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强辩手

他们是国辩时代最强的辩手，却依然是日常生活里的普通人。再好的辩术也不能解决所有纠纷，马薇薇的婚姻最终变成了一个伤感的故事，以破裂结束。但他们依然感谢辩论，用一位辩手的话说，“辩论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文/谢梦遥 删节版刊于亚洲周刊2015年11月26日

劲敌

在那种不祥的感觉出现之前，比赛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马来西亚辩手颜如晶感到己方是稳操胜券的。

冠军只有一个。这场比赛，不过是迈向王座的倒数第三块砖——这是第五届华语辩论世锦赛的八进四的比赛。此时是2015年的4月，一场关于辩论的世界大战，正在开打。16支来自中国、新加坡、澳大利亚、英国、马来西亚的大学队伍打入了决赛圈。

颜如晶所在的马来亚大学队从来都是马来西亚最强的队伍。与她坐在一列的三位辩手，陈劭康、林碧芬、林信亿——他们均是该校法律系大四学生，已经磨合了4年。每次出赛队员会重新选拔，但至少在过去两年的国际大赛里，这三个名字永远一同出现，斩获多个奖项。他们是马来西亚辩坛的黄金战队，这次出赛，将是他们毕业前的最后一役。

颜如晶的到来，补足了最后一块拼图。她正是马大队需要的强援。从中学起，她就是圈内颇有名气的辩论好手，几个月前她才考上了这所大学的研究生。她毫无意外地被吸纳进队。现在，她坐在四辩的位置上，一般而言这是最重要的位置，奠定评委最终观感的总结来自于这个辩位。她很快证明了自己，马大队小组赛三战三捷，其中两次她拿下了全场最佳辩手。

颜如晶深知这支队伍有多么努力，融合之初她甚至感到些许不适。当她还是马来西亚另一所辩论强校——精英大学的本科生时，她习惯“打天才球”，凭借天分、经验与临场反应摧毁对手，用一位辩坛前辈的话来说，打法像是“土匪下山”。而马大队完全不同，纪律严谨。“每一天都在准备，不眠不休地准备。”颜如晶说，备战过程近乎疯狂，模拟赛就打过了超过二十场。

这支队伍有着极其庞大而可怕的教练团，全部由毕业的辩论队学长组成，有三四十人之多，最远可追溯到1997年那届的学生，个个都是身经百战的高手——所谓百战并非虚指，中国大陆的年轻人往往升至大学后才接触辩论，但马来西亚的辩论竞技从初中即已全面开展，有全国校际联赛。

教练中名气最大的一个，当属被称为“大马第一辩手”的胡渐彪。他曾代表该校赢得2001年国际大专辩论赛（国辩）的冠军。教练只是头衔而已，并不领取薪水。38岁的胡渐彪，是珠海国际赛车场总经理。“每个教练有本职工作。每一次备战，我们就分配题目，这一组人专门负责这一道辩题，那其他人分配另一道题......”胡渐彪说。以这场八进四比赛为例，马大队的持方是“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他们设计了对手十六种可能的立论方式，并一一做好了反驳准备。

从一开始，马来亚大学队就是瞄着冠军来的。辩题公布后，他们颠倒顺序，从总决赛环节开始准备，这足以佐证他们的雄心。打进总决赛总共要经历6场比赛，绝大多数队伍会押宝在前面的赛程。如果没有办法打赢初赛，后面比赛准备的再好也毫无意义。

从颜如晶的角度看来，这支中山大学队几乎是崭新的。她与中大队的四辩池也曾交锋过几次，但另外三人则是陌生面孔，他们是刚提拔为主力的大二学生。事实上，颜如晶打辩论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对方四人的总和。从12岁起，她就被训练成为一名辩手，不久前，她度过了23岁的生日。这么多年过去了，她一直是辩手。

马来西亚人长于攻击，或许是由于接触辩论的时间远早于其他华人社会，年少的辩手并不足以赋予命题深刻哲理、升华价值，最符合本能的即是厮杀，而这种习惯将影响他们未来的辩风。“只要我们抓到对方的一点痛脚，就集中火力打。我们比较少论述价值观。”颜如晶说。在前半程的几轮质询、对辩环节，在场面上马大队明显占据了上风。如果把眼下发生的当成一场拳击赛，中大队已经被连续的重拳逼至围栏了。

“说真的，我没抱太大希望。”中大队的教练马薇薇后来回忆，她本来打算好，如果当天输了比赛，晚上就陪队员们去南京市区里玩。

话说回来，谁又想输呢？在比赛期间，这支队伍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有好几次，池也连夜写辩词写到了天明，洗把脸就上场。他们可不想这么快就回家。

刻板印象

马薇薇是个响亮的名字。她成名于2003年的国辩，作为中山大学队的三辩夺得冠军。如今，许多新手入门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翻看当年的那场经典之战。那时候，马薇薇被称作“温柔一刀”，言笑晏晏间，舌底藏着刀锋。毕业之后的这些年，她从未远离辩论，作为评委活跃在各大赛事里，也时常会在表演赛里过把瘾。她身材高挑，有股不怒自威的气派，经常穿一身白色风衣，与她犀利风格相衬。

