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福清：康斯坦丁·斯卡奇科夫的命运与遗产

原载《西域文史》第十辑，为《斯卡奇科夫收集品中的瑰宝》（二篇）之一，鲍里斯·利沃维奇·李福清（Борис Львович Рифтин，1932-2012）撰，杨军涛译。...



原载《西域文史》第十辑，为《斯卡奇科夫收集品中的瑰宝》（二篇）之一，鲍里斯·利沃维奇·李福清 撰，杨军涛 译。

康斯坦丁·安德里亚诺维奇·斯卡奇科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Андрианович  Скачков，1821-1883）在俄罗斯汉学史上占据着特殊的地位。作为俄罗斯驻北京传教团下设的磁力气象天文台主管，他于1849年来到中国，且不得不亲自建设天文台。后来，他先后就任驻中国西部省份新疆塔城的领事、中国北方最大的港口城市天津以及其他开放口岸的领事。最终于1879年返回祖国（图1）。

与当时的其他汉学家——他们主要对儒学、佛教或极少地对道教感兴趣——不同，斯卡奇科夫不仅勤奋地学习语言和中国的天文学，而且收集几乎所有各类知识的书籍。他也购买写本，这是当时外国汉学家中任何人都未做过的，还购买各种地图。在经历了长时间的痛苦折磨后，他卖掉了自己的巨大收藏，其收藏都进入了鲁缅采夫博物馆（现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其收藏品中有他自己的日记、传教团成员的手稿，但命运就是如此，其名字和庞大的无价遗产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几乎被遗忘。我们最有影响的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В. М. Алексеев）记述了其前辈、19世纪的汉学家，但从未提及К. А. 斯卡奇科夫，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第一个关注这批收藏品的人是其同姓氏的П. Е.  斯卡奇科夫，他是一位优秀的图书编目学家、俄罗斯汉学史家。就在那时，才开始叙录К. А. 斯卡奇科夫带回来的汉籍写本的工作，其中许多书籍都是孤本。本文中论述他收集的书籍，其中也有不少汉文善本；还有他自己数千页的手稿，均尚待科学地叙录。在中国生活的许多年，斯卡奇科夫都在写日记，现在仅仅公布了其中涉及太平天国起义时期（1850-1864）的一部分。这里想要强调的是：斯卡奇科夫最丰富的遗产仍在等待其研究者。1821年，斯卡奇科夫生于彼得堡。父母打算让儿子成为工厂主，于是将他送到了技术学院。在那里学习了五年后，他弃离学院并进入彼得堡大学学习，但也未毕业，辗转来到敖德萨黎塞留学苑，在那里获得了农艺和天文学教育文凭。据所有的情况判断，醉心于天文学是他同意于1848年赴北京在俄罗斯传教团驻地建造一座小型磁力气象天文台的原因。

有资料表明，在出发去北京之前，斯卡奇科夫与当时俄国最优秀的专家、著名的汉学家比丘林（Н. Я. Бичурин）会面了，他称其为自己的导师。1849年9月到达北京后，斯卡奇科夫组建了天文台，开始进行天文观测，并立即着手学习汉语。显然，他在老师——先生这件事上很走运。其中一位，他称为“高教授”，每天上午来；另一位是沈先生，晚上与斯卡奇科夫一起学习。每天学习坚持了七年。在斯卡奇科夫的日记中有以下记载：“今天我来这里整整两年了，学习的成果甚至比预想的要好。除了开始很流利地说汉语外，还可读懂一点。”1854年底，他写到：“我一天学习17个小时，在汉语学习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就是自今年起，我开始在没有中国人帮助的情况下进行翻译了。”[1]

1853年，在总结一年的工作时，斯卡奇科夫理清了他所做的一切：“撰写和翻译了不少东西。关于农业的写了104页，工艺技术部分——12页，翻译《考古图》——34页，《开辟》（《开辟历数通书》）——10页，《汉代天文史》（因不懂“六律”[《汉书》中《律历志》章节中的六音阶——作者]而未译完）——24页，《古今名园墅编》——22页，《救荒活民书》、《续茶经》（目前翻译了一半）——24页。此外，为库普费尔（Купфер）院士开列出231页[2]，以及各种誊抄40页。共599页。”

