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生命的存在是有什么目的的吗?

没有人会觉得原子分子或者一颗星星的存在有什么目的，那我们为什么还认为生命会有目的呢？剑龙引起我注意的地方在于...



没有人会觉得原子分子或者一颗星星的存在有什么目的，那我们为什么还认为生命会有目的呢？

我最喜欢的一种恐龙是剑龙，它是侏罗纪晚期（150万年前）出现的一种怪物。剑龙引起我注意的地方在于它整个背上一路向后的钻石形骨板。自从这种动物于19世纪70年代末在怀俄明州被发现以来，人们已经耗费了大量的笔墨，试图推测出这些骨板存在的原因。所谓骨板用于搏斗或者防御这样显而易见的解释根本就不可能是真的。骨板与身体之间的连接相当脆弱，无法在战斗中有效地发挥杀伤作用。另一种解释是骨板就像雄鹿的鹿角或孔雀的尾巴，它们在交配游戏中扮演了某种角色。有着最漂亮骨板的帅气剑龙妻妾成群，而其他公龙则不得不打光棍儿。对这种假说而言，不幸之处在于母龙也有骨板，因此这种说法也不能解释骨板的存在。我最喜欢的一种想法是这些骨板就像你在发电冷却塔中看到的散热片：它们用来传热。在凉爽的早晨，太阳出来的时候，骨板帮助动物快速提高体温。在中午，特别是当剑龙吃下去的植物在胃中发酵分解的时候，这些骨板有助于兜住风并散发掉多余的热量。一种极佳的适应性。（可惜对我来说，这已经不再是一个让我青睐的解释了，因为最近的研究表明，这些骨板可能是个体用来识别同一物种中其他成员的方式。）

但是，这篇文章关心的并不是恐龙本身，而是生物学家在好奇恐龙身体的运作方式时所用到的思路。他们问的是：骨板的目的是什么？这些骨板最终是为什么服务的？它们是否用于战斗？它们是否用来吸引异性？它们是否用来控制体温？这种问法是一种“目的论”（teleological）——这个词来源于“telos”，在希腊语中代表“终极”。这种说法谈及的是事情的目的或目标，亚里士多德称其为“最终原因”，而这种说法已经被物理学断然否决了。一颗星星为了什么东西而存在，又或者一个分子为了一个终极目的服务，这些想法对于大多数的科学家而言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当我们谈到有生命的东西时，似乎很难摆脱这种想法：它们的存在是有目的有目标的，这些目的目标是由它们的进化历程决定的。

正如我此前在《万古》写过的，化学家詹姆斯·拉夫洛克及其学界同仁就曾陷入困境，他们想说的是地球是一个有机体（盖亚假说），地球某些部分的存在有其目的，好比海湖是为了从大洋中蒸出不必要的盐分。又比如，史蒂文·普尔今年初在《万古》“你啥意思？”一文中写道，当代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也陷入了困境，他在自己的《心灵与宇宙》（2012）一书中说，我们需要用目的论的理解方式来解释生命的本质及其演变。

有些人认为这种挥之不去的目的论说辞标志着生物学根本就不是一门真正的科学，而仅仅是一系列观测结果和事实的集合。其他人则认为自然中这种显见的目的性为神的存在留下了余地。伊曼努尔·康德声称，要做生物学研究，你不能不从功能和最终原因的角度来进行思考：“对于小草来说，绝不会有一位牛顿出现，”他在《判断力批判》（1790）一书中这样断言。他的意思是有生命的东西不会像无生命的东西那样，简单地用自然定律就能决定。我们需要用目的论的语言来解释有机世界。

为什么我们还在这样探讨生物体和它们的特征？难道因为有生命的东西真的有目的和终点，所以生物学与其他科学有本质不同吗？还是说生物学只是没能摆脱一些老牌的、不科学的思维，甚至想着给那些想让上帝潜回科学中的人留道门缝儿？

生物学与目的论的纠缠要一直追溯回古希腊世界。在柏拉图的对话录《斐多篇》中，苏格拉底称自己是坐等自己的命运，同时他提出一个疑问：他坐在这里是不是可以完全机械地解释为“因为我的身体是由骨头和肌肉组成的；骨头……是硬的，其间有关节分隔，而肌肉是有弹性的，它们覆盖在骨头上”。苏格拉底说，这一切都不是他为何坐在那里、又如何坐着的“真正原因”。真正的原因是“雅典人认为最好宣判我有罪，而我也认为最好呆在这里接受惩罚，这是更加正确的做法”。苏格拉底将其描述为对于原因和条件的一种混淆：如果没有骨头和肌肉存在，他就不能坐在这里，但是这并不是他为什么坐在这里的真正解释。（译者：以上是苏格拉底临死前与他的学生斐多的对话。简言之，苏格拉底坐在牢里等死的原因是被雅典人判刑，骨头和肌肉只是他维持坐姿的条件。）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作了进一步发展，描述了宇宙是由一位设计师（柏拉图称为造物主）带来的。对于骨骼和肌肉目的的探询不仅是对于一个人行为方式的探询，而且最终也是对于造物主计划的探询。