“温柔一刀”是在2014年的8月，真正入主这支队伍的。虽然更早的一年前，她就接受了邀请，但由于时间等种种原因而未能全力以赴。她为此感到亏欠，决定在新的学年重新起步。

从队员的选拔程序上，她开始了她的改造。传统选拔往往着眼于院队成员，但她公开宣布，任何人，无论哪个年级，是否属于院队，甚至有没有打过辩论，都可以来面试。

明星效应与放低的门槛，导致了应征者如云。上百人前来应试，面试从早到晚整整进行了两天，打了60余场小规模的选拔赛。“薇薇姐对整个校队的招新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辩论队的队长、大四学生池也回忆说。

现在坐在池也身旁的三位队友均来自于那场选拔。二辩张昂健是广东人，普通话说得不利落，连院队都没进过，似乎注定会落选，但马薇薇挑中了他，“我觉得他想法很有意思。”

这场选拔让池也觉得耳目一新。“以前我们更注重的是这个人说话是否流畅，表达是否清晰，普通话不过关， 那就没有办法上场比赛。但薇薇姐看重的是，谁更有思想，谁能想出与众不同的观点。”

大众对于辩手的印象往往是，一群唇尖齿利、气场强大、随时随地口吐莲花的人。这种大众偏见有时会带来尬尴，一位曾获国际大赛冠军的辩手在工作后，其上司在应酬时竟叫他以饭局为题，表演一番辩论。

虽然在表象上，马薇薇似乎符合某些前述特征，但她显得比任何人都更抗拒刻板定义。“我们也是普通人，不是在山洞里练功的怪人。”她说。

一个常见的大众误区是，辩手的训练靠嘴，以一打多不在话下。事实上，真正的训练，不太会见到以一打多，靠着“抖机灵”也无法驾驭，往往严谨——或者枯燥得多，从“破题”开始，思考、琢磨辩题，彼此说服，找到最厉害的切入方式，接下来用理论、数据、事例去武装，然后是一场又一场的练习赛。

“辩论对我而言帮助最大的不在于嘴，而在于心”，澳门大学的辩论教练刘京京说，“以更平和的态度去看待问题，不用那么非此即彼。”一个叫陈以拓的辩手甚至认为，辩论能让人谦和慎言，“在生活中，越是优秀的辩手，越是不易被人察觉他是辩手。”

辩手没有固定模板，世界上并没有一种所谓专属辩手的脸。香港大学队的最强辩手刘冬舒，是一个上场没多久就满头冒汗的大胖子。享有“宝岛辩魂”之誉的台湾人黄执中，自认为是个标准宅男，对应酬性社交缺少兴趣（他2013年底才学会使用智能手机）。然而，没有谁能比马来西亚人颜如晶更有力地反击刻板印象。

西瓜头，带大号的黑色粗框眼镜，脸庞圆圆的，颜如晶看起来友好又憨敦。当她开启了辩论模式，她可以滔滔不绝，语速不疾不徐，“马来腔”带来一种独特的幽默感。但在其他场合，她像是基本丧失了大部分语言功能的人。

接受采访时，尽管有几个朋友在场，她仍然局促不安地坐在椅子上，看起来像个刚刚被擒的战俘。

“战俘”说话了，但她的回答像是咬紧了牙关，要死守住某个秘密般简短。很多时候，她的回答只有几个字。问及她的队员，她磕磕巴巴地说，“他们都是很认真、很严肃的人。”

“我有社交恐惧症。”她承认，小时候还为此看过几次医生。

但当谈到辩论时，她变得明显主动起来。仿佛“咔”的一声，她身体里的某个开关打开了。

她与辩论的开始，像是一个巧合。那是2004年，她还是个初一学生，老师在课堂上随便念了几个学号，去参加班级辩论赛，她的学号刚好在其中。她的姐姐是校辩论队的成员，她被带进去玩，就这样留了下来。“而且因为我这种性格，进了一个团就不会再离开，因为要重新进另外一个团这太难了。”

多年的辩论历练，改变了颜如晶的性格了吗？她想了想，回答略有迟疑：“没有。”

对于接受中大辩论队之初的马薇薇来说，她同样没打算彻底改造队员们的性格。她所做的，只是在细节上进行微调。比如她会告诫那个一口广式普通话的张昂健，尽量把话讲的简洁一点。“我觉得辩论最大的意义是在挖掘他本身的思考能力，而不是范式化他们的思考和表达。”她解释说。