因为斯卡奇科夫的主要职责是天文观测，他认识了钦天监和皇帝的叔父——他原先是该衙门的监正。正如斯卡奇科夫后来回忆的，该衙门的官员到他这儿是来参观天文观测台的。他们对天文望远镜很感兴趣。而皇叔“一开始装作内行的样子察看我们的天文观测台，尔后提出了向我学习天文学的愿望。天文观测台的大厅就成了我们的教室。但在第二堂课后我相信，我的贵族学生甚至不懂算术，而我们已很熟练地运用算术了”。

斯卡奇科夫定期将其天文观测结果发送至彼得堡科学院。西方的专家也知道和了解这些结果，因为它们被英国学者萨宾（Сабин）公布在《论北京磁偏角的地磁变化》的小册子上。后来，斯卡奇科夫因其在北京的天文学勘测，被授予“皇家钻戒奖”。

在掌握汉语后，斯卡奇科夫开始阅读和翻译汉语的天文学著作，因为他懂得，每个认真研究中国的人都应首先“珍视中国文献和科学的丰富史料”。他对《五礼通考》感兴趣，并编写了有汉语名称翻译及标明其位置的星星名录。后来，他发表了《中国天文学的命运》一文，他在文中写到：“随着我根据书籍开始认识和了解中国人的天文学，我对它们的兴趣就越来越浓厚，而且应当说，阅读它们常常使我回忆起以前曾读过的非中国人写的书。”斯卡奇科夫得出结论，中国人从其他民族那里借用了天文学知识。在古代——自近东，然后是从希腊人、印度人、阿拉伯人那里，最后是从欧洲人那里。因此，他认为，中国的天文学可以对科学做出十分巨大的贡献：“在鲁缅采夫博物馆中，有74本关于天文的书籍，预料还将有11本。这是欧洲最全的天文学研究收集品，但无疑不超过中国保存至今的天文学书籍的四分之一。我相信，在书籍方面，在中国没有什么比找到天文学善本更难的，这是因为，中国人正是对天文学书籍的需求最小；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门科学是很难懂的。”（图2）

斯卡奇科夫多次指出，翻译天文学书籍多么艰难，它们充满了专业术语，在当时的字典中没有解释。著名的东方学家Н. И. 维谢洛夫斯基亦称：“可以说，斯卡奇科夫克服了所有这些障碍，在某种程度上立下了功绩。”很遗憾，任何人都未科学地叙录其大量的天文学手稿。

但斯卡奇科夫的兴趣范围并未局限于天文学。据比丘林的推荐，他还翻译了著名的著作《授时通考》，但不能发现实用的资料，因此去了农村。斯卡奇科夫在日记中写到：“第一次用中国犁耕地我很累，但不是因为木犁很沉重，而是因为按俄罗斯方式使用木犁。随后适应了，进行得很顺。”1853年，他试验性地播种了数十种蔬菜、瓜、谷物、药物、野生及园栽花卉。斯卡奇科夫甚至与北京附近二散庄的一位农民成了朋友，后者教给他当地的农作知识。

我们的同胞是关注中国利用野生蚕的第一个欧洲人。他记录了近千页中国养蚕业方面的情况，它们都保存下来了。他仔细描述了山东省的两种蚕——白蜡树的和柞树的。为了学会繁殖它们，他从该省请来了一位有经验的养蚕者。斯卡奇科夫于1856年向俄罗斯外交部亚洲司司长谢尼亚文（Л. Г. Сенявин）写到：“那时北京北会馆的花园变成了养蚕场。”

斯卡奇科夫向彼得堡寄送了一千个野生蚕茧、其丝织物样品，以及白蜡树和柞树的种子。他继续写到：“我认为，我寄回去的一切都将是金子般的礼物，这些野生蚕第一次经俄罗斯进入欧洲，随着俄罗斯与西欧分享它们，将给俄罗斯的名字带来荣誉。”尽管财政部因斯卡奇科夫在北京进行的养蚕的科学和实践活动向他颁发了大金质奖章，但至今仍无人对其提议感兴趣。当他1858年得知，法国天主教修道院院长佩尔尼（Перни）从中国带走了50个柞树蚕茧，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这种蚕，而且在俄罗斯的科学杂志中刊发了佩尔尼的文章的译文，斯卡奇科夫是多么懊恼！

斯卡奇科夫曾试图介绍俄罗斯民众认识在中国深受欢迎的其他植物（图3）。他对苜蓿很感兴趣，并发表了关于苜蓿的文章。然后给彼得堡农业博物馆寄去了56普特（译者注：1普特=16.38千克）这种饲料作物的种子，希望在国内推广。在编辑写给其关于蚕的文章（1862年）的前言中讲到：“斯卡奇科夫在让我们认识和了解中国有益的植物方面为我们祖国作出了这么大的功绩，在他之前到过中国的其他任何人都不能跟他相比……因其不知疲倦的劳动，我们有责任在俄罗斯推广中国的苜蓿和许多菜园与花园植物，他向农业司及私人爱好者寄送了大量植物。”

