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上讲堂】《兰亭序贴》不是王羲之的真迹？

真迹绝真心能给谁...

王羲之是东晋时人，出自高门大姓的琅琊王家，我国最负盛名的书法家，书圣。公元353年4月22日(晋永和九年三月初三日)，时任东晋会稽内史的羲之仿照五十年前西晋石崇的金谷集会，邀集谢安、孙绰等文人雅士四十余人，在绍兴会稽山阴的兰亭相聚，“流觞曲水，畅叙幽情”，有二十六人赋诗，十五人因不能赋诗，各罚酒三斗。羲之将这些诗赋辑成一集，并作序一篇，记述聚会之事，并抒写由此而引发的内心感慨，有“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等名句。这篇序文就是《兰亭集序》，羲之并挥写了一篇《兰亭序贴》。

我不懂书法，但也知道羲之的《兰亭序贴》是天下第一行书，共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个字，系羲之醉酒后书写，其中二十一个“之”字各不相同。羲之酒醒后，发现有错字涂改的情形，重写了很多次，但都不如酒后所书的这篇草稿，羲之才明白自己写出了无上佳品，就将正经写的撕掉，独独留下这张草稿。

传说《兰亭序贴》，始终珍藏在王氏家族之中，一直传到他的七世孙智永和尚。智永临终前，将《兰亭序贴》传给弟子辩才，后被唐太宗李世民派去的人骗走。

李世民得到《兰亭序贴》后如痴如狂，不但自己日日临摹，还让当时最负盛名的几位书法家如褚遂良、虞世南等临摹，并立下遗嘱将此贴殉葬（传说下葬时高宗李治将《兰亭序贴》取了出来，后该帖不知所终。但应该没有陪葬，否则，昭陵六骏的石刻都被砸碎偷运到国外，何况一册《兰亭序贴》）。

徐皓峰在《道士下山》中，更是将羲之和《兰亭序贴》神化：枪法是羲之的侄子王泯之用天文测量工具发明的，所以羲之的枪法就是笔法，枪杆就是笔杆，其书法才能“入木三分”。在传世的临摹《兰亭序贴》的版本中，最推崇虞世南的临摹版，因为虞世南师从智永和尚，是羲之一脉真传。《道士下山》的主角何安下，在虞世南版的《兰亭序贴》中看到“一寸小字里有三米长的大枪在扎来挑去”——这想象力也太高妙了吧！



但是，最近读了黄永年先生的文章，他分析流传至今天的《兰亭序贴》，并非羲之所书，特将其观点罗列如下：

羲之少时学习卫夫人书，卫夫人师承钟繇，张怀瓘《书断》谓卫夫人“隶书尤善，规矩钟公，……右军（羲之曾为“右军将军”，故世人以“右军”呼之）少常师之”。

《晋书.王羲之传》载羲之自称：“我书比钟繇当抗行，比张芝草当雁行。”南朝梁时虞龢《论书表》中记载的意思相近：“吾书比之钟、张，钟当抗衡，或谓过之；张草尤当雁行。”张怀瓘《书断》引羲之“吾真书胜钟，草故减张”之语，证明羲之的隶书胜过草书。

张芝是东汉书法家，擅长草书中的章草，将古代当时字字区别、笔画分离的草法，改为上下牵连富于变化的新写法，富有独创性，在当时影响很大，有草圣之称。

南朝梁时虞龢《论书表》中记载，羲之曾经用以章草给庾亮写信，庾亮的弟弟庾翼深叹服，他给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张芝）章草十纸，过江颠狈，遂乃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

《论书表》还记载羲之自己说：“顷寻诸名书，钟、张信为绝伦，其余不足存”。

历史上梁武帝萧衍和陶弘景鉴别书法谨严，陶弘景在《上梁武论书启》中说“逸少（羲之的字）学钟，势巧形密。”梁武帝答复：“逸少学钟的可知。”这些都说明羲之学钟繇书。



钟繇是曹魏时期著名的书法家，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记载：“钟书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体，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狎书，相闻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

铭石之书即刻在碣石上的书体，为表示庄重，一般情况下用正体恭书之，因而“铭石书”应是隶体。

传秘书教小学之章程体，在古代是书写古经之用，字体介乎行狎、铭石之间，晋宋时的大书法家一般都不用心。

“行狎书，相闻者”，系指笔札函牍之类，文人间尺牍交往的通用书体。相传为西晋陆机所书的《平复帖》，就是行狎书，就是章草体。

钟繇时通行章草，但羲之的章草师法张芝，故师法钟繇必不是章草。

钟繇生活的时期在东汉末年到曹魏，相传他流传下来的《上尊号》、《受禅》、《孔羡》诸碑，“悉作整齐波发茂密雄强之隶体”，虽然没有确实证据证明上述碑文为钟繇所书，但羲之所学钟繇的铭石之书必是学习其最著名的“铭石之书”，即隶体可知，所以后世以“钟、王”并称。