在那个时候，她的婚姻出现了问题，作为主业经营的餐馆也无心管理。但这段个人的不幸却成全了中大辩论队。她把大量时间投入到训练中，甚至搬到学校，与整支队伍同吃同住。

“重视攻防，重视攻防”。她经常对队员重复这句话。这正是她最擅长的部分，在辩坛，马薇薇正是以“破坏者”的形象被人记住。她是个绝佳的三辩，反击凶狠而精准。

国辩时代

教练并不是一个正式职位。严格来说，马薇薇只是一名不受薪的志愿者。中大辩论队的运作模式，与12年前马薇薇担当该队三辩出战国辩时，已经大不相同。

国辩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最受瞩目的电视竞赛。这个由央视和新加坡电视集团合办的赛事，像是另一种形式的乒乓外交（最佳辩手往往会礼节性地颁发给失利队），邀请不同国家的大学，用普通话辩论。国辩赛事每次举办，总能引发国内收视热潮与舆论轰动。

但进入新世纪后，国辩的收视率与传播度日渐下滑。2005年，它退出了央视一套的直播，此后经历赛制调整以增加娱乐性，2007年加入双方互换立场、2011年改为晋级的优胜辩手重新组队继续辩论，但这些未能挽回颓势。

像是一场亢奋多年的造星运动，国辩制造了许多传奇人物与经典记忆：1995年半决赛，台湾辅仁大学在全程受压制情况下，四辩林正疆以最后三分钟畅快的结辩说服了评委，是难得一见的逆转；2011年脱颖而出的是一个叫陈铭的武汉大学辩手，因为打不同辩位都得心应手，被称为“万能顶替”；2003年和2005年则属于一个梳着中分头，有些书呆子气质的叫黄执中的台湾人，他连续两届垄断了全程最佳辩手；自然不必说1993年，复旦大学四辩、日后成为知名主持人的蒋昌建，以北岛的诗为“人性本善”作结，像是对着一个时代的慷慨宣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2002年春天，大三学生马薇薇报名应征中大辩论队。她把这个举动描述为只是跟随大众潮流而已——“进校队可以住空调房，洗热水澡，考试还加分，傻子才不报”。那次招新瞄准当年夏天举办的全国大专辩论会（“全辩”），冠军将出战来年的国辩。

马薇薇此前只打过两次辩论赛——大一、大二的院系赛均是首轮被淘汰。在其中也没发挥什么作用，她不过是一辩（“开篇陈辞完就算收工”）。她的唯一优势大概是，做过学校广播台主持人，不会怯场。这个偶然的开启，却激活了她本有的天赋。经过笔试、面试、实战三轮考核，她进入了校队。她很快被提拔为主力，并与队员一路过关斩将，为中大赢得“全辩”冠军。

如你所知，一年之后，她的中大队将杀入国辩的决赛，与台湾世新大学的黄执中相遇。

而在那发生之前，她和队友们经历了四个月的艰苦备战，住在学校提供的酒店里进行封闭式训练，期末考试都推到了下一学期。中国体育所采用的举国体制，也延伸到了这所学校里，举校倾尽资源到辩论队上。学校不仅给辩论队优厚的待遇——这也是马薇薇最初被吸引的部分，还组织了专家团，由逻辑学、法学、政治学、行政学等不同领域的博导、教授组成，给队员们授课。一名礼仪老师也加入进来，辅导队员们发言时的仪表和手势。队员们每天排得满满的，上午看书（“《西方哲学史》、《社会学基础》、《微观经济学》......”，马薇薇念出一串书名）、上专家课，下午和晚上打练习赛。

事实上，这种举校体制在每支参赛的大陆院校中都存在，随着国辩影响力逐渐衰落，强度已呈递减趋势。第一届国辩冠军复旦大学辩论队接受的，才是真正的填鸭式魔鬼训练——短短几个月里，他们参加了总计超过50场、由30多位学科权威开设的讲座，读书近百本。蒋昌建为了不拖慢进度，放弃回家探望生病的母亲。

从宣传部门的角度看，国辩是推广汉语国际化的重要竞技场，代表中国大陆出征的高校有如背负了一项重大使命。这种胜利期待的反作用也是明显的，首都师范大学在1997年在国辩决赛中输掉后，有出版社出了一本名为《梦断狮城》的书，严重得像是讲述一场灾难。

另一方面，一些已在国辩取得成绩的院校因为怕输，则选择不再参赛。这种重结果轻过程的功利化态度，对于辩论的全民化推广并无帮助。

国辩时代在2011年结束。那一年的比赛是最后的演出。虽然官方从来没有给过正式的解释，但答案再清晰不过了，这个曾风靡一时的竞赛，已经完成了时代任务，大国崛起不再需要从唇枪舌剑的交锋中寻找例证。而语言类节目——更不用说那些天价投入的大型综艺节目，已在各大卫视遍地开花，中规中矩的校园辩论也不再符合当今的收视需求。

随之式微的，是辩论的举校体制。中大辩论队不再是享受特殊待遇的香饽饽，和其他校内普通社团无明显差别。马薇薇仍记得，在某场她担任评委的比赛期间，一位小了她十几岁的学弟在她宾馆房间门口，“连门都不敢迈进”，害羞又可怜巴巴地倚着门框，请求她给辩论队一些指导。那时，这个队伍不仅青黄不接，赛绩平平，连一个兼职教练都没有。