斯卡奇科夫不仅对农业感兴趣，而且对各种不同的产业都感兴趣。在其日记中有《中国的工艺》的内容（386页），其中他写到“关于水利、制砖，关于棉纺和丝织、麻布和丝绒织物，关于玻璃和黏土制品、陶业、象牙制品”。可以说，斯卡奇科夫是第一个关注到中国人在建筑和制造上取得的成就的俄罗斯人。1875年，他写到：“即使是略知中国的人也会同意，其人民不仅技艺高超，而且甚至以技能著称。此次，我们仅关注各式各样的技术领域。他们的拱和穹窿仍坚固地立在长城上，它始建于公元前的200年间。他们的农业及其所有领域，都可成为欧洲的榜样。他们的大运河是水利技术的样板。他们的大理石拱桥、水闸、输水管道数百年都未损毁。他们的灌溉系统是世界上最好的。他们的手工纺织品、瓷器、铸件、车床制品、细木工制品、雕刻品、马赛克镶嵌艺术品、纸制品，其书籍印刷艺术、染色艺术、绘画艺术都使全球的所有文明国家感到惊讶。他们是向谁学习的？当然不是从外国人那儿学来的，因其才能、勤劳和优雅的爱好而为世人熟知的天赋是他们的老师。任何外国模仿者都无法适应他们的爱好。”而且，正如斯卡奇科夫所强调的，中国人还从不回避外国的新事物。

斯卡奇科夫对各阶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也感兴趣，记述了风俗习惯——分娩、结婚、殡葬、节日、家庭生活、小男孩和小女孩的养育、学校、商贸和店铺、戏院和澡堂、刑法、监狱和惩处，以及中国军队的生活面貌和许多其他的事物。其手稿《中国的风俗》，始于1854年，共计325页。而在日记中还有24页，加有标题《村俗——温泉乡石窝农家生活写生》。他不仅记录了中国的谚语，而且还记录了迷信、预兆。我们在文献中任何地方都未必找得到，如，中国出海人的迷信和预言。我想，所有这些都还是尚未公布和研究过的材料，即使是现在仍具有无可争辩的价值（图4）。

众所周知，斯卡奇科夫在世时尚未出版汉俄词典、满俄词典。实际上，传教团的每位成员都自己编写了自己的词典。斯卡奇科夫也是这样做的。在其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自6月15日至10月4日，休息。词典已经做了一半的工作，翻译了240页的马礼逊词典[3]，为200页选配了自己的句子，共计16500句，它们教会了我不少。我丢下了自己所有的日志，即报纸的和农业的[4]，甚至天文观测，自6月15日起都未记录。”

稍后，在彼得堡他完成了其《成语词典》并准备印刷出版。但因俄罗斯无汉文铅字，词典未能刊印，于是斯卡奇科夫将手稿带回中国，交给一个汉口商人（很可能是罗季奥诺夫/А. Л. Родионов）印刷。然而，手稿落入俄罗斯驻汉口领事奥斯特罗维尔霍夫（А. Н. Островерхов）手里，后来到了其女儿手里，最后被带到美国。手稿现在何处——杳无音讯。

斯卡奇科夫细心观察中国发生的事件。除了平常的日记，他还专门记了一种《政治日志》。因为太平天国起义期间[5]，他在北京，每天记录从《京报》以及谈论中汲取的所有新闻。这本日记被称为《太平天国起义日子里的北京——一个目击者的摘记》，П. Е. 斯卡奇科夫和米亚斯尼科夫（В. С. Мясников）准备将它印刷出版。1958年，即在日记中记录的事件发生百年之后，它在莫斯科出版了。

作为天文台的主管，斯卡奇科夫在北京度过了八年。1857年，他因生病回到彼得堡，在那里他被安排任外交部亚洲司的翻译。1859年，他被任命为俄罗斯驻塔城的领事。在那里任职到1863年，他回国并担任亚洲司的原职。四年后，斯卡奇科夫再次被任命为领事——这次是驻天津，1870年——中国开放港口的总领事。总起来说，他在中国生活超过了25年。开始学习汉语后，斯卡奇科夫着手收集各个知识领域的图书。当然，在他之前的俄罗斯传教士和大学生也购买汉文书籍，并将它们运回国。这样，充实了科学院、外交部亚洲司、亚洲博物馆的图书和帝国公共图书馆。比丘林从北京运回了特别多的书籍。1821年返回俄罗斯时，他运回了12箱汉文和满文书籍、6个装有地图和平面图的小筒。这批物品是如此宝贵，以致于为车队配属了护卫队[6]。