然而现在，自然命定的隐喻发生了变化。再也没有科学家会以有机体的形象来进行思考：他们以机器作为思考的出发点。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不想让上帝像这样掺和到生物学中来。他相信上帝，但那不是一个关心着宇宙和宇宙中居民的上帝。（而是像我家一些年幼的家人那样，上帝大多数时间在想着自己的重要性。）然而，亚里士多德对最终原因很感兴趣，他主张所有生命都包含着引导它们朝向自己目标的力量。这些生命力量在此时此刻就发挥着作用，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也着眼于未来。它们赋予橡子活力，让橡子可以变成一颗橡树。对于其他生命，它们也是如此。亚里士多德像柏拉图一样运用“设计”这种比喻，但不同于柏拉图的是，亚里士多德想要剔出一切扮演管理角色的、有意识的智慧。

所有这一切理论都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科学革命过程中轰然倒塌。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他们都对物理现象——比如星星——和生物现象提出了最终原因的问题。二人都把现象的主体想成是有机体一样。石头为什么落下来？因为石头由土元素组成，它想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也就是尽可能接近地球的中心。它为了实现自己正确的结局而落下来：它是想要落下来的。

然而现在，自然命定的隐喻发生了变化。再也没有科学家会以有机体的形象来进行思考：他们以机器作为思考的出发点。这个世界、这个宇宙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时钟。正如17世纪法国哲学家、科学家笛卡尔坚称的那样，人体不过是一台复杂的机器。心脏就像一个泵，而胳膊和腿是一个系统的杠杆和滑轮，以此类推。17世纪英国化学家和哲学家罗伯特·博伊尔认识到，一旦你开始按照机械形式进行思考，那么说什么结局和目的就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了。一颗行星围绕太阳运动；你想知道的是绕行发生的机制，而不是去为其设想一些什么更高的目标。同理，当你看到一台时钟的时候，你想知道是什么让时针绕着钟面运动——你想要的是直接原因。

但可以肯定，机器就像有机体一样有着目的存在？时钟的存在是为了报时，就像眼睛的存在是为了看东西。这些没错，但正如博伊尔也注意到的，从一般意义上或者从目的论的角度来谈论意图和目的是一回事，而作为科学的一部分来谈论意图和目的却又是另外一回事。你可以走柏拉图的路子，探讨上帝对于宇宙的创作意图，这没有问题。不过说真的，这已经不再是（如果它曾经算是）科学的一部分了，而且这种探讨几乎没有什么解释力。用一位伟大的科学革命史学家——E·J·狄克斯特霍伊斯的话来说，上帝现在成了一名“退休的工程师”。

另一方面，如果你想采取亚里士多德的方法，用特殊的活力来解释生物个体的成长和发育，这在理论上仍然行得通。但是，再如博伊尔所指出的，由于没有人对于这种活力和它所做的事情有丝毫的线索，因此他和机械论的同仁只想全盘放弃这种想法，继续进行寻找所有自然现象直接起因的工作。对于科学，人们期待着新的预言以及其他什么新的东西，特别是技术上的新希望。上述的有机比喻没有带来这些效果，而机器比喻做到了。

然而，即使博伊尔认识到了这些问题，当到了研究实际的有机体、而不仅仅把它们当作物理世界其他东西的比喻的时候，要摆脱最终原因的思维模式也是非常困难的。他对蝙蝠有着特别的兴趣，并花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去探讨他们的适应性——比如它们的翅膀怎么会如此高度有序、适于飞行等。事实上，几乎自相矛盾的现象就是，在18世纪，即便物理学在逃避对生命的研究，但目的论对于生命的研究却越来越感兴趣。

