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雨霖和父亲刘震云，「井水不犯河水」｜封面故事_【人物】

公开场合里，刘雨霖称父亲为「刘老师」，恭恭敬敬地为父女关系划出了一道边界。倔，干脆，寡言少语，讨厌啰嗦，作为女儿，刘雨霖太了解日常生活中的刘震云。...

亲密与边界，自由与严苛，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导演和她著名的作家父亲。文｜张薇

采访｜张薇刘磊杨思敏

编辑｜赵涵漠

「少他妈啰嗦」

2014年初的一天，纽约正飘着大雪，即将从纽约大学导演专业毕业的刘雨霖，在她不足30平方米的小公寓里，来来回回踱着步。她想将父亲刘震云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拍成电影，这事琢磨了有小半年，小说也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但接通父亲电话时，仍是恐惧占了上风，「因为我害怕刘老师不同意。」

公开场合里，刘雨霖称父亲为「刘老师」，恭恭敬敬地为父女关系划出了一道边界。倔，干脆，寡言少语，讨厌啰嗦，作为女儿，刘雨霖太了解日常生活中的刘震云。

「你必须要讲出你的道理，为什么要拍这个片子，你和其他导演的不同之处。」她知道父亲接受合作的前提是，「什么事情你要想得非常明白，咱才开始做。」

那通电话，刘雨霖噼里啪啦说了有25分钟，刘震云不时嗯嗯两声作为回应。父亲不多说话，她心里反而有了底。

刘雨霖觉得是她说的这两点打动了父亲：一是，她日后想做的每一个电影都要见不到导演的痕迹，见不到演员的表演；二是，她没办法把原著里的100来个人物都拍到电影里去，只想选择《回延津记》里牛爱国和牛爱香姐弟俩（原著从民国讲到现代，分上部《出延津记》和下部《回延津记》），一个离婚，一个结婚，都是为了寻找能说得上一句话的人。

最后刘震云说好吧，她知道这个事成了。

刘震云评价女儿的思路是，「找对了方向，事情就迎刃而解了，那接着她就拍呗。」他并不轻易将作品交予他人，「中国的好导演真少。我一看这导演是傻逼，我就不跟他啰嗦了。」

这是一个听起来「公私分明」的开始。刘雨霖早就习惯了与父亲的这种相处之道，有事儿说事儿，所有的事儿都是讲道理，撒泼或撒娇向来无效。

在刘雨霖与《人物》记者聊到撒娇时，刘震云正好走过来商量俩人参加某电影节走红毯的细节。「刘老师，我跟你撒过娇吗？」刘雨霖仰起脸，甜丝丝地问。刘震云回了五个字，「少他妈啰嗦。」

刘震云嫌啰嗦。刘雨霖四五岁时，父女俩合作创作了一首歌，歌名叫《我不喜欢你》。她至今仍会唱，「我不喜欢你，你也不喜欢我，我们两个谁也不喜欢谁」。

「井水不犯河水。」刘雨霖总结。

母亲郭建梅和她有过这么一次对话——

「妞妞，你能进入到你爸的内心世界里吗？」

「妈，我太差了，我进不到。」

不过，郭建梅的感受是，之前，她，刘雨霖，刘震云，是三股道上的车。现在，因为电影，女儿和丈夫离得更近了，她自己是一股，他俩合成了另一股道。

郭建梅形容，电影筹备期间，父女两个在屋里关着门咕咕唧唧。她屡次听到，有时候俩人会吵起来，争论的声音很大。

紧张感一直贯穿到开机前。这是刘雨霖第一次执导电影长篇，父亲担当编剧，且剧组里80%工作人员的年龄都长于她。「哟，那作为导演在这儿，大家信不信任我，愿不愿意把我当做导演，这是我一开始心里特别忐忑的，绝对是的。」

对抗这种对未知的恐惧，她采取的方法是下笨功夫。她有一个特别厚的导演笔记，A4的纸，每一页2/3的篇幅是剧本，剩下1/3的空白边栏，她密密麻麻地写，这场戏该准备什么道具，美术怎么布置，服装什么样，人物关系什么样。她还会随身携带一个本子，每天去哪儿、要干什么都写得一清二楚，一天下来最爽的时刻就是「咵咵咵」把所有干完了的事全给打上勾。