1872年，作为总领事，斯卡奇科夫给莫斯科公共博物馆和鲁缅采夫博物馆的馆长达什科夫（В. А. Дашков）写到[7]：“阁下想必知晓，刚走出大学校门，命运就将我抛到中国，我在那里生活和学习的时间超过二十五年。在我在中国某些地方和北京度过的这么长的时间里，我利用每个机会来获得书籍。在详细研究了伦敦、巴黎、柏林和维也纳的图书馆，以及彼得堡亚洲博物馆、公共图书馆的汉文藏书后，我打算在中国主要只获得很少见的、上述图书馆中没有的书籍。有时，为了一本单册书，其内容或版本，或其古旧是罕见的，我心甘情愿支付数十卢布……。因此，我最终认为自己是非常稀有的汉文和部分满文书籍藏品的拥有者。”

1864年，在俄罗斯时，斯卡奇科夫试图将自己的搜集品卖给国民教育部，尽管斯卡奇科夫甚至提议延期六年或八年支付，但教育部仍以“财政状况困窘”为借口拒绝了他。科学院也不愿购买（图5）。

1867年赴天津任领事时，斯卡奇科夫将收藏品留给其同事，第14批驻北京传教使团（1858―1864）原先的大学生彼谢罗夫（Д. А. Пещеров），委托他处置。说的是装在15个箱子中的1435本书和写本，它们交存在公共图书馆。收藏家写到：“第16个箱子不属于我出售的图书馆，其中存有目录中未编号的和未登记的书籍。”显然，斯卡奇科夫那时已将收藏的书籍严格地分类和编目登记了。在其手稿中保存下来了三本不同的目录。其中一本被称为《K. A. 斯卡奇科夫收藏汉文和满文书目）》。封面上，编写者用毛笔写下其几种不同的汉语姓：他试图这样表达其姓氏，以使其中一个象形文字表示“跳跃”、“骑乘着走”。在这本目录中，用汉语写出了所有著作的名称，只有在写本无标题的情况下，斯卡奇科夫才用俄语简短地写出其内容。他将所有收藏品划分为22个部，每一次都注明属于该部的著作的编号。

他还编写有《斯卡奇科夫收藏汉文和满文图书按字母顺序的索引》（俄语译文中的）。根据这份目录来看，他不是简单地购买和收藏书籍和写本，而是认识、了解它们，阅读它们。如，在记录写本《西域闻见录》时，他指明：“关于中国新疆及其邻邦，也包括俄罗斯的故事”。

在另一本——《我的汉文藏书目录》中，斯卡奇科夫将所有书籍和写本不是分成22部，而是分成了45部，做了更详细的分类，分为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军事艺术、统计学、历史以及礼仪、历法、宗教学说叙录、满人皇家著作叙录。

在斯卡奇科夫的收藏中，除了写本外，还有许多木版印刷书，它们很少或有用毛笔写的注释和补充。斯卡奇科夫收藏的14世纪中期最古老的出版物是《棋经》。很遗憾，这本书中没有附有出版说明的扉页。在王重民著名的《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1983年）中，我们未找到这一出版物。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仅有最晚的木刻再版。斯卡奇科夫还收藏有一些明代的出版物，其中有道教文书，包括《上清灵宝济度大成金书》。斯卡奇科夫自己在目录中注明，该书大约出版于1433年。从其他善本中可说出《狮山掌录》。该书仅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有。藏书中还有不少清代善本，如，其中有宫廷四色版文选《古文观止》。

特别要提及木版印刷的《俄国孔领事来函》，即斯卡奇科夫本人的，其中文姓氏是“孔”。很遗憾，在正式信函中仅注明了月份，因此要确定它们是哪一年的很复杂。书籍没有扉页，因此不知道它是在哪印刷的。但因为斯卡奇科夫于1870年被任命为总领事，所以信函均为随后十年的。俄罗斯领事信函的出版，信中有一些中国当局对来函的答复，情形真的很罕见（图6）。

