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梅煮酒大家论  高密度的可能性

柏涛思考与探索系列活动收官篇...





伴随着国内的城市从增长到成熟，城市发展已由大规模开发转向更新和运营管理，特别是一线城市尤为明显。面对当下高密度的城市更新与发展问题，柏涛一直在密切关注和积极思考。近期，柏涛学院特别推出“柏涛思考与探索”系列活动，邀请同行业界专家就“城市高密度”、“开放性”、“公共性”等话题展开探讨。

8月11日，柏涛学院邀请到深圳公共艺术中心主任黄伟文先生、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乡规划系主任杨晓春女士、局内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张之杨先生来分享他们的看法。☟

黄伟文 深圳市公共艺术中心主任，深圳市城市设计促进中心创建负责人，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主要推动者和组织者，哈佛设计学院Loeb Fellow学者，“土木再生”专业志愿者机构共同发起人。建筑与城市规划设计专业训练和实践背景，自1996年起从事城市规划设计管理工作，曾任深圳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委员会副总规划师、深圳市规划局城市与建筑设计处处长。主要关注中国快速城市化中的空间质量与宜居环境问题，反思中国城市建设理论和观念，探索中国城市人性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深圳是一个高密度的城市，但是高密度不同地区是不一样的。2016年1月13日《南方日报》报道称，罗湖拟推百个城市更新项目——“到2020年，罗湖在建及完成的城市更新项目突破100个，力争城市更新完成投资250亿。”罗湖区委书记说，“力争5年再造一个‘新罗湖’”。因为罗湖是深圳最早的建成区，所以更希望通过城市更新来振兴这个区。罗湖人民南片区本来就是高密度的，如果再更新就是高上加高，这里都是高楼大厦。如果把全世界的高楼堆在一起也是一种高密度。但是库哈斯认为,一个城市如果只是往上建高楼的话，是一个很没有创造力的事情。



如果高楼一直往上发展，在结构逻辑上也是有问题的一个模式。所有的交通体系是靠地面的交通，再通过电梯往上输送人，所以每一个电梯系统就是一个大楼的交通脉络。这个交通网络是尽端的，不能再形成网络，所以把这个当成一个社区的平面，它是不合理的。而如果能够形成一个环路，结构就比较合理。



我们知道造价会随着高度往上越来越贵（地下室越深越贵），而使用率却是越往高就越低。所以高层建筑有自己先天的缺陷。

如果把高层做高密度的话，要从结构上有重新的认识，甚至要进行改造。如果不能从顶部把高层建筑连在一起，至少应该在中间部分联结在一起，这样才能把高层建筑的交通体系更加合理。高层的顶部，实际上是性价比最低的，如果把这部分面积搁在中间横向连接，可能效率会更高。这种例子，是不是不可思议呢？在现实中其实有很多。比如重庆这样的城市，就是高层建筑间通过各种交通方式进行连接。高密度的高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节省土地，提高容积率。提高容积率有两种方式：或者把高度提高，或者是把覆盖率提高。但是覆盖率提高不是一件好事情。可以用下面右边这种模式，把楼也抬起来，那么密度提高了，覆盖率减少了。

把地面让出来是为了什么？一个是为了交通，二是给人活动。我们也可以保护大自然：如果底下原来是山，原来是水，我们可以让给原来的山和水，而没必要破坏它们。如果底下是一些老建筑，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允许老建筑、旧建筑的存在，也就是一个人文环境能够存在于这种新的高密度开发中。甚至是可以建立一个街道生活城，把原来地面上的街道也连接到空中。于是我们得到一个新的城市结构：中低密度的高层部分是用来工作和居住的；高密度的中层部分是街道、生活、交往的地方；底下形成一个小于15%的极低密度，这样就能够腾出土地来，为了生态和人文，当然也为了现有的汽车交通。高密度开发如果能兼容原有的水系、湖泊、自然生态，或者说把破坏至少控制在15%以内，那可能就是一种很好的开发方式。

主要分层：地面街巷广场层；第二地面网络花园层；第三地面空中庭园层；其它层（地下和高层屋顶）。

立体特点：对土地的利用逐层向上降低，太阳光与雨水利用逐层向下递减。

张之杨  局内设计咨询有限公司(iNgAmE)创始人/主持建筑师。深造旅居美、加、英、荷兰十载，先后毕业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美国哈佛大学。曾在荷兰大都会事务所（OMA）、美国AECOM (原EDAW易道)等公司担资深项目建筑师及城市设计师。先后要主持设计项目有：深圳证券交易大厦（SSE）、深圳市南油购物公园、龙岗中心区总体规划、老君山养生社区、加拿大.多伦多酒店公寓、昆明双凤新城、广州大一山庄等项目的规划和建筑设计。我们将延世大学校园的扩建规划作为一个测试一种新策略的样本，这种策略对无所不在的高密度做出了回应。