这种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的习惯，似乎和父亲如出一辙。纸和笔，是刘震云只要出门就会跟着的东西，刘雨霖说，「他的作品是从哪儿出来，都是那一摞纸，你会发现他在电脑面前，都是把那纸铺一摞，每一个他划了，就把那纸放在其他地方了。」

选择的演员也没有一个是眼下当红的小鲜肉。毛孩、刘蓓、范伟、李倩……刘雨霖形容他们都是肯花笨功夫的演员。「我没有那种能力，能跟一个演员合作，他同时跟着好几个戏，来，导演，我跟你说，档期就给你15天的时间，你必须拍完。」

拍摄周期是两个月，毛孩主动多签了一个月，用来体验生活。他的角色是个退伍军人，开了个修鞋铺。剧组在北京天桥边给他找了个铺子，他跟着学了一个月。毛孩记得，临开拍前一周，由刘雨霖和刘震云带着，所有主创演员在一起围读剧本，剧本通读了3天，从解读角色，到分析关系，任何明白和不明白的，都可以摊在桌面上聊。摄影指导也在，连每个镜头怎么拍都过了一遍。这是毛孩在其它剧组所没经历过的。

「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才华，也不存在天赋，都是把事情一遍遍重复做，下笨功夫，得来的成绩。」一位负责电影宣传的工作人员说，这是父女俩经常挂在嘴边的话。

经历了一年多的筹备后，2015年10月31号正式开拍。摄影机转起来，刘雨霖的忐忑才荡然无存了。

准确和克制

「拍戏时导演喊刘老师，刘老师喊刘导演，但是私下里，我们都喊老刘老师和小刘老师。」演员毛孩说。

在河南的片场，小刘和老刘分工明晰。拍摄时是冬天，刘震云每天都在，从头跟到尾。有一次，郭建梅去探班，见刘震云在那儿烤火，就搡着丈夫说，你怎么不去帮帮她，她没经验，一小孩，啥也不懂。刘震云回，拍出来成功就成功，不成功也是她，她慢慢就会成熟，如果我帮她，她就不知道将来哪个地方需要改进。

但一旦涉及台词的部分，刘震云就绝不含糊。演员李倩记得，念台词时若是多了一个语气词，了或呢，刘震云会立刻端着剧本过来，「倩，你看你多了这两个字。」他会再念一遍做对比，这句话原本写了什么，多了之后会表达成什么。「刘老师的严谨，让我们发现了文字的力量，加一个少一个真的很大变化。」

一个字不能多，一个字不能少，一个字不能错，成了演员中流行的一句话。没人敢改台词，唯一可以念错台词的是8岁的小演员李诺诺。「我们说诺诺是剧组里最大的腕……那个时候情绪表达是最重要的，超过台词了。」剧组副导演赵佳伊说。

这种对准确和克制的追求，也完美复制到刘雨霖身上。

有一场戏，李倩怎么都过不去，她饰演一个婚内出轨的女人，她觉得在这场戏里，应该多表现出一些愧疚和对不起。刘雨霖一直坚持说不要，从各个角度去说服李倩不要流露过多。俩人在这场戏上，僵持了有一两个钟头。

李倩终究是被刘雨霖说服了，「她已经想得非常清晰了，才确定走的这个方向。」

还有一场戏，毛孩和刘蓓哭得稀里哗啦，刘蓓更是哽咽得无法正常发声了。坐在监视器前的刘雨霖，眼泪也是噼里啪啦往下掉，但擦完眼泪，转脸就跟演员说，必须把眼泪往回收。「其实我觉得在掌控表演上，是要有所保留的，表达悲伤和深入的情感的时候，拿捏在中间刚刚好。」刘雨霖说。

尽管偶有争执——郭建梅知道有一次，拍片时，因为一个问题，父女俩意见相左，结果刘雨霖并没接纳父亲的意见，刘震云挺生气，女儿就跟父亲说，我是导演，「对，妞妞也挺固执，这点是像她爸。」——但大部分时候，父女俩呈现出来的，是一种血浓于水的默契。

9月份，在西安的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上，《一句顶一万句》被定为开幕影片。开幕式上，刘雨霖和刘震云来了一段被主持人赞为「相声表演」的串场。李倩认为，这来自于和谐的关系和良性的沟通。她注意到，开幕仪式前的后台，大家都在休息，只有刘雨霖说了句，刘老师咱俩对对台本。