还应将中国国家图书馆中没有的1869年的《文学书官话》和《初学粤音切要》（香港，1855年）归为善本。关于中国人去古巴工作的材料具有无可争辩的价值。《译华工进古巴章程说》，以及记载着1176名工人的登记簿，其中注明每个工人的故乡和工种，就是这样的材料。

在某些书中附有一些有意义的插页。2006年，在了解了斯卡奇科夫的收藏后，北京大学教授荣新江在徐松的《西域水道记》中发现了作者用毛笔写下的完整系列的补充。众所周知，徐松于1848年去世后，斯卡奇科夫购买了其藏书（或是一部分）——正因为如此，这本书落入其收藏[8]。

无疑，在编写斯卡奇科夫所有收藏品的详细叙录时，还将会发现其他的善本。

斯卡奇科夫对文学艺术也感兴趣，他购买的小说，不仅是人所共知的，而且还有不是那么流行的。比如，他购得了曹去晶的小说《姑妄言》手稿，有作者写于1730年的序言。在中国，这部小说未保存下来。1977年，小说在台湾出版，之后在中国大陆也出现了近10种盗版。很遗憾，除了台湾版以外，其它任何一种版本均未对出处予以说明。多亏了斯卡奇科夫，小说才回归读者。

在麦尔纳尔克斯尼斯（А. И. Мелналкснис）详细的《康·安·斯卡奇科夫所藏汉籍写本与地图题录》（莫斯科，1974年）中，本文作者注意到一本似乎不是非常重要的手稿。它是1842年被卖掉的书籍的目录，是由一个胡宫材编写的，标注有价格。作为中国叙事散文的专家，我对相关部分感兴趣，其中除了小说，还列有弹词故事。小说中还有未登记在现代目录中的，如，《反三国》或《四川三国》。因此，似乎甚至不是很珍贵的写本，不仅为中国书籍的贸易史，而且为叙事散文小说史提供了材料。

2006年，应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写本科研部的请求，笔者继续著录其汉文写本。在工作过程中查明，А. И. 麦尔纳尔克斯尼斯未将斯卡奇科夫的一些搜集品写入书中。如，大臣钟峻的写本《奉使江西龙山纪略》、《奉使吴越纪略》、《奉使查看蒙古军容纪略》、《奉使盛京纪略》、《敬承堂诗抄》。还有《举笔不忘规谏赋》，盖有皇家翰林院的印章。

不久前，在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另一部门还发现了斯卡奇科夫文献库中的一只盒子。盒中有单张版画和地图。其中包括一张有很高价值的地图，长18米，描绘了湖南省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镇压了苗族起义后建造的防御城墙（图7）。地图上，画有450个不同的目标：瞭望塔、哨卡等，以及附近的苗寨，在白色小贴纸上写出了目标名称。红纸上的40个大贴签对地形进行了描述。中国没有人知道这样的地图。在新发现的地图中，不仅有手绘的地图，而且还有木版印刷的地图，如，很有价值的海南省（Хэнань）地图，地图角上叙述了瑶族的节日。收藏中还有《禹迹图》，斯卡奇科夫本人在一张小卡片上写下：“似乎是绍兴7年（1137年）拓本。蓝底白图。”

一般认为，斯卡奇科夫收藏的所有写本、地图和绘画都收集在文献库274。但完全出乎意外的是，在文献库273其个人手稿中也发现了一包有价值的图画（图8）。据不知名的艺术家在其中说明在这个或那个细节应用什么颜色的标记判断，这是彩印或手工着色的草图，很可能是杨柳青出版的民俗画的草图（图9）。

有四张画的构图非同寻常。一幅上绘画三人，像抬轿子抬着一张桌子；桌上是花瓶，瓶中有莲花，而在花上立着白蛇娘子。图画被称为“白蛇彩莲”。在另一幅以“洞宾喜牡丹”命名的画上，我们看见三人，他们抬着一张桌子，桌上是道教八仙中的一人——魔法师吕洞宾，顶上则是某个天女。在同一文献库中，有一幅民俗画，绘有天津港中的英国和法国船，画在中国未见收藏（图10）。K. A. 斯卡奇科夫在写给鲁缅采夫博物馆馆长的信中这样评价自己的藏书（图11）。他写到：“许多著作都值得夸耀，它们即使在中国最好的私人藏书中也很稀有……我对这批藏书呕心沥血，而且毋庸讳言，也是我对中国文献悉心钻研的成果。一想到我死后这些藏书可能落入不懂的人手中，可能被分散、遗失就感到害怕……但不久前我有机会看到在我去世前实现我的心愿。在中国的俄罗斯贸易活动家，伊尔库茨克一级商人安德烈·利沃维奇·罗季奥诺夫（Андрей Львович Родионов）与合伙人……得到我的同意，将我的藏书出让给他们。”他们还采纳了收藏家的建议，将他们购得的图书捐赠给鲁缅采夫博物馆。