我认为跑得像野兽一样快，但却蠢得像狗屎一样，这样也非常适合生存下去。

历史思维的扩张在这里起了关键作用。历史看上去不再是静止和确定的，相信人类通过自己的努力而无需帮助就可以让事情变得更好，这意味着不必再乞求上天的帮助。这种对于历史进程的世俗理想（或意识形态）使得关于历史结局和历史发展转向的讨论甚嚣尘上。如果作为一个社会，我们的目的是特定的结局——比如提升生活或教育的标准，那这样一来，能不能说历史本身也有结局——不是那种受到基督教过多支配的结局，而是作为面向结局的普遍推力或运动的一部分。生命以及人类历史能否从内部进行向上和向前的引导？

除了黑格尔等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以外，19世纪的自然历史学家也开始以原始进化论的方式来思考有机体，也开始谈论目标问题——通常他们承认这些目标中包括到达所有有机体最佳的可能形态，即人类。下面这段摘自查尔斯·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谟斯·达尔文的诗篇《自然殿堂》（1802），他是一名医师：

在无边海浪下的有机生命

它们孕育在大洋中珍珠般的洞穴里；
最初的形态是极小的，球面镜片都看不到，
它们在泥土中移动，或被水团刺破，
随着连续几代的繁衍，这些生命
获得了新的力量，以及更大的肢体；

……

高傲的狮子，君临平原，
翱翔在空中王国的雄鹰，
它幽暗的双眼啜饮着太阳的光辉，
一统群兽、不可一世的人类，
拥有语言、理性和思维的自豪，
横眉冷对这凡尘俗世，
用自己的形象来塑造他的神，
造就人类的形态和意识的雏形，
就来源于胚胎的一点，或者是一个极小的存在！

在一些早期进化论者——特别是法国生物学家让·巴蒂斯特·拉马克的著作中，我们闻到了一股浓烈的亚里士多德活力论的味道，这种有生力量推动着生命爬上阶梯预定的终点——人类。这已经不再是目的论的说法了，已经不再执著于生物个体和手或橡子等器官的目的为何，而似乎是要解释生命自身发展的一个普遍方向。

正是在这种痴迷于生命历史的氛围中，查尔斯·达尔文发展出了他的自然选择理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就是分水岭。他通过解释为何有机体如此适应自己周围的环境，从而解决了个体最终起因的问题。目的论的说法之所以合适，是因为眼睛和手这样的特征虽然不是设计出来的，但却很像是设计过的。眼睛就像是望远镜，剑龙的骨板就像是你在冷却塔中看到的散热片。因此，我们可以去问目的是什么。（当然，有关恐龙的问题不可能是达尔文自己问的：《物种起源》发表的时候，剑龙还藏在美国西部的岩石中打盹儿呢。）

自然选择解释了在没有设计师、没有目的的情况下，貌似设计过的特征是如何产生的。这种解释无需用到任何最终原因。有机体为了生存而斗争，或者更准确地说，为了繁衍而斗争。其中一些会生存和繁殖下去，另一些则不会。由于种群之中有变异存在，而新的变异总会出现，因此平均说来，生存下来的就与没能生存下来的有所不同，这种不同将有助于他们取得更大的成功。随着时间的推移，点点不同积累成了朝向适应性的变化，也可以说变化指向的是貌似设计过的特征。上帝是没有必要的——即使他存在，他也管不着——同样也不需要任何活力，只需要普通而古老的规则以一种良好的机械形式运作起来。目的论的比喻只是一个比喻：在它背后的是相当简单的机械解释。

因此，这就破解了目的论问题的其中一个方面：为什么生物个体会很好地适应自己的环境。但是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呢？生命本身是否有一些总体上的趋势？是否总体上有一些进程的感觉呢？导致人类发展的进程又是怎样的呢？达尔文确实相信自然界有着某种进程——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称之为“单一人”，但他所想的与德国黑格尔式的不断提高生命的世界精神完全没有关系。这种世界精神让人更多地联想到一种伪基督教信仰，这是达尔文不同意的。

小草也对应着有一位牛顿，他的名字叫查尔斯·达尔文

不出所料，达尔文在进化是否有一个方向的问题上一败涂地。他在自己的笔记中苦苦思索，但从未真正得出一个确定的答案。他最接近答案的想法是提出进步是自然发生的，原因是平均说来，每一代都比前一代要更好。适应性增强，最终大脑出现，而且变得越来越大。接着人类就出现了。达尔文写道：“如果我们去看看每个生命各个器官的分化和特化（这也包括大脑出于智力目的而进行的升级），以成体作为高度有序性的最佳标准，那么显然是自然选择导致了这种程度的有序性。”达尔文从来没有真正考虑到的一个事实是，对大脑的维护开销非常大，大个儿的脑子不一定就是通向进化成功的单程车票。达尔文之后的美国古生物学家杰克·塞普科斯基有句不朽名言：“我认为智力只是让四足动物得以生存下来的多种适应性中的一种。我认为跑得像野兽一样快，但却蠢得像狗屎一样，这样也非常适合生存下去。”