恐怕再没有导演和编剧有如此密切的沟通，李倩说，「没有隔阂，没有距离……我就觉得，就一定会赢。」

接地气

看电影《一句顶一万句》时，高晓松感动得哭了。提前看了片，是因为刘震云邀请他给电影写个主题曲。高晓松形容这部电影为「特别普通人民的那种东西」，而他又属于「那种很不接地气的人，对这个东西摸不着」，他跟刘震云赔了个罪，说实在是写不了。

高晓松挺惊诧，刘雨霖那么年轻，也没吃过什么苦，在国外还待了很多年，竟能导出「那样贴近普通人民的非常细腻的戏」。

但对刘雨霖来说，父亲笔下的人物她并不陌生。

从小她就愿意跟父亲一起，一人啃根冰棍，傍晚了在哪儿一坐，开始观察来来往往的人的生活。他们老去菜市场的一个修鞋大叔那儿，别人家修拉锁两块钱，这大叔收4块，别人家修的拉锁管3个月，他修的能撑3年。工作时，他戴一个套袖和手套，将摊铺打理得干干净净。她将这个印象，用在了剧中人牛爱国身上，同样是修鞋匠，同样干净齐整，享有绝对的职业尊严。

「这些人是我们生活中应该被关注的人，或者是他们生活什么样，被我们忽略了。」刘雨霖强调她对普通人情感的情结。

9月15日中秋节晚饭，郭建梅张罗了一桌大闸蟹，热了一壶放了姜丝的黄酒。酒酣饭饱，爷俩聊起来前一天各自的所见所闻。刘震云说他在一条胡同里溜达，路过一个公共厕所，厕所二层有一家人自己搭了个小屋，在上面欢声笑语地吃饭。刘雨霖「就特别敏感柔软的，把这个给接住了」。她接茬说碰到的一个出租车司机，嗓门特别大，兴高采烈跟她讲，老伴晚上包饺子，收工后他要去买五仁的月饼，稻香村的。

捕捉「动人的moment」，被刘雨霖形容为身体里敏感的一部分，也是情商之一，「可能还是从小在刘老师身边长大，这方面开发得（多）。」

她不止一次阐述对被忽略的普通人情感的理解，「这些渴望和情感，其惊心动魄的程度，不亚于战争。」这几乎跟父亲的写作本意一脉相承。写完《一句顶一万句》后的一场研讨会上，刘震云表达了他对写作的选择，内心的洪流比历史的洪流更重要。

在郭建梅的描述中，「妞妞是什么都接触了，最高的她也接触了，最下层她也见过」。妞妞是刘雨霖的小名。跟着刘震云，她去过陈道明家、葛优家、冯小刚家，有时候，冯小刚和王朔会带着各自的女儿和刘震云父女一起聚，刘雨霖给这类局起了名叫「女儿局」。

但另一方面，与父亲回河南老家住一住，或跟着公益律师的母亲办案子跑「老少边穷」——为每天两毛盐钱而发愁的家庭，怀胎九月也要去田间干活的女人，坠着因生育导致脱垂子宫还照顾着孩子的产妇……刘雨霖都见到过。「她看到那些人会掉泪，会难过。」郭建梅说，「说她偏向于哪儿，我觉得还是比较朴素。」

刘雨霖还用手持摄像机拍下了她所接触的家暴案例之一，一个农村妇女怀孕了，因此拒绝了丈夫过夫妻生活的要求，「夏红玉（音）那个眼睛，她老公咔碴就拿改锥给她剜掉了……眼珠子掉地上的声音都能听得到。」在郭建梅的描述中，这个故事残忍而血淋淋。刘雨霖则用镜头捕捉到这些之外的一丝暖，小男孩飞飞（音）伸手为失去一只眼睛的母亲擦眼泪。她将拍摄下来的素材剪辑成了一个23分钟的纪录片，取名为《眼睛》。

当头棒喝

1987年出生在北京的刘雨霖，16岁以前都在农民日报社的家属院里度过。

她形容自己的成长过程，一直是散养。小时候，当其他孩子被陆陆续续喊回家，她永远是院子里玩到最后的那个。刘震云对她的教育思路是，为什么要把这道题做对，是因为能省出更多的时间去玩儿，去干别的你喜欢干的事情。

