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中国的大师年代——那时的教育长啥样？ 思享

从万众瞩目的诺贝尔奖、到逐渐走入国人视野的雨果奖，近几年中国的学术界出来一个个让人们欢呼振奋的消息...



从万众瞩目的诺贝尔奖、到逐渐走入国人视野的雨果奖，近几年中国的学术界出来一个个让人们欢呼振奋的消息，总算是让“中国没有大师”的感叹稍微消停一些了。不怕没有大师，就怕妄自菲薄。其实，不仅仅是这几年才造就了屠呦呦、刘慈欣和郝景芳们，中国其实是有学术的辉煌的年代的。民国时期，是个大师辈出的时代。而这段历史，跟民国时期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民国大师上课 ，不仅水平高，功底深，内容丰富，脍炙人口，令人难以忘怀；他们上课的开场白，也各有千秋，见秉性，见风格。

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的梁启超，上课的第一句话是：“兄弟我是没什么学问的。”然后，稍微顿了顿，等大家的议论声小了点，眼睛往天花板上看着，又慢悠悠地补充一句：“兄弟我还是有些学问的。”头一句话谦虚得很，后一句话又极自负，他用的是先抑后扬法。

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刘文典与梁启超的开场白有同工异曲之妙，他是著名《庄子》研究专家，学问大，脾气也大，他上课的第一句话是：“《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其自负由此可见一斑。

沈从文的小说写得好，在世界上都有影响，差一点得诺贝尔奖，可他的授课技巧却很一般。他也颇有自知之明，一开头就会说，“我的课讲得不精彩，你们要睡觉，我不反对，但请不要打呼噜，以免影响别人。”这么很谦虚地一说，反倒赢得满堂彩。

他的学生汪曾祺曾评价说，沈先生的课，“毫无系统”，“湘西口音很重，声音又低，有些学生听了一堂课，往往觉得不知道听了一些什么”。听他的课，要会“举一隅而三隅反”才行。

启功先生的开场白也很有意思。他是个幽默风趣的人，平时爱开玩笑，上课也不例外，他的第一句话常常是：“本人是满族，过去叫胡人，因此在下所讲，全是胡言。”引起笑声一片。

他的老本家、著名作家、翻译家胡愈之先生，也偶尔到大学客串讲课，开场白就说：“我姓胡，虽然写过一些书，但都是胡写；出版过不少书，那是胡出；至于翻译的外国书，更是胡翻。”在看似轻松的玩笑中，介绍了自己的成就和职业，十分巧妙而贴切。

民国奇人辜鸿铭，学贯中西，名扬四海，自称是“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被外国人称为“到北京可以不看故宫，不可不看辜鸿铭”。他在辛亥革命后拒剪辫子，拖着一根焦黄的小辫给学生上课，自然是笑声一片，他也习以为常了，待大家笑得差不多了，他才慢吞吞地说：“我头上的小辫子，只要一剪刀就能解决问题，可要割掉你们心里的小辫子，那就难了。”顿时全场肃然，再听他讲课，如行云流水，似天花乱坠，果然有学问，果然名不虚传。

架子最大的开场白，则非章太炎先生莫属。他的学问很大，想听他上课的人太多，无法满足要求，于是干脆上一次大课。他来上课，五六个弟子陪同，有马幼渔、钱玄同、刘半农等，都是一时俊杰，大师级人物。老头国语不好，由刘半农任翻译，钱玄同写板书，马幼渔倒茶水，可谓盛况空前。老头也不客气，开口就说：“你们来听我上课是你们的幸运，当然也是我的幸运。”

幸亏有后一句铺垫，要光听前一句，那可真狂到天上去了，不过，老头的学问也真不是吹的，满腹经纶，学富五车，他有资格说这个话。

陈寅恪执教于中山大学时，讲课时校内教授旁听者常多于学生，陈因此有“教授之教授”的称谓。

陈寅恪说：“我侪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要当于学问道德之外，另谋求生之地，经商最妙。”还说：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

陈寅恪每次讲课，开宗明义就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古直在庐山东林寺设帐收徒，杜宣等人前去听课。古直问他带了什么书，杜说只带了一部《辞源》，古直勃然大怒说：“怎么我的学生用《辞源》？”杜宣说：“我不认识的字，不查《辞源》查什么？”古直更加怒了，大声地说：“怎么，我的学生查《辞源》？”后来古直缓和下来，才说：“做学问，不能靠二手货，不懂的字，要查《说文》，查《尔雅》，查《水经》。要查这个字的第一次出现的地方，这样才可靠。《辞源》这一类书，是二手货。我们做学问要有穷根究底的精神才行。”

“民国热”已经热了好一阵了，什么老课本、什么小学生作文……不过，不过是课本而已，为什么那么受追捧呢？什么样的课本，培育出了这么多人才呢？来看看下面这些吧——







当然啦，并不是说民国的东西就要一味吹捧。还记得韩梅梅和李雷吗？读书的时候，英语课本也只是课本，但时过境迁，他们就成了一种符号。建国初期，有一组海报确实让人深思，原来教育的本质，以前的人并不是不知道，甚至比现在的一些人和机构更明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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