达尔文可能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生物学中的目的论问题，但他的解决方案并没有立刻获得成功。大多数人真的无法让自己的脑袋理解自然选择，坦率地说大多数人没有受到“生命的进化是否有个终点”这个问题的困扰。显然，人类就是终点，也必然会出现。各种新柏拉图主义者都乐于相信基督教对于达尔文生命观的解释：上帝将进化设定为一路升级到人类。基督徒可以同时信仰耶稣和进化论！亨利·沃德·比彻是一位颇具感召力的牧师，一位大有作为的奸夫，还是比彻·斯托夫人的弟弟。用他的话来说：“是谁设计了这台强大机器、创造了物质，并给这台机器赋予了规则？是谁在机器上铭刻下一种趋势，而这种趋势给地球带来了几乎无限的果实？又是谁把这些果实锻造成了一个完美的系统？批量的设计要比零散的设计更加宏伟。”

基督徒可以用柏拉图的框架来解释进化，然后得出神圣造物主的目的。与此同时，一些生物学家也复活了亚里士多德的活力将生物推向结局的想法。在19、20世纪之交，德国胚胎学家汉斯·杜里舒对这种力量进行了描述，他称之为“生机”，形容它“像心灵一样”。在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认为这种力量是“生命力”，是一种有生命的精神；这种精神创造出了适应性，赋予进化向上的进程。在英格兰，生物学家朱利安·赫胥黎是达尔文的伟大支持者托马斯·亨利·赫胥黎的孙子、小说家奥尔德斯·赫胥黎的哥哥。他一直被活力主义吸引，在进化论中看到一种替代基督教的东西，这种东西给人一种意义和方向的感觉，被他称为“没有启示的宗教”。但即使赫胥黎能科学地看到那种东西，活力主义也是行不通的。问题并不是没人能看到这些力量：还没人能看到的电子呢。问题在于这些东西没有给出任何新的解释或预测。在物理世界中，它们似乎没干什么实事儿，而主流生物学也早就将其束之高阁了。

那么现在的观点是什么样呢？今天的科学家相当肯定，在单个生物体的水平上，目的论的问题已经被搞定。达尔文真的是正确的。自然选择无需涉及最终原因就解释了生物及其特征那种貌似设计过的性质。另一方面，自然选择不是躲在山川、河流和整个行星背后的。它们不是设计好的。这就是为什么目的论的说法不合适，也是为什么盖亚假说会受到如此多的批评。从整体上说，这就是为什么生物学也跟物理学和化学一样，算是一门科学。它面对的是各种不同的现象，所以给出各种不同的解释也是合理的。小草也对应着有一位牛顿，他的名字叫查尔斯·达尔文。

但说到历史目的论——关于进化本身是否有一个方向的问题，特别是进化本身是否有一个渐进的方向，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我不能说已经有了一个满意的答案，也不能说将来会有一个满意的答案。对于进化明显的渐进历程，一种流行的解释方法就是生物军备竞赛（朱利安·赫胥黎顺便创造的一个比喻）。通过自然选择，猎物变得更快，所以连带着捕食者也变得更快。也许这就好比军事上的军备竞赛，最终电子技术和计算机变得越来越重要，谁在这方面做得最好谁就是胜者。英国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认为，人类用的计算机最大，这就是我们所期望的自然选择的结果。但我们并不能明显地看出军备竞赛会导致人类——那些身体虚弱而精神强大的杂食性灵长类动物——出现。猎物和捕食者的同步进化也不是很普遍。

在这里，我没有给出什么最终答案，但提出一个最终问题。会不会有一种完全成熟而且更加科学的亚里士多德式的目的论，搭配着活力概念出现？没有什么合乎逻辑的理由说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认为内格尔提出这种可能性是合理的。两百年前，人们还会嘲笑量子力学的想法，笑它违背了各种常识性的思维。但是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区别：量子力学的发明是因为它填补了一大块解释不了的空白。内格尔大错特措的地方在于：他坚持让生物学回归目的和目标的想法，这不是基于与科学的广泛接触，而是一种哲学的浮光掠影。量子力学是怪异，但它能用；而最终原因的想法却没有什么可以促进大胆思考的东西。

那么，剑龙为什么存在？我们可以像好的达尔文学家那样，问问它背上的骨板有什么适应性的功能。但这种怪兽本身为什么存在？不为什么，它只是盛装、神秘的食草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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