斯卡奇科夫还谈及了其收集品的价值问题：“获得这些图书对我有何价值很难讲，就像行家和画廊的主人难以评价自己的每一件原作一样。大致一算，我在这些藏书上花费了25000多卢布，尽管它们也可能值更多的钱。”我们不知道，罗季奥诺夫向斯卡奇科夫支付了多少钱来购买他的藏书，仅清楚一点：25000卢布在19世纪70年代是很可观的一笔钱。斯卡奇科夫继续写到：“在得到罗季奥诺夫及其合伙人将原先属于我的藏书运送到指定地点的授权后，现在我急着履行如此引以为荣的委托，特此交付给您管理的博物馆……15箱汉文和满文书籍，特别是一个装有1435张图书目录卡片的硬纸盒。”

在收到来自彼得堡的书后，达什科夫于1873年10月23日给斯卡奇科夫写了一封感谢信，信中说：“无疑，这次捐赠为俄罗斯汉学家带来了巨大的益处，您的爱国愿望将以这批藏书存放在博物馆的方式来为教育和科学服务，也将得到公正的评价。”（图12）

应当说，博物馆对待所获得的收藏品很仔细。受委托分开摆放书籍的图书馆馆员很可能懂汉语，因为他发现，在第52号（《法律全集》）中缺少一些册子，而内有第1311号《江宁府地图》的一本书无编号。

顺带说一下商人罗季奥诺夫。据斯卡奇科夫说，他“在汉口做生意，并与莫斯科做茶叶和手工业品贸易的商人进行着广泛的业务”。为斯卡奇科夫的图书捐款，罗季奥诺夫指望着获得勋章，但却只是“荣膺大仁至圣金质奖章，配以彰示忠勤之圣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绶带”。

斯卡奇科夫向鲁缅采夫博物馆转交了15只装有书籍和写本的箱子，他留下了第16只箱子。此外，正如他在1873年10月写给博物馆的信中所说，他“还有少量汉文书籍，是不久前在中国购得的，在我死后也将捐赠它们”。

1883年3月26日，斯卡奇科夫因肺痨逝世于圣彼得堡，留下了有利于鲁缅采夫博物馆的“正式遗嘱”。众所周知，其遗孀向博物馆文献库转交了近900册书，其中有20册写本。现在，在斯卡奇科夫的卡片索引上已不是1435个，而是1515个名称，并且他死后写入卡片索引的只有书籍（卡片显然写于20世纪60年代）。

1884年4月，收藏家的遗孀再次来到鲁缅采夫博物馆，通知说，她找到了一封信，丈夫在信中表示希望将其所有手稿交给博物馆。说的是“40个容量很大的公文夹，作者自己将它们理出顺序，想给它们做一个登记簿”。现在，这是27个硬纸板夹，含有14795页。斯卡奇科夫遗产俄语部分的清单中，登记有北京传教团成员的手稿，但主要的当然还是他个人的材料。这里也有在北京和天津写下的日记，一个完整的贸易报告公文夹，塔城札记，中国天文学、农业方面的大量手稿，经济、政治的各种记录等。我以为，应仔细研究斯卡奇科夫巨大的俄语手稿遗产，而最有价值的应当公布（图13、14）。

斯卡奇科夫还有一个方面的活动，在出版物中未被提及，即古钱学。在详细记录后，他将稀有的1465―1487年的中国纸币当作礼物交给了鲁缅采夫博物馆。稍后，在收到来自中国的十个行李箱后，他宣布打算将有记录的中国钱币收集品交给博物馆。因为鲁缅采夫博物馆的所有古钱藏品在1921年被移交给历史博物馆，显然那里也有斯卡奇科夫的搜集品。

很长时间都认为，关注斯卡奇科夫搜集品的第一个学者是1914年前往阅览的日本著名的历史学家羽田亨（Ханэда Тору），但实际上并非如此。1903年，法国东方学家科恩（Коэн）发表了一篇短文，他是法国政府派去研究蒙古和中国的。但因为他懂俄语，就“预先委托他在俄罗斯档案馆和博物馆研究俄罗斯政府在各个时代与中国交往的文件，了解存放在俄罗斯库房中的汉文书籍和写本”。科恩对斯卡奇科夫搜集品中的中国地图特别感兴趣。他写到：“随着收藏品进入博物馆以来，一直没有人研究过它，因此西方汉学家并不知道其中的地图。”科恩叙录了三张地图，并公布了其中一张。