我们在原来基础上进行填充。上图中泡沫是现状建筑，橡皮泥是加建部分，在加建的过程中兼顾旧建筑，并对空间做一个梳理。在大量保留休闲绿地的基础上，用了相当于原计划20%的用地，却意外地获得原计划建造规模500%的使用空间。



世博会中国馆在180天的时间内接待超过7000万来自世界的游客，不仅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大集市”，也是千载难逢的向世界传递信息的机会。到底传递什么信息对于每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答案。我们认为：突破职业领域的外延，在建筑设计的范畴之外寻找答案。中国馆的外墙不应是建筑师表达个人审美情趣的画布, 而是公众参与者无意识活动的总和。因此我们在中国馆的外墙植入了2500多个，在每一个城市中都司空见惯的，最普通的街边小商铺。它们不仅在这半年里可以迎来数量惊人的买卖，而且作为世博会中国馆对游客的一项福利，将大大缓解官方服务后勤的压力。深圳作为世界人口密度第五的城市，已然是高楼林立， 随着人口增多，城市密度也在持续增加。而随处可见的大拆和大建是现在增加城市密度的主要方式。



与黄伟文先生的想法类似，我们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天空城寨”。

将现有的城市要素重新组合，创造释放出前所未有的价值，并为城市居民创造出可持续的、更加低碳的生活方式。



为适应不同的建造环境以及功能需求，高架单元采用标准化设计，同时又可提供菜单式的选择，各种单元可适应不同场地限制进行灵活多样的组合






杨晓春  副教授、高级规划师、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乡规划系主任、深圳市城市规划学会个人理事。专注城市设计开发控制、高密度城市公共开放空间研究，负责国家及深圳市级纵向科研项目多项，曾获城乡规划专业指导委员会优秀教研论文奖、深圳大学腾讯良师奖；多次获得全国优秀规划设计二、三等奖、以及广东省和深圳市多个奖项。影响一个城市整体面貌的可能不是一个明星建筑师的明星作品，而是个体在政策框架下的反馈和行为。它们决定了一个城市的基本面貌。

法规和政策也会决定城市公共空间（Public Open Space，下文简称POS）的基本品质和形象。我们现在回头做一次公共空间的反思，看看这些年因为什么而形成了这个城市的公共空间？当前的高密度发展带来了什么样的空间分布状态？我们用了一个学期，做了三个多月的现状调查和居民访谈，发布了几千份问卷，想再问一下：经过十年之后，我们城市的公共空间是否变得更可达？调查显示，居民对POS可达性的总体评价是这样的：

• 人口密集地区步行可达性普遍较差
• 骑行和车行可达性较好，步行可达性较差
• 步行可达性较好居民集中于大型POS出入口

对南山南头古城片区、荔香公园西侧片区、南苑新村片区等近30个公共开放空间的百姓满意度调查显示，满意度较高的片区高满意度片区均紧靠大型的市、区级城市公园或城市滨水地带；同时有城市干道阻隔的区域满意度也很高；而大型商业POS可吸引跨较大空间地域的人流。反之，低满意度片区多位于中心城区的繁华地段，周围无大型的城市公园或开敞空间，虽然居住区内部也有良好的活动场地或设施。



对于当前规划标准中运用的五分钟最佳步行时间，深圳的普通人怎么看？我们通过统计居民步行去往POS的以10min居多，耐受的极限时间为30min居多，在POS驻留时间以60min居多。对于步行去往POS这一行为上，10min的理想时间比5min更有说服力。而在POS的驻留时间说明了POS在居民日常生活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我们对法定图则未来可能要建设的公共开放空间做一个判断，发现尽管规划对生活品质有所提高，但公共开放空间对将近四分之一的人还是不可达的。这意味着在建筑层面，其实我们有很多事情可做，比如说屋顶花园，虽然它不算是真正实用的公共开放空间。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研究，我们认为这几个可达性的优化有很多方面：首先是公共开放空间自身的属性，提高它本身的吸引力，使公共空间更加富有特色。另外是优化空间本身的布局模式和它跟周边道路的结构，也会提高居民对可达性的满意度。最后是进来减少封闭小区的建设，提高步行耐受时间，改善步行路径，丰富空间体验。

深圳的高密度越来越严重，城市更新越来越多地涉及到城市的范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设计从居住到社区、商业、城市综合体，到现在的城市更新，过程中面临着很多和社会环节更密切的一些问题，包括社会的公共空间、居住开放性、城市开放性等等。三位嘉宾的分享为我们展示了高密度的更多可能性，带给我们对城市公共开放空间的更多认识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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