刘家的朋友张晴记得，有一次她在红领巾公园散步，一片树丛中，她听见一个小姑娘在那儿喊，「刘震云拿纸来，刘震云拿纸来。」后来她才发现，小姑娘就是大概五六岁的刘雨霖，雪糕吃了一身。她当时就挺震惊，那么小的孩子，对父亲直呼其名，而刘震云还欣然接受的样子。

刘雨霖是视父亲刘震云为精神榜样的。住农民日报社宿舍时，每天早上或晚上，父女俩就手拉手，或女儿挎着父亲的胳膊，边走边聊。对一些问题的看法的交流，一直就没断过。郭建梅评价刘震云，「真是一个好爸爸。」他并不在乎女儿的学习成绩，但会要求女儿，一要大气，二要有修养，「不要疯疯癫癫，俗了吧叽。」

这份来自家庭的宽松，让她得以在读到传媒大学播音主持专业的大二下学期时，自由地随兴趣从主持转向电影。郭建梅回忆，「他们的老师就跟刘震云谈话，刘雨霖啊可是开始退步了，也不练声，开始天天抱着电影的书看。」

这份自由也并非毫无底线。「她对我是一种亲，温暖，她对她爸爸有一种敬畏。她爸真急起来，妞妞是绝对万万不敢吱声的。」郭建梅说，「他（刘震云）有时候脾气挺大，遇到一些事情，固执、认真、守原则、有底线，绝对不能越过这个雷池，越过雷池，他能大发雷霆。」

在郭建梅的记忆中，从小到大，刘雨霖挨过父亲两次打。

一次是，「妞妞有一段，考试可能没考好，就有点自暴自弃。有一次跟一帮朋友到很晚还没回来，11点多还没回家。她爸回来你知道一个巴掌就打到她脸上，指头印两三天没下去。我当时就跟她爸吵，我说你手那么厉害，你能那么打孩子吗？」

还有一次，「因为一件事儿妞妞没做好，他要求相当高，必须一次性做好，一次性做不好就不行。刘震云拿一个扇子，『咵』就抽到这儿，当时就出血了，一条印啊。」

现在，刘雨霖养成了习惯，一次性把要事情做好。这在郭建梅看来，似乎有点矫枉过正了，「做不好她不能原谅自己，就像强迫症一样，我说妞妞你不要那么紧张，反正你还不到30岁，你不一定要求那么的完美。」

2008年，当刘雨霖将兴趣转向电影，并决心考入美国顶级的电影学院读研后，她边按排名申请了最棒的11所高校，边进入了一种「魔怔」般的备考托福的状态。每天披头散发蓬头垢面，胳膊和手背上写满了英文单词，一边洗脸刷牙，一边能看到洗漱台镜子旁贴着的各种例句和英文单词。直到读书读得眼睛看什么都重了影，把刘震云都吓得够呛。「因为我还是那个极致的想法，如果做这件事情，我绝对要一次性考到100分以上。」

「她的定力，以及执着劲儿，这一点特别像她爸。」郭建梅说。

最终，刘雨霖拿到了10所高校的offer，并通过面试，如愿以偿进入纽约大学大名鼎鼎的Tisch艺术学院，成了李安的师妹。她的推荐信也正是由李安亲笔写的。2008年的威尼斯电影节，刘雨霖和李安见了面，俩人吃了一顿午饭，聊了两三个小时。李安的一句话让刘雨霖印象深刻，「他跟我说，做电影啊，其实我特别简单，就是朝着一个靶子不断地打，不断地打。」

不过，对于女儿的成绩，刘震云从不表扬。接到纽约大学录取电话后，刘雨霖第一时间打给了父亲，她记得刘震云听了以后，安静了3秒钟，特别冷静地跟她说，哦，我这正忙呢，还开会呢，回家再说吧。「咣当」就把电话挂了。

对于女儿的困境，刘震云同样是保持着一种不慌不忙的钝感。初入纽约大学，刘雨霖遭遇到了强烈的文化冲击，同辈压力、语言磨合、课业负担……一块纷至沓来，这让刘雨霖感觉一切都不在她掌控中了。孤独和抑郁，让她觉得自己快坚持不下去了。

先是郭建梅接到了刘雨霖的纽约来电。当时她正在韩国开会，一听女儿的哽咽声就觉得有问题了。因为马上就轮到她发言，她赶紧给刘震云打电话，让他去电话安慰女儿。结果，刘震云说，打什么呀，让她自己去面对。

