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大“海”字做个印，干嘛？

后晓荣对海昏侯墓出土的“海”印的解释...



在海昏侯墓葬中出土多枚印章，已经公布的印章有除表明墓主人身份的刘贺玉印和“大刘印记”玉印外，还有一枚“海”字铜印。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考古学副教授后晓荣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考古学副教授后晓荣（南昌进贤人），他专门研究了这方铜印，并将研究成果带到南昌在海昏侯墓发掘暨秦汉区域文化国际学术研究讨会上交流，认为该枚“海”字印实际上一枚典型的烙印，很可能是一枚烙马印。

他说，关于这方印，据某媒体报道中竟然说中国古代称湖为“海”，而这枚“海”字印似乎表明，海昏侯刘贺很安心偏居在鄱阳湖（小编说，那时这儿还没有鄱阳湖呢）一带。事实上，媒体的这种说法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后晓荣把“海”字印与西汉的官印作了对比，指出相关文献记载西汉官印的尺寸一般均较小，其大小只有两厘米多。有关汉印形制大小，《汉官仪》明确记载“通官印方寸大”。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汉代印章的印面多在 2.2~2.4 厘米见方，约相当于汉制的一寸左右。即所谓的“方寸印”。汉帝后玺印略大，为汉制方一寸二，印面方边长约 2.8厘米；官秩二百石以下汉官印则为长一寸，宽半寸的长方形印，即所谓的“半通印”。这是汉代印章形体的最基本时代特征。“海”字印章相对其他汉代印章印体具体，而这枚“海”字印，其印面长差不多为7.5厘米，宽差不多为5.5厘米，此尺寸远远大于一般的汉印，即使传为吕后的专属印章“皇后之玺”也相差较大。因此该枚印章与一般汉代官印不同，其性质应该另外考虑。

在中国古代的官印制度中，隋唐之前的官印以官名印为主，特别是秦汉时期印章的印文虽有地名或官署名者，但主要是用来补充官名印的，且其性质亦不同于隋唐之后的官署印。“海”字印章的印文只有一个“海”字，其性质即难判断为官署印，也难看出地名的性质。所谓“中国古代，称湖为‘海’。在海昏侯刘贺的墓中，出土有一枚大印，上面只有一个大大的字样‘海’，这似乎表明，海昏侯刘贺似乎很安心偏居在鄱阳湖一带”也只是媒体的臆测之词。对于秦汉之际的“执事小吏”，如秦汉时期的仓官、库官、厨官、池官等所用印章都为半通印。汉景帝阳陵遗址就出土多枚此类小吏印之封泥，如阳陵邑遗址出土“仓印”封泥3 枚，封泥印面为竖长方形，印文仅有“仓印”二字，可能是阳陵邑管理仓储事务的机构之印。“厨印”封泥1 枚，封泥印面为长方形，说明使用封泥的机构级别较低，可能是为阳陵邑服务的机构。从“海”字印的形制和文字看，其与秦汉之际的“执事小吏”的印章也无关系。



事实上，秦汉之际除以上所讨论的官名印和“执事小吏”的半通印之外，还有一类印章——烙印，即所谓烙马印。已故萧高洪先生最早注意到春秋时期就有烙马用印的记录。



（萧高洪，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80级学生，毕业后曾在江西省社科院工作，著有《篆刻史话》等著作）

他的《烙马印及其作用与马政建设的关系》一文指出：《庄子.马蹄》篇：“（伯乐）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馽，编之以皂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其中文中所提到的“雒之”，就是指烙马之事。《康熙字典》就解释“雒之”为“烙之”，即“雒”为“烙”之假借。历代出土的文物也表明，自战国以来各代都有烙马用印。罗福颐《近百年来对古玺印研究之发展》中云：“传世古印中，有烙马用印，在1930年《贞松堂集古遗文》始发表汉代‘灵丘骑马’烙印，于是古烙马印初次见于著录，由此推之，前人印谱所载‘骀'及‘常骑'(此骀是太常骑马之省文)皆是古人烙马用印也”。事实上，除以上几枚烙马之外，还有战国时期燕国的“日庚都萃车马”印、西汉“曲革”印等。萧高洪先生在总结烙马印的特点后认为，烙印虽然总体上可以归入官方用印，但又不是一般意义的官印。与官印比较起来，尽管其有些相同之处，但差异甚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官印小而烙印大，隋唐以前，官印一般为2.3-2.5厘米见方，其制作均有严格的规定，而被明清时人称为“巨印”的烙印，一般为6-7厘米见方。第二，官印的内容为职名，烙印则为字号，并且每一字号均有明确的意义。官印施之于文书等，而烙印以灼动物，除马匹而外，还包括牛羊在内。第三，魏晋以前官印大多数用白文（阴文），而烙印则都朱文（阳文），盖均为施之清晰之故。第四，官印以各类动物为纽制，以区别不同的等级，而烙印则钮制中空，上有方孔，以納木柄。

比对以上条件，后晓荣认为海昏侯墓西仓椁的杂物间出土的“海”字印实为烙马印，一枚难得的汉代侯级别的烙马印。事实上，海昏侯墓葬的车马坑就出土了实用高等级马车5辆，马匹20匹，错金银装饰的精美铜车马器3000余件。可见海昏侯生前养马不少。“海”字印实为海昏侯实施马政管理之物。

目前，从小编掌握的情况，学术界已经基本上认同“海”印是烙印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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