我们没有资料表明，此后有哪位汉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了解过斯卡奇科夫的搜集品。即使到了1925年，法国东方学家П. 伯希和看到了这些写本，甚至在国际权威科学杂志《通报》上发表了关于斯卡奇科夫写本的简报之后，也没有任何一位学者关注过这些搜集品。

只是在收藏家同姓人П. Е. 斯卡奇科夫在《历史问题》杂志上刊发短文《被遗忘的K. A. 斯卡奇科夫写本文献库》后，以及前文提到的K. A. 斯卡奇科夫日记《太平天国起义日子里的北京》于1958年出版后，俄罗斯汉学家们才开始使用这批收藏品中的写本。

无疑，А. И. 麦尔纳尔克斯尼斯的著作《康·安·斯卡奇科夫所藏汉籍写本和地图题录》对研究者们来说是最宝贵的。不难想象，他那些年在这项劳心费力的工作上花费了多少精力和时间，当时尚无现有的大量指南手册，也没有利用国际互联网从中国国家图书馆查询必须信息的可能性。

自目录面世后，共发表了两篇关于斯卡奇科夫收藏品的文章。列宁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莫罗佐娃（Н. В. Морозова）发表了关于中国史籍刻本的内容丰富的文章。另一篇文章发表于1984年，是斯卡奇科夫本人已发表作品的图书目录和关于他的文献索引，其作者是历史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阿尔希波娃（С. В. Архипова）。

《题录》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关注。1981年，中国翻译了А. И. 麦尔纳尔克斯尼斯为《题录》写的前言，并收入《国外汉学参考书简介》一书中。德国教授瓦尔拉芬斯（Х. Вальравенс）将斯卡奇科夫搜集品中的一些民族学手稿以及新疆搜集品描述的整个部分翻译成了德文。

最后，不能不说说不久前在北京出版的汉文版的А. И. 麦尔纳尔克斯尼斯的书，附有图书编目学家王菡的补充和详尽的注释，这是对中国和俄罗斯学者多年研究成果的总结。汉译《康·安·斯卡奇科夫所藏汉籍写本和地图题录》的问世[9]，是对这个孜孜不倦的汉学家、收藏家当之无愧的纪念。他真的是迷恋中国，并将中国比作“静卧于土壤中的巨大岩石”，“这块岩石面临周围影响的组成部分并不总是相同，但除此之外它们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以致于它们在其存在的很长时期既未风化，也未粉碎，既未解体，也未腐烂。尽管许多其他强大的王国和民族消失了，现在我们只能根据赤裸草原上的碎块遗迹研究它们，初步了解它们，但整块岩石如此坚固，甚至连四千年间发生的严峻国际事件也未将它从地面上抹去，甚至未从其占据的地方移动……而且它至今仍像原先一样如此坚定地独立在那里”。

1875年，斯卡奇科夫这样描述中国，而且历史也证明了他的论述的公正性。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写本科研部主任保管员索洛米娜（О. Л. Соломина）和该部工作人员为上文挑选图版材料，巴维尔·达尼林（Павел Данилин）摄影。

附记：《斯卡奇科夫收集品中的瑰宝》二文，原载俄罗斯Восточная коллекция., Bесна 2012.（《东方收藏品》2012年春季刊，16—33，34—47页。）由李福清（1932-2012）院士生前寄赠中国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王菡女士。不久，李福清院士即因病辞世。兹承王菡女士推荐，在本辑翻译首发，以纪念李福清先生这位当代俄罗斯汉学界的巨擘。

参考书目

Архипова С. В. Биобибл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материалы на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о К. А. Скачкове//Пятнадцатаянауч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Общество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в Китае». М., 1984. Ч.3. РГБ: В84-9/17; 19.

