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认同民族

民族：记忆与认同

王明珂，一个自称“处于华夏边缘的台湾历史学者”，在其成名作《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浙江人民出版社...

王明珂，一个自称“处于华夏边缘的台湾历史学者”，在其成名作《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中提出了一个大得有点吓人的问题：“什么是中国人？”但作者随即又消解了这个问题，他说：“基于对族群现象的了解，我相信，一个族群理论如果能回答‘我们是谁’，这一定是个有问题的理论。事实上，现代族群理论希望解答的问题是：‘为何我们要宣称我们是谁？’”（见“序论一：什么是中国人”P1）换言之，作者将问题“什么是中国人”替换为“为何我们要宣称自己是中国人”，依然令人有“大哉斯问”之叹。作者坦承，“我并不是一位人类学家，但作为一位长期研究族群现象的史学工作者，我对社会人类学的‘族群本质’研究很有兴趣。尤其是因为，人类的‘族群本质’深深影响人们对‘过去’（或者说历史）的记忆与诠释：这使得任何民族史学者都无法忽略族群本质的问题。”（P5－6）

何谓“族群”（ethnic groups）？社会人类学家笔下的ethnos原指“人种学”意义上的“民族”；ethnic groups原指一个ethnos中的各次级族群，或少数族群。本书作者则以“族群”一词泛指一个族群体系中所有层次的族群单位（如汉族、客家人、华裔美国人）；以“民族”指称族群体系中主要的或最大范畴的单位，特别指近代国族主义（nationalism，通译“民族主义”）下透过学术分类、界定与政治认可的“民族”（nation，如中华民族、汉族、蒙古族与羌族等）。（P6）作者提醒说，“‘族群’与‘民族’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在族群的发展与变迁上，一个民族以下的次族群也可能重建本身的历史记忆与认同，而在主观上脱离主要族群成为名实相符的‘民族’。”（P6－7）

拥有十三亿人口的“中国人”无疑是当代世界上最大的族群单位，作者希望，“透过对‘中国人’这个族群现象及其本质的认识，我们可以理解为何人们宣称自己是中国人（或美国人），为何有认同矛盾或认同变迁”。（见“序论一：什么是中国人”P1－2）并指出，“研究中国人的本质，在传统上可由许多方面着手。在当代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研究方面，体质人类学家研究现代中国人的体质，生物遗传学家研究中国人的基因，语言学家研究中国各地方言，而社会人类学家也在许多典型的中国聚落中做研究。这些研究，事实上已假定研究对象是‘中国人’，因此它们只是描述‘中国人’，并没有回答‘为何他们是中国人’这样的问题，甚至常因为没有深究后一问题，而使得其研究结果扭曲。”（见“序论一：什么是中国人”P2）

作者同时指出，“另一些学者热衷于‘历史溯源’的研究，……由中国人的某些语言、体质、文化特征以及历史文献中的蛛丝马迹尽量往前追溯，希望由了解中国人的‘起源’来诠释中国人的本质。”“由于学科的特殊性质，考古学者与历史学者对‘民族溯源’研究最感兴趣，也因此有丰硕的成绩，受到一般人的重视。”（见“序论一：什么是中国人”P2）溯源论者的一个基本假设为，“民族是一有共同体质、语言、文化特征的人群。该人群在历史上繁衍、迁徙，而成为占有一定时空的民族。因此，华夏的子孙永为华夏，溯其本源可知其流裔。”（见“序论一：什么是中国人”P3）

作者旗帜鲜明地反对族群界定的“客观特征论”，赞同挪威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Fredric Barth）的“主观认同论”：“族群”是由它本身组成分子认定的范畴，造成族群最主要的是它的“边界”，而非包括语言、文化、血统等在内的“内涵”；一个族群的边界，不一定指的是地理的边界，而主要指“社会边界”。在生态性的资源竞争中，一个人群强调特定的文化特征，来限定我群的“边界”以排除他人。（P12）

作者步巴斯后尘，以种种例子说明，“体质与文化特征并不是定义一个人群的客观条件，而是人群用来表现主观族群认同的工具。”“强调族群边缘的研究，不仅应将族群当作一个集体现象，也应将之扩及于现实环境中个人的经验与选择。”（P14）例如，李君是自小生长在台湾南部的山东人。在家庭中，他以山东话为母语；在眷村中，他开国语；在中学里，他学会了一口标准的闽南话。他作为商人奔走于海峡两岸，视不同场合，分别操山东话、普通话或闽南话，以显示或掩饰特定的族群认同。（P15）

