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在南大重拾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_【实践与文本】

这一次访问南京大学，能够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进行学理上的交流，对我而言非常难得。在我所生活和教学的英美，已经没有人愿意坐下来就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问题进行深入有见地的交谈。...

这一次访问南京大学，能够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进行学理上的交流，对我而言非常难得。在我所生活和教学的英美，已经没有人愿意坐下来就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问题进行深入有见地的交谈。首先必须声明的是，我并不是马克思研究的权威，而只是试图将我所理解的马克思思想运用于分析城市化空间研究的地理学家。严格来讲，空间与城市化才是我解读马克思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直到35岁，我才开始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并为年轻的学生们开设读《资本论》的课程。当时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工程学院下属的地理学系教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学院的领导们都以为我的这门课是关于首都城市（capital）的，直到五年之后，他们才搞懂我教的是马克思的《资本论》（Capital），而那时他们已经毫无办法，因为这门课早已在学生中流传开来。在那段地下教学时间里，我在厚厚的《资本论》外面包上牛皮纸。有同事问起，我便谎称在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以至于有位同事在第二年看到我夹着那本书去上课时评论“读得好慢”。

首先，与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学者们不同的是，我对马克思和《资本论》的理解，并不是从哲学入手的。尽管我对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德国古典哲学有兴趣，但却不并清楚如何在理论上具体利用。实际上，在最初理解马克思时对我产生深刻影响的，是奥尔曼（Bertell Ollman）在《异化》（Alienation: Marx’s Concept of Man in a Capitalist Society）一书中对马克思思想和概念的关系性解读。一方面，它为我提供了理解马克思的一条可行路径，另一方面，当时正值地理学内部经历方法论革命，以关系性解读马克思复杂的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让我看到了将马克思主义引入地理学空间研究的基础和可能性。

另外，我与你们在研究方法上的不同之处，可以用马克思本人所区分的两种方法来表达：发现方法（method of discovery）与表现方法（method of presentation）。南京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专注于文本分析，基于MEGA II（《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对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和笔记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对物化、对象化等重要概念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必须承认，这些都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理论工作。在我看来，这些经济学笔记和手稿体现的恰恰是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长期学习和研究过程，见证了马克思的“发现方法”。而我所关注的马克思的《资本论》，是马克思在长期艰难的思想探索后得出的成果，在其中，马克思考虑的是如何将其多年的研究所得以合理的方式呈献给读者，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表现方法”。在过去的四十多年时间里，我每年至少开设一次《资本论》阅读课程，后来以此为基础写成的两卷本《跟大卫·哈维读》（A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 Vol 1 & 2），都是对马克思极为复杂和深刻、在很大程度上将其“研究方法”遮蔽起来的“表现方法”的解读和分析。我已经八十岁，时间和精力都不再允许我再去开始你们正在从事的工作，我更多关心的是如何将我已获得的东西以大家能够理解的方式“表现”出来。你们这里的年轻人，以全新的视角和方法出发，将会成为批判的后继者。

近年来，我开始形成一个有关《资本论》的新认识。当然，在很久以前我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最初形式，只是最近才以更为确定的形式提出。概括来讲，我的这一新认识是，只有将马克思《资本论》的三卷本作为一个整体，也就是说，只有将第一卷中价值的“生产过程（production process）”与第二、三卷中价值的“实现过程（realization process）”统一起来，才能够理解马克思完整的价值概念和资本逻辑，尤其是资本在空间布展中的内在逻辑。

早在上一世纪七十年代，当我刚刚开始带着空间和城市化的视角和问题去阅读马克思的时候，我便注意到《资本论》中，在资本与劳动这对马克思指认的资本主义主要矛盾之外，还存在着资本内部消灭空间与建构空间两种对立需求并存的矛盾。一方面，资本积累的不断增长需要打破一切空间上的障碍，实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所假设的完美竞争，也就是马克思在《大纲》中所说的“资本就是时间对空间的消除”；另一方面，资本为了缩短自身的循环周期，加快资本积累的速度，必然需要通过大量固定资本的空间投入，如公路、铁路的建设，通讯设施的架设等，来完成商品流通在交通与通讯上的快速和无障碍。