“师姐，你有空的时候，能不能回来稍微带下我们？”那孩子语气谦卑而真诚。她看得出他很紧张。她感到了某种相似的东西。她后来回忆，她与中大辩论队的重新开始，正是始于那一刻。

对手

随着国辩的没落，校园辩论的好时光也结束了吗？有人不这么看。“你说辩论有趣，但它娱乐得过《非诚勿扰》吗？”台湾人黄执中说，“这不叫没落，而是慢慢回归正常状态。”

在黄执中看来，国辩对于参与者的覆盖度非常有限。“那时候两年才一届国辩，每一届（大陆）才一个学校去参赛。举全力培养了谁？四个人。所以是花瓶里的假花，只有开得最盛的这一段，底下没有根、没有养分。”他的语气，听起来对那个全民瞩目的国辩时代并不怀念。

等一等，全民瞩目？这件事并没有发生在台湾。比赛举办时，连电视直播都没有。

“台湾不关注这件事。中学篮球比赛有电视直播吗？也没有。它跟一般的学生活动是一模一样的，而且这也是辩论的本来面目。”黄执中淡淡地说。“如果要看吵架，政治节目里的名嘴多得是。”

两届最佳辩手的光环，并没有让黄执中像那获得同等荣誉的大陆辩手那样成为民间英雄，甚至连学校里的名人都算不上。除了辩论圈内人，“根本没有人知道我们在外头得过什么奖”。

学校方面自然也不会给辩论队配备“专家辅导团”，财政支持也是捉襟见肘。黄执中所在的世新大学第一次去参加海峡赛（始于2002年的台湾与大陆大学间的辩论赛），机票等费用还要队员自行负担。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马来西亚。1999年和2001年均出征国辩的胡渐彪回忆，没有电视台会播放国辩赛事，来自的校方支持也几乎为零。尽管辩论队是以学校名义出赛，学校并不批假，参加者要私下向老师请假，有些老师不通融的话，只有逃课。“要考那门课，你的出席率必须在70%或者80%以上。即将要打国辩，你可能会连续逃三堂课，那前面就要确保必须都到了。”备赛没有专用场地，辩论队像到处逃亡一样，在不同的课室间更换着、被驱赶。

2001年第一届新马国际大专辩论赛时，辩论队甚至被校方禁止出赛，他们唯有瞒着学校，用莫须有的“班台谷大学”报了名。马来亚大学所在地是班台谷。

“华语活动在马来西亚算是一个旁支，后来有成绩了之后才相对重视。”胡渐彪说。他祖籍广东开平，在吉隆坡出生，在马来西亚多种族环境下，他能讲开平话、普通话、英语、马来语、粤语、闽南语六种语言（他也曾是马来语辩手）。

马来西亚人口中，只有两成多华人。在马来西亚坚持讲华语，一度不受欢迎。“这个国家曾经有一种政治见解，认为华人越热爱华语，就越是种族沙文主义者。”胡渐彪说。

但马来西亚又从来都是华语辩论的强者。很大程度上，正是像胡渐彪这样的一代又一代的辩论人充满激情地投身其中。马来亚大学辩论队在80年代中期建立，四度杀入国辩决赛，是两届的冠军得主。“一个辩论队强不强，一方面看你有多拼命，另一方面看技术传承，你懂不懂如何训练下面这一批人，如何学习跟操作这些招数。”他总结说，“我们这些人啊，都是辩痴啊。”

重点在“痴”字。这届华辩世锦赛，马大辩论队是拥有最多随队教练的队伍，派出了四位毕业学长，除了一个刚工作不久的年轻人，其他三人是与胡渐彪年纪相仿的中年人。他们全是搁下工作请了年假，自费购买机票飞至南京。不久前，这个几十人的学长教练团刚完成一场募捐，每人捐500或1000马币作为辩论队的经费——因为一些赛事不包机票和住宿。其实这种筹款早在国辩时已存在，因为主办方只包四位出场辩手，候补队员的费用，则是学长们的任务了。

辩论与政治关系密切，辩论队的历练也为一些人铺垫了日后的从政道路。马大辩论队出了2个国会议员，一个州议员。在成为职业经理人前，胡渐彪也曾参与过选举但落败。在台湾也是一样，马英九、吴敦义、宋楚瑜、谢长廷、赵少康这些政治人物，全是学生时代的辩论高手。1976年出生的黄执中更是绝佳例子，他曾任国民党青年团总团长，31岁即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他进入政坛的机缘，适逢马英九选市长，当时还是学生的他，就进入其团队帮忙准备政策辩论。

但中国的情况大为不同。以国辩中被人记住的那些辩手为例，大多从商，或者做了主持人。在微博回答为什么中国杰出辩手的个人发展与辩论圈地位并不匹配时，黄执中写道，“老实说，这答案颇伤感：因为辩论这项技能，最直接对应的领域，是政治。”