“族群”如果是一种主观的认同，那么主观的族群认同是如何产生的呢？根基论者（primordialists）认为，来自个人自小赖以生存的群体的“既定特质”（givens），如语言、宗教、族源信仰等。但这等“既定特质”依然是主观认定的（assumed），如人称“炎黄子孙”，并非说他真的是黄帝或炎帝的后代。（P15－16）而工具论者（instrumentalists），或称境况论者（circumstantialists），以政治与经济资源的竞争与分配来解释族群的形成、维持与变迁；强调族群认同的多重性以及其随情势变化的特质。（P16－17）上述李君便是“工具论者”的例证之一，他会在不同境况下声称自己是“山东人”、“中国人”或“台湾人”。

作者在“序论一”中概括了他对族群本质的基本看法。首先，作者认为，族群由族群边界来维持；造成族群边界的是一群人主观上对他者的异己感（the sense of othernesss）以及对内部成员的根基性情感（primordial attachment）。

其次，族群成员间的根基性情感来自“共同祖源记忆”造成的血缘性共同体想象。在此，作者赞同“根基论者”（primordialist）的立场：族群认同是人们从其生长的社群中所得到的社会与文化身份，根深蒂固，因而难以改变。

第三，作者强调族群边界的形成与维持，是在特定的资源竞争关系中人们为了维护共同资源而产生的。因此，客观资源环境的改变经常造成族群边界变迁。在这一点上，作者赞同“工具论者”（instrumentalist）的立场：族群认同是人类资源竞争与分配的工具。

第四，客观资源环境的改变，常造成个人或群体借着改变祖源记忆来加入、接纳或脱离一个族群，由此造成族群边界变迁，或对个人而言的族群认同变迁（ethnic change）。这说明族群认同的“根基论”与“工具论”两者并无冲突：族群认同的根基情感来自成员共同的祖源记忆，但为了现实利益，个人或群体都可能改变其祖源记忆。

第五，由于族群的本质由“共同的祖源记忆”来界定及维系，因此在族群关系中，两个互动密切的族群经常互相“关怀”甚至干涉对方的族源记忆。失去对自身族源的诠释权或是接受强势族群给予的族源记忆，经常发生在许多弱势族群之中。

最后，在一个族群内部，也经常形成不同的次群体，互相竞争着到底谁对本族群的“过去”有诠释权：因此，所谓族群现象不仅是两个互动族群间的关系，还包括族群内部的两性、阶级与地域性群体之间的关系。（见“序论一：什么是中国人”P4－5）

在本书第三部分《华夏族群边缘的形成与扩张》中，作者首先以之前论及的牧业化、武装化人群在华北山岳地带出现这一人类生态背景，来解读《史记》记载之周人族源传说中的华夏认同以及西周与戎人由结盟至敌意的关系变化，并以此说明华夏与华夏边缘的形成过程。其次，作者以西周金文与战国至汉代文献中的“记忆断层”现象，来说明因应华夏认同形成，战国至汉代华夏如何重整其历史记忆，因此对部分西周史事，如“邦君称王”、“周戎联姻”，发生“失忆”。再者，作者以东汉时期“氐羌”的概念不断向西推移、以及春秋时期东南边缘的吴国王室假借“太伯奔吴”的祖源记忆为例，来说明，随着华夏逐步西向、南向扩张，华夏边缘也逐步向西、向南漂移的过程。

作者在第四部分《华夏边缘的延续与变迁》中，讨论了如何由古老华夏帝国变成现代中华民国、由“炎黄子孙”变成“中华民族”、由“四裔蛮夷”变成“少数民族”、由“族群边缘”（ethnic frontier）变成“国家边界”（national border，原文为“国族边界”）。作者称这等“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为近代“华夏边缘再造”，并声称其与西方舶来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渊源颇深，甚至与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有千丝万缕的关系（P244－245），故毛润之云：“落后就要挨打”。个人以为，这一部分（第十四章除外）的精彩程度不及第三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