羊欣在《采古来能书人名》中，尊王羲之为“博精群法”，“古今莫二”，但也说羲之“特善草、隶，不及稿、行诸新体”，草、隶书、之中，“尤善隶书”。 羊欣学书于王献之，其言可信度很高。

南朝刘宋的书法家虞龢《论书表》中记载“献之始学父书，正书乃不相似，至于绝笔；章草殊相拟类，笔迹流怿，宛转妍媚，乃欲过之。”



《采古来能书人名》中记载，羲之子献之“善隶、稿”，“骨势不及其父，”而“媚趣过之”。那么，现在流传的兰亭体，是否是献之或其同时代的人所作？

今本兰亭序，是稿、行新法，后世通称为行书，字体介于今天的正、草之间。而正书成分较多。而正书具见写经、造像、碑志，流传到今天和出土的较多，所以黄永年先生认为，按照时代先后，明晰了字体演变源流，就是衡量今本兰亭序的绝好标尺。

魏晋南北朝期间的碑刻、墓志、造像等所谓铭石之书，现在有很多墨本流传，历经三阶段。

魏晋为第一阶段，从公元220年的《上尊号碑》、《受禅碑》直到公元323年的《谢鲲墓志》，字体都是东汉隶书一脉，但更方正谨严，不像写经时的简率，字体是隶书旧体，即画平竖直，不努力作势，画必左轻右重，撇则起笔特肥，捺则收笔特重，这些也是与章程书的区别。

从公元348年到公元455年出土的碑文看，已经渐渐脱离第一阶段的波磔，但是还没有形成后来北魏体的点画，这一时期是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过渡。

到了第二阶段，就是北魏体大为流行，不仅字体上的波磔变为险劲方笔，结构亦多倾斜作势。第三阶段是北魏末期，同时南朝为梁时，又产生了新体，变方笔险劲为虚和流美，结构亦由倾斜转趋平正。由此历隋入唐，就成了今天所谓的正楷书。

所以，今本兰亭序之正书成分，既非隶书旧体之整齐波磔，也无北魏体的方笔险劲，将之置入第一、二阶段，均格不相入，必至第三阶段的虚和流美，才和今本兰亭序有共通之处。



唐太宗对这种新体王书特别推崇，不仅“心摹手追”，而且亲自撰写《新晋书》的羲之传论，称赞这种新体王书“尽善尽美”。当时的书法大家，他最欣赏虞世南的书法。虞世南是以智永和尚为师，智永和尚是羲之的七世孙，从传世的《千字文》墨迹和石刻拓本来看，结构运笔都近似于今本兰亭序，正是南朝后期在高门士族中流行的新体行书。虞世南本身就是南朝高门士族出身，又以智永和尚为师，他所擅长的正是这种新体行书，当然被唐太宗引为同调，所以在虞世南死后，唐太宗会感慨“无人可以论书”。

但是虞世南所书写的《庙堂碑》，并未见如何高妙，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因为虞世南作为最受唐太宗欣赏的书法家，《庙堂碑》自然非由他书写不可，但是那时从无行书写碑的先例，所以虞世南只得弃长就短，参考当时通行的楷书来写，结果非驴非马。

黄永年先生引用梁武帝《书评》中“王右军书，字势雄强，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之语，指出既有“字势雄强”云云，必非今本《兰亭序》行世后之所能伪造。

所以，黄永年先生认为一个书法家的字体在一个时期不会孤立存在，他只是习练同时期流行字体的书法家中的比较优秀代表人物。流传至今的《兰亭序帖》，与流传下来的碑帖对照，既不属于第一、第二阶段，则必是南朝时梁、陈人所书，而伪托羲之之名。不但不是羲之的手迹，即令东晋当时善稿、行书的献之等也达不到这样的水平。

黄永年先生是以书法发展的一般规律衡量，但羲之天纵奇才，岂能以常人视之？羲之能“坦腹东床”，岂能以俗法所拘？他的书法水平本身就已经达到了极高的境地，醉酒之下，意气纵横，将所学钟繇的铭石之书书体与张芝的草书结合在一起，乘兴挥毫，创造出了虚和流美的新型字体，写出了超迈古今的巅峰之作，成为艺术世界的无上神品，不负“飘若浮云矫若游龙”的赞誉，流传至今。所以酒醒后，再以平日最擅长的隶书书写，就再也写不过那张草稿了。

聊备一说，大家仁者见仁。

后记：1.关于书法的“波发”和“波磔”，我实在是不懂，故请教李海明兄，海明兄认为波发指的是运笔过程笔势呈波浪状，区别于楷书的横平竖直；波磔是指收笔呈燕尾。受益匪浅，谢谢海明兄！作为书法门外汉，这篇文章写的比较纠结，未免贻笑大方！

2.我曾经有机会到绍兴，专程至兰亭追慕先贤（实际就是附庸风雅），此地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可发千古之幽思，遗憾无缘曲水流觞。另外王阳明的墓地就在兰亭附近，虽然当地人知道的并不很多，但四季鲜花美酒不断，阳明先生必不寂寞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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