他当然没有延伸说下去。他从来都是个谦卑温润、有分寸感的人。

黄执中的辩术也与他的个人性格相符，似乎渗透着禅宗与柔道的要领。他与马薇薇的对比像是站在了磁铁的两极，后者是个破坏者，从立论开始逐条驳斥。在2003年国辩决赛中，她展现出的侵略性与持续的快速反应，让人又讨厌又喜爱。对辩环节她在一个关键问题上语带讽刺地问了四遍，她后来解释说，如此依依不饶并不是为了羞辱并摧毁对手，而是让观众和评委能够在高频语速的交锋中（其实是近乎单方面的碾压），听清楚那个对方回答不了的漏洞。

但黄执中不同，他惯常的选择并非驳翻对方的逻辑，而是认同，再转换视角，沿着对方的论述进行下去，从可操作性、价值等层面，阐释己方论点更“应该被接受”。用他自己的话说，“在对方的观点上跳舞”。他的话并不密集，反而有时会故意停顿、留白、重复，以放慢速度。他像是个完美的防守者，在防守中完成隐蔽而致命的攻击。他把这种辩术称为“受身’。这是一个柔道术语，指被摔倒时的卸力之法。

“坦率讲，这种打法对辩手个人要求非常高。我不会去鼓励我们的辩手复制或模仿黄执中。”澳门大学辩论队教练刘京京说。他是2007年国辩的最佳辩手，但他承认从未使用过“受身”，因为这意味一些环节的割让，还需要通过长篇陈辞来证明割让有意义，而且立论层次必须高，具有包容性。

笼统地说，马薇薇采用的是辩论传统打法，“证明对手是错的”，重在驳斥；而黄执中的打法是，“利用对手来证明我是对的”，重在说服。

技术而言，很难说他们谁更高一筹。在2003年，马薇薇与队友们捧走了国辩冠军奖杯，但夺下最佳辩手的，却是那个梳着中分头、有些木讷的黄执中。但冠亚军的奖励都是一样，一台台式电脑。

对于那场比赛里的马薇薇，黄执中没有一点好印象，“觉得她笑得很假，表现很讨厌。”（据马薇薇说，保持微笑是校方要求，但确实与她凌厉的攻击不太协调）。他们自然没有任何联系。

直到六年之后，他们的下一次见面。

盗火者

2009年秋，人在台湾的黄执中在MSN上收到了一个留言，邀请他来南京审计学院参加一场表演赛。他从来没听说过这所学校，也不认识那位留言者。那人介绍自己叫王磊，是该校的大四学生，辗转要来他的MSN。

这是黄执中收到的第一个来自大陆民间的邀请。尽管他对邀请方一无所知，但他还是很快接受了。在台湾，成名辩手回到大学做指导或者评委是常有的事情。“为圈内付出嘛。”只不过这一次，他走的更远一点，跨海去到南京。

在那个邀请赛上，他再次见到了马薇薇，也是受邀而来。坐在他对面，还是三辩的位置。赛后他们聊起6年前那次交手，他仍对马薇薇不怀好意的笑容耿耿于怀，她也不客气地指出，“被他的中分头雷翻”。但在这之后，他们建立起联系，成为朋友。

黄执中并不知道，这场比赛的促成并不容易。

促成这场邀请赛的王磊，是校辩论社负责人。他身材高瘦，长着一张娃娃脸，看起来很文弱，但他是个敢于吃螃蟹的人。“那时候觉得非常非常困难”，他回忆道，“黄执中、马薇薇等人都是‘大咖’啊”。王磊刚打辩论时，与许多新手一样，观摩了大量他们的比赛、点评视频。但他还是鼓起勇气发出了邀请。

“大咖”们出乎意料地爽快答应了。问题却出在其他环节。黄执中刚从国民党中常委卸任，对于一贯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大陆院校来说，他的身份有些敏感。学校有部门提出反对。比赛在即，但学校的批文却下不来。王磊着急了，他直接打电话给了校长。这个越级之举，搞砸的风险很大，但好在，一句话铺平了所有的路，“校长说可以”。

校方拨了3000元经费，另有3000元来自一个校友的捐赠。“办活动的前一天晚上，钱才到帐。”但尽管如此，要负担嘉宾的机票、住宿（安排在学校的简易招待所），还是不够。马薇薇得知经费紧张后，主动提出自己解决机票。

那场表演赛引发了辩论圈内的小型地震，观众中不乏从深圳、东北专程飞来南京的辩手。王磊也大受鼓舞，他的疯狂尝试在继续着，接下来的事情顺理成章，他要办的不仅是表演赛，而是多个学校参与的比赛了。黄执中、马薇薇们在这些比赛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更多辩论圈的高手们被邀请加入，他们是评委，同时也会在固定保留的示范环节一秀身手。随着比赛名声渐长，规模不断扩大，校方投入也越来越大，每年一届的华语辩论世锦赛终于成型，名字是王磊起的。