（С. В. 阿尔希波娃《关于К. А. 斯卡奇科夫的附作者生平和作品简介的俄文图书目录材料》，载第十五届学术会议《中国的社会与国家》，莫斯科，1984年，卷3，俄罗斯国家图书馆：B 84-9/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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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Т. 维诺格拉多娃《独一无二的收藏品的第二次生命》，载《东方收藏品》2011年第3期，俄罗斯国家图书馆：41 18/21-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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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А. И. 麦尔纳尔克斯尼斯《康·安·斯卡奇科夫所藏汉籍写本和地图题录》，莫斯科，1974年，俄罗斯国家图书馆：Б 74-15/184。）

Морозова Н.В.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Китая в коллекции К.А.Скачкова // Четырнадцатаянауч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Общество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в Китае». М., 1983. Ч. 2. РГБ: В83-9/33; 35.

（Н. В. 莫罗佐娃，《К. А. 斯卡奇科夫收藏的中国历史材料》，载第十四届学术会议《中国的社会与国家》，莫斯科，1983年，卷2，俄罗斯国家图书馆：В 83-9/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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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1875年莫斯科公共博物馆与鲁缅采夫博物馆的工作报告》，莫斯科，1877年，俄罗斯国家图书馆：R 14/179；Z/104/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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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К. А. 斯卡奇科夫《中国的苜蓿》，载《帝国自由经济社会文集》，1863年，卷1，册3，俄罗斯国家图书馆：А 47/28；Ⅶ19/1。）

Скачков К. А. О деревьях，накоторых китайцы разводят диких шелковичных червей//Журнал сель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1862. Т.Ⅲ.№7.РГБ: Ф 2/593; 594.

（К. А. 斯卡奇科夫《中国人放养野蚕的树木》，载《农业杂志》，1862年，卷Ⅲ，第7期，俄罗斯国家图书馆：Ф 2/593；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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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К. А. 斯卡奇科夫《中国概述》，圣彼得堡，1875年，俄罗斯国家图书馆：O 22/43；N 2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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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К. А. 斯卡奇科夫《中国天文学的命运》，圣彼得堡，1874年，俄罗斯国家图书馆：N 18/172；N 19/345。）

Скачков П. Е.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М., 1977. РГБ: Б 77-7/283; 284. НИОрукописей РГБ. Ф.255, 273, 274.

（П. Е. 斯卡奇科夫《俄罗斯汉学史概述》，莫斯科，1977年，俄罗斯国家图书馆：Б 77-7/283；284；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写本科研部：文献库255、273、274。）

[1]在撰写本文生平部分时，作者使用了维谢洛夫斯基（Н. И. Веселовский）《К. А. 斯卡奇科夫（悼念文章）》（载《国民教育部杂志》1883年第6期）和斯卡奇科夫（П. Е. Скачков）《康斯坦丁·安德里亚诺维奇·斯卡奇科夫（1821-1883）》“生平概述”（载К. А. 斯卡奇科夫《太平天国起义日子里的北京》，莫斯科，1958年）的资料。还引用了К. А. 斯卡奇科夫日记中的大部分引文。

[2]库普费尔，阿多利夫·捷奥多尔（阿多利夫·雅科夫列维奇，Адольф Теодор、Адольф Яковлевич，1799-1865）——彼得堡科学院院士、物理学家、矿物学家，主管磁力气象观测的组织工作。

[3]指的是R. 马礼逊《华英词典》卷1―2，上海-伦敦，1865年。

[4]К. А. 斯卡奇科夫摘译了许多《京报》和其他报纸。

[5] 1850年，在东南部的广西省爆发了农民起义，很快发展成真正的战争。1853年，太平军攻占南京并宣告其为自己的国都。他们消灭了地主的所有权，重新划分土地，出版自己的书籍。1864年，起义被镇压。

[6]关于此事的信息保存在圣彼得堡国家中央历史档案馆（《关于为从中国装运书籍和图画的车队派遣护卫一事》，文献库1286，目录清单3，文件68）。感谢彼得堡的研究人员哈耶舒（А. И. Хаешу）告知了这份档案材料。

[7]达什科夫·瓦西里·安德列耶维奇（1819―1896）——民族学家、文化与教育活动家。自1862年起任莫斯科公共博物馆和鲁缅采夫博物馆馆长助理，1867―1896年任馆长。

[8]编者按，荣新江教授在斯卡奇科夫旧藏中发现的是有张穆转抄自徐松校订文字笺条的《西域水道记》刻本，当为张穆旧藏。参荣新江《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所见〈西域水道记〉校补本》，《文史》2005年第4辑，第245-256页。不过，斯卡奇科夫藏书中确有徐松旧藏多种。

[9]编者按，《康·安·斯卡奇科夫所藏汉籍写本和地图题录》，[俄]A. N. 麦尔纳尔克斯尼斯著，张芳译，王菡注释，李福清审订，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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