3天后，父女俩才通了电话，还是刘雨霖主动给刘震云打的，说到自己状态特别不好、不知道该怎么办时，刘震云劈头盖脸把她骂了一顿。

「他说刘雨霖，当时你想要去美国，是不是你自己的选择，我说是，他说你要选择学电影，是不是你的选择，我说是。他说如果你这两个问题都Say yes的话，明天面临你的就两个解决办法，一，背着书包回到课堂，二，拿着行李回国。他说我和你妈不可能去美国陪你一起哭，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一定要自己解决。」听了这些话，刘雨霖形容自己一下就愣住了，末了，她记得父亲说了句，「我再送你一句话，好儿女，志在四方。」说完，「啪」一声挂了电话。

这顿当头棒喝，竟将刘雨霖「从那个抑郁倾向的状态里一下解救了」。

I love you

刘雨霖将父亲的这种既不表扬也很少抚慰的「不当一回事」理解为，「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见他情绪大起大落过。特别沮丧是1，特别高兴是10，你发现他情绪永远在4和6之间。」这让她学习到，「困难也好，成功也好，都是暂时性的。如果眼光看更长远，都没什么。」

作为导演，刘雨霖几乎不在片场发火，展现出来的是稳稳的、掌控全场的能量。

「她每一句话都是温温柔柔地说出来，但就那么不可抗。」毛孩回忆，有一次，出了件把部门长都气炸了的事，有些演员现场都撺了，但刘雨霖会说「我们先想想办法……没关系，咱们这边来……」毛孩边说边模仿起一种缓慢又轻柔的语气。

副导演赵佳伊记得，刘雨霖唯一的一次语气严厉，是在筹备期，置景组买了些不出水的彩笔，她就问，这个彩笔是谁买的？买彩笔时不能试一下吗？为什么不能一次做好？「她本人性格是很强势的……我相信她这里面有克制。」

绝大部分时间，刘雨霖担纲的是一个「让工作团队保持良好心情」的付出者。剧组去位于山西和河南交界的宝泉风景保护区拍戏，当时特别冷，正好还赶上圣诞节，刘雨霖就在网上订了一大批袜子，最厚的粗针线袜子，女孩是粉色的，男孩是浅蓝色的，人手一双。

「她很明白，作为导演更多的是一个求人的事，而不是一个抖威风的事。」冯小刚这样向《人物》评价刘雨霖初次执导电影长篇的这种「独当一面，振臂一呼」。

《一句顶一万句》的档期定在了11月。另一部根据刘震云小说改编的电影、冯小刚执导的《我不是潘金莲》在其后上映。李安的新片《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也会于11月在内地公映。

9月20日在西安，刘震云邀请了一群朋友吃饭，其中包括院线方。聊起三个片子的同月上映，有人说了一句，「俩大爷带一小侄女」。刘震云开着玩笑，声音洪亮地应，「你得过奥斯卡，我们也得过。」他指的是，2014年，刘雨霖凭其自编自导的短片《门神》获得了第41届美国奥斯卡(学生单元)叙事片奖。

说这话时，刘雨霖正乖巧地围着桌子，张罗着倒酒，照顾来客。

敏感、善感的那一面，刘雨霖大概也只会在闺蜜面前流露出来。

胡婷婷是刘雨霖在纽约读书期间认识的好友，她们差不多同期到了纽约，又在毕业后同期回到了北京。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心理学专业的胡婷婷，回国后，开始带一些身心疗愈的工作坊课程。6月端午节期间，刘雨霖参加了胡婷婷组织的「正念生态疗愈工作坊」。胡婷婷分析刘雨霖那段时间是，「压力很大，在找方法调节自己」。

一行人去了云南普洱，在原始森林中探寻自我。这让胡婷婷有机会见到刘雨霖日常「雍容、得体」之外的另一面。她们一起穿越原始雨林，普洱的天气一会下雨，一会狂风大作，每个人都穿着雨衣，路过溪流时，大家就撒丫子把鞋脱了，在溪里蹚过。有那么一个片刻，刘雨霖特别安静地坐着，闭着眼睛，抬着头，雨水穿过高耸入天的大树滴下。

后来分享时，胡婷婷记得刘雨霖说，「听着每个小雨滴落在我头上说，I love you,I love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