是的，这个名头响亮的比赛是由南京的一所大学承办的——没有什么国际华语辩论组织的认证，也并不存在这样的组织。但比赛确实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级别，在2015年的第五届赛事里，有246支大学队伍参与（大陆赛区193支），选拔赛区甚至包括了英国与澳大利亚。每支队伍需要打5-6轮比赛才能晋级总决赛圈，大多数是单轮淘汰。

作为一直以来的主导者王磊，仍然愿意把2009年那场让黄执中与马薇薇重聚的比赛，视为一切故事的起点。如果不是那个开始，他不会想到，原来自己所在的小学校也可以成为辩论大战的中心，更没有想到，校园辩论可以引发如此之高的参与热情。

某种程度上，他只是激活了这股热情。华辩世锦赛从2013那届起，改邀请制为公开选拔制，这意味着任何一所大学都可以报名，当年就有一百多所学校参加。在选拔阶段，对垒的两方未必需要见面，通过一个叫做YY语音的软件，网辩成为可能，程序与规则和实体赛完全一致。

参赛不限于名校。这种开放源于王磊自身经历的驱动。当他还是南京审计学院的一名辩手时，他的学校几乎没有参与全国或者国际大赛的机会。“主办方会不由自主地渴望邀请所谓的传统名校，因为这能为你获得一些光环。”曾有一次国际大赛，在相关人士的推荐下，南京审计学院离入选只差一步，但最终因为名气不济——以及名称里带有“学院”而非“大学”，被摒弃出局。

“当初我们是因为自己没比赛打，想着办比赛。如果我们也是陷入过去所有邀请赛的套路，这是违背初衷的。”王磊说。

这项赛事依然带着浓厚的草根色彩。所有参赛队被安排在学校的宿舍里，往返旅费需要自负。尽管学校投入经费已占全校上百个学生社团的总体预算的1/3，但许多支出仍覆盖不到——最后一晚的欢送酒会的几箱红酒，即是一位辩论社成员从自家搬来的。通过与当地电视台的合作，前三名奖金在今年总算有了着落。

麻烦也是难免的。去年华辩世锦赛开赛前不到一个星期，澳门大学接到主办方紧急通知，两道辩题要更换。“中国应不应设立色情特区”、“中国应不应实行双重国籍 ”，理由是，“已是定案，没有辩的必要”。其实并非如此，正反持方均有极大发挥空间。但在采访中，王磊绕开了这段往事。这个向来充满冒险精神的人，在某项事项上持谨慎与妥协态度。

华辩世锦赛的兴起，像是诸多偶然因素撞击产生：一个具有执行力的辩论社；一位愤愤不平又大胆冒进的创始人；一所具有包容度的小型院校；“宝岛辩魂”黄执中居然痛快地来大陆了，并且此后他的到来成为常态；举校体制式微，但各校也放下过重功利心；以及王磊不愿展开讲述但最终避过去的种种“麻烦”；但换个角度来看，结果带有某种必然性，国辩时代那神殿之上的火种，终究会被盗火者扩散到凡间。作为锻炼批判性思维与分析能力的竞技，辩论自有其魅。观点的表达与交锋是物质相对充裕的社会里年轻世代的旺盛冲动，辩论恰能提供一个公平的赛场。

共同体

黄执中2009年来南京时，他在讲座中顺口问起在座校园辩手们的征战经历。超过20场的人已经寥寥无几，超过30场的则一个没有。他很感慨，高一那年，他就打了80场比赛。“我们每到周末就会邀裁判来，裁判也不要钱，都是大学里的学长学姐。上午打两场，下午打两场。”台湾有高中辩论的传统。

变化正在发生。虽然相比台湾与马来西亚，大陆的中学辩论尚不普及，但大学辩论到了今日已是气氛火热。差不多正是国辩时代结束之后一两年，区域、全国范围的赛事有如井喷，层出不穷。作为拥有最多华语在校生的地域，大陆的辩论热，也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更大华语世界的辩论格局。“国际赛数目爆发式的增长，一年可以有七八个国际赛了。”胡渐彪感叹。这位在广东工作的马来西亚人因驻地之便，与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合作，已经连办了两届国际辩论赛。赛事命名有强烈的致敬意味，叫做“新国辩”。

电视辩论从大众视野消失了，曾经的传奇辩手们，却在繁荣的校园辩论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而他们与年轻辩手们的交集，也不止于赛事的评判中。在网络上他们很受欢迎。黄执中在大陆网站开设博客后，半个月内访问量就有20万次。他也是微博达人，每天与十几万粉丝探讨辩论技术。

一些久疏辩场的人，应旧友们的邀请，捡起了这门游戏，重新融入。1995年的国辩最佳辩手林正疆，在他成为律师的十年中，由于工作繁忙，从辩论圈销声匿迹。直至2013年底，他接到黄执中的电话。“珠海那边想办一个致敬国辩20周年的比赛，”黄执中提到胡渐彪参与筹办的“新国辩”，“央视停办了国辩，民间想延续这项这个传统，把大家找回来。”他小心翼翼地问：“你要不要来？”

