偏离轨道。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他开始用左手画画，期待的意外和惊喜出现了，那些出自左手的线条，竟有了一种“非正常”的魅力，“这是一个微小的发现，我开始放大，形成我的气场，我的方向。” 做了展览《面具之后》，曾梵志坚定地表达了转型的意愿。他不愿意像一部分艺术家那样，利用青春期爆发式的狂热挖空自己的才华，随之进入暮气沉沉的平庸阶段。2003年，曾梵志在上海美术馆举办个展，随后又开始了他的“乱笔”风格。

曾梵志解释“乱草风格”：“我在创作的时候是用两支笔同时工作。”说着，曾梵志拿出两支铅笔演示。以使用筷子的方式，食指和中指之间的笔作为主导的方式“创作”，而中指和无名指之间的另一支笔却在创作的过程中随之“破坏”，从而造成了画面中看似凌乱实则有序的笔触。

目前，曾梵志的注意力正在转移到了古画上，大量地翻阅和研究这些老东西的同时，也陆续创作一批完全颠覆过去风格的纸上作品。曾经的孤独感和被边缘化成为曾梵志作品带有冲击力很重要的一部分，而当自己慢慢从边缘变成主流，成为瞩目焦点的时候，曾梵志认为自己仍然孤独，这还不是他满意的状态，在艺术上他还在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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