更进一步来讲，这一矛盾也是竞争与垄断之间的矛盾。在《资本论》第一卷，尤其是前两章有关简单商品交换的分析中，马克思试图建构一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简模型，这一模型假设了完美的竞争环境。然而，资本流通的实际情况却是，在复杂的转换过程中，资本所到之处必然生成地方垄断。换句话说，空间竞争总是垄断竞争。我喜欢举自己早年（1969）研究的啤酒酿造的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我小时候，人们可以通过当地的啤酒判断所处的城镇，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啤酒逐渐变为地区的、国家的，乃至国际的。我们从地方垄断发展为全球化竞争。今天，在纽约，人们能够在市场上看到中国、比利时、澳大利亚、英国啤酒之间的竞争。资本主义的历史，基本上都在努力消除地方垄断力量，通过交通与通讯结构的转变。其中，最大的革命之一，便是集装箱化（containerization）。集装箱化大大减少了全球的运输成本，使全球竞争成为可能。资本的全球组织，也致力于减少贸易税收带来的屏障，二战后的世贸组织和跨太平洋协议，都是为了推动全球化进程，使世界变成平的。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各个国家的劳动力还被保护在国际外部竞争之外，世界上还存在着不同的价值体制（regimes），那么今天，这种保护已经不复存在，不同的价值体制也趋于融合，前所未有地接近形成同一个全球价值体制。这一全球化过程正是马克思所说的“时间对空间的消灭”，我特别关注了马克思在《大纲》中对这一趋势不可避免性的描述。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是去研究在这一过程中空间竞争即垄断竞争的历史。马克思在不同地方都有所涉及，但这仍需要一个复杂的整合工作，这是我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努力完成的理论建构。

我发现，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学者都只关注《资本论》第一卷，而忽视《资本论》第二和第三卷，因此当他们在讨论价值与资本时，更多涉及的是资本和价值的生产过程，而相对忽视流通与分配，即资本和价值的实现过程。我从巴里巴尔那里得知，连以《读》著称的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都从未读过《资本论》第二和第三卷，这是一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在《资本论》的第一卷中，马克思假定了资本最简的完美竞争模型，以简单商品交换过程和简单劳动过程来解释价值的生产机制。在马克思的这一解读中，价值等同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里的核心概念是“价值”及其“社会必要性”。然而，我注意到，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部分的结尾处，马克思却对价值给出了另一个不同的定义，他说，没有需要（wants）、需求（needs）和欲望（desire），就不会有价值的实现。也就是说，资本指的并不只是在社会必要条件下、完美竞争模型中的价值及其生产，而是在循环和分配中不断运动着的价值。那么，价值就成为运动中的资本。因此，价值的定义，不能仅仅局限于“生产过程”，而应必须着眼于整个流通和分配的“实现过程”。在这里，我思考的恰恰是与“价值”和“社会必要性”相反的“反价值”及其“社会非必要性”概念。

这一新认识，让我不得不回到构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最核心理论构件：劳动价值论。实际上，我本来已经想要结束持续了四十多年之久的马克思研究，转去做一些其他东西。因为，在你研究一个主题如此之久后，你会感觉工作一直在不断地推着你跑，而你的自主性会在这一过程中多少被异化。结果不成想的是，我又掉进了一个更为复杂的马克思课题之中，这就是劳动价值论的研究。这次在南京大学的访问，无疑更加坚定了我的这一新的想法。

在过去四十多年教英美学生如何读《资本论》的教学经验中，我发现，如果我花很多时间在价值概念和价值理论上，不只学生们会糊涂，我自己也会开始迷失，因此，我决定在讲课和写作《跟大卫·哈维读》时，滑过整个价值问题。我对价值概念的具体说明，不是通过对概念本身的哲学追问来完成的，而是通过一些其他相关讨论，如剩余价值，工作日等来替代完成的。但现在，我发现自己深深地掉进了价值理论的冰水之中，在水下挣扎着找到自己对这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核心问题的解读。一开始，我以为它只会是一篇短文，但现在它却不小心正在变成一本书。

此文为南京大学哲学系杨乔喻翻译整理，刊于《社会科学报》2016年7月7日第六版文化研究，有部分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