此时的林正疆已拥有一间律师事务所，“自己做老板，时间可以做主。”于是他答应了。此后却一发不可收拾，辩论赛仿佛成了他的副业。“人生充满因缘际会。当年的热血、不眠不休的感动，又重新回来了。”这位声音浑厚语速沉稳的老辩手说。

在刘京京看来，国辩时代的不同队伍的辩手间交流很少，“比赛比较紧张，性命攸关的感觉，（队与队）区隔性会强。”在黄执中的回忆中，马来亚大学队是支神秘之旅，“参赛最初的五天，他们从没下过楼，只派一个人从食堂里拿了所有人的饭就回去。”

而现在，华语辩手的共同体正在形成，联系愈发紧密，有着更频繁的互动。不同地域的辩手们在赛后会分享经验——他们中很多人由于多次见面已是老朋友了，被淘汰的队伍甚至会帮晋级的对手备赛。

赛制也在进化着，激烈性更为凸显。一辩传统上被认为，“开篇陈辞完就算收工”，但现在也要承担起对攻或者质询的职责。辩题更是愈发包罗万象，税收制度、中东矛盾、捐精伦理学，都可能成为激辩焦点。

尽管时政话题的选择上，大陆主办方必然面临着禁区，例如“学生运动是否助于社会改革”的辩题，可以出现新加坡的“亚太华语大专辩论赛”上，换到中国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能够探讨的部分仍然丰富，像“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下，中国西部是要优先走出去，还是优先引进来”，“中国新城镇化建设是要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养光韬晦与锋芒毕露哪个是中国外交的生存之道”，都是这一届华辩世锦赛的辩题。

另一些辩题则充满了娱乐性，屈原的投江精神应不应该效仿、爱情需不需要理智、做好人难还是坏人难、爱情之美在于永恒还是瞬间。即使看似游戏，辩手若以严肃态度对待，场面不会失于轻浮。话题载体不同，但最值得争拗的核心指向，仍然那些经久不衰的价值冲突：公平与和效率，平等与自由，个人与集体......

连辩论自身，也可以纳入讨论。华辩世锦赛中，有一道辩题是“娱乐化辩论出现是辩论之福还是辩论之祸”，这显然是因网络节目《奇葩说》而起。反方立场可能不容易维护，《奇葩说》做了将辩论与综艺融合的首次尝试，辩题多是容易引起共情的两性与职场话题，第一季结束时总播放量突破2.3亿次，让参与其中的辩手们变为有影响力的网络红人——冠军马薇薇与亚军颜如晶在微博上的粉丝分别有100万与40万。这个节目获得大量的关注与热议的同时，无疑也推广了辩论。

“我觉得辩论的最好时光就是当下。”马薇薇说。

奇袭

马来亚大学队与中山大学队比赛在继续。进入后半程的自由辩环节，从场面上看马大队仍占优势，四位辩手实力均衡，像四门火炮一同发射，中大队大多数的发言由四辩池也完成，二辩更像是被钉在椅子上，几乎让人注意不到他的存在。但颜如晶隐隐感到了不安，“感觉怪怪的。”她发现己方提出的观点，对方总是承认，战线在不断收缩。本来预备的炮弹，像是打空了。

断断续续地，她渐渐听懂了中大的立场，把“岂能无愧我心，但求尽如人意”中的“人意”一词，解释为顺从他意，与己方解读一致。如果不一致，双方尚可在概念的确认上争执一番。马大队预设了对方十六种立论方式，偏偏遇到了最简单的一种。

这本应是一场胜负悬念不大的比赛，局势在最后环节却变得出人意料。结辩时，反方的池也做了大量的价值倡导，他把“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视为一切道德的发端。他甚至没有浪费一句话去反驳对方的质疑——尽遂他意无视本心可能最终导致一个平庸的社会。相反，他毫不犹豫地吞下了诱饵，承认了这种风险，但他愿意把判断交给未来。“相信人类，相信人类，相信人类。”最后，他动情地重复了三次。

实际上，这是马薇薇的战术。她采取正是黄执中的“受身”打法。“我知道马大的打法是每一环都拆，所以环节越多对他们越有利。那好，我让你没有环可以拆，你说什么我都信，然后压到最后跟你拼价值(观)。”马薇薇说。

在自己结辩的三分钟里，颜如晶预感到了情况不妙。她一边发言，一边大脑飞转，想找一个同样有高度的价值观倡导。她看到观众席有些躁动，队友交头接耳，时间在一分一秒过去。但最终，她只做到了一般意义上的反驳。

更要命的，中大队把“奇袭权”——赛制中任意时段使用的申论或者质询机会，留在了最后一刻。池也再一次重申价值，这个奇袭有如二次轰炸。“他们前面看起来坑坑巴巴，但结辩有高度，并且完整。”后来，马大队一辩林碧芬总结说。

中大队以微弱优势获得胜利。在宣布结果的那一刻，颜如晶哭了。然而这就是辩论，绝处逢生与意外落败都是它的一部分，眼泪也是。

随后几天，中大队以黑马姿态一路过关斩将，最终夺得世锦赛冠军。但对马大队的逆转才是全程中最精彩的段落。在所有竞技赛事中，教练临时变阵，改变常规打法而取得胜利的例子数不胜数。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了辩论赛场。作为教练的马薇薇辩论特点是注重攻击——这也是她向队员们历来强调的，但没有人想到，她为这支队伍制定了另一种战术，这是属于马薇薇的真正的奇袭。

南京审计学院位于南京市郊。从校门口进入，一条笔直大路通向图书馆。校园到处是绿荫与小径，中心有个平如镜面的大湖。在这样的场景中，一场惊心动魄的语言大战发生了。但所有的故事又止于这里。校园围栏之外，大多数人对于比赛一无所知。当然，这两件事并不矛盾。不同于万人空巷的国辩，校园辩论只属于校园。

校园之外，更广阔的言论环境并不美好，有着各种各样不得言说的禁忌。但至少在辩论赛里，言论是相对自由的——来自上层的审查主要针对辩题。马薇薇去年底做评委的一场辩论赛里，正反方不约而同都谈到了香港占中运动——这是只有少数大陆官媒可以报道的敏感话题，他们当然不是仅仅复制官说辞，而是从不同角度发表见解。监管者——如果真的有的话，大概难以事前预警，那场比赛的辩题是“成年人做事更看对错还是更看利弊”。

除了技术探讨，老辩手总会试图向年轻辩手们传达一些原则。尽管池也在淘汰马来亚大学队一役中居功至伟，但赛后点评里，黄执中不忘警告他：“不要抢话。尊重对方说话的权力。”而在另一场比赛后，一位总爱微笑的评委少有得板起面孔，严肃得像是捍卫某种高贵传统：“说脏话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在采访中，包括马薇薇在内的至少三位辩手都提到了，不要诡辩，不要妖魔化对方观点。他们聊到这些时，就像赌徒深谙十九点时不要下注，有一种理应如此的自然。

辩论世界里的一切都是公平的。没有绝对的真理，没有必胜的持方，没有完美的立论。所有的选择都承担对应的风险——切入辩题的角度可以新奇，但论证成本往往随之越高。竞技项目的通用规律在这里多少都能适用：某个关键环节的失误会导致整场失利；对方的心理防线的崩溃可能只需要短短几分钟；过硬的技术能带来胜利（知识底蕴、缜密逻辑、反应速度），偶尔闪现的幸运之光也能；需要个人英雄主义，也需要团队合作；勤奋永远不会错。

借着华辩世锦赛的机会，从各地赶来担任评委的国辩老辩手们，搞了一次聚会。他们像是找到一种集体归属感。“平时我们各自有各自的忙碌，但碰在一起就有说不完的话题。”台湾人林正疆说，“我的朋友在这里。”但他们聊天时，话题多多少少总要牵扯上辩论。

黄执中记得输掉的每一场比赛。“19场。”他说。他继而讲起阳明山的春游，他骑着自行车，心里念叨得却是输掉的比赛，最终喃喃自语起来，想着如果再来一次该怎么辩，像个疯子。那是十几年前的学生时期的事了。

马薇薇承认，直到今天她上场打比赛时仍会紧张。她已经34岁了，身经百战，没有人再叫她“温柔一刀”的外号（她也不会时刻再假装微笑），但她仍然是那个对上场比赛跃跃欲试，恨不得把对手撕碎的马薇薇。

当陈铭说到他不久前出生的孩子，话题好不容易转到育儿领域，但很快又带了回来。“你说我们下一代以后要打辩论是不是挺难的，父辈都是好手，挑剔得多。”大家哄笑起来。

不可避免的，他们也会提起当年。那还是一个读诗的年代，台式电脑的年代，央视独大的年代。现在，欢迎来到这个《奇葩说》创造收视奇迹、微信占领社交生活、移动互联网无所不在的年代。单从单个赛事影响力上看，辩论由大众退至小众，但它在大学校园里落地生根，又是从小众回归大众。

他们是国辩时代最强的辩手，却依然是日常生活里的普通人。再好的辩术也不能解决所有纠纷，马薇薇的婚姻最终变成了一个伤感的故事，以破裂结束。但他们依然感谢辩论，用一位辩手的话说，“辩论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专程从武汉赶来的余磊执意为那晚的饭局做东。这位1999年国辩的最佳辩手，现在已是证券公司的董事长，实现了财务自由。但在这一夜，所有世俗成功被放下了。他们生活轨道相隔万里，国籍都未必相同，但其他身份在这一夜不能适用。

他们的身份只有一个，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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