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世嘉：清帝国与全球史的构织

Mathhew Mosca讨论清代北京蒙古学的全球史论文。作者自第一部专著「从边疆政策到外交政策:印度问题与清代中国地缘政治的转变」起，就通过各种内与外角度，对费正清式的朝贡制度的中国历史解释模式提出修正，本文贯彻了Mosca一直以来的思路...







☆作者：惠男

☆来源：豆瓣 https: //www. douban. com/ note/ 573897948 /

☆“新清史”专栏编辑：蔡伟杰，印第安纳大学内陆欧亚系博士候选人

Matthew Mosca讨论清代北京蒙古学的全球史论文。作者自第一部专著「从边疆政策到外交政策:印度问题与清代中国地缘政治的转变」起，就通过各种内与外角度，对费正清式的朝贡制度的中国历史解释模式提出修正，本文贯彻了Mosca一直以来的思路。

本文的第一节对朝贡制度以及早期有关气候、白银、茶叶、鸦片等全球贸易史研究做了简要回顾，这些成果虽然重要，但却无法体现清朝自身的统治特性。因此，作为第二代的新清史学者的Mosca提醒我们注意17-18世纪满洲人参与的欧亚大陆军事活动，随之应运而生的经济活力、政治成就和知识开放性，是我们理解清朝早期现代性的标志，同时还与东南亚的一系列海陆交流形成呼应，这些都挑战了原有的历史叙事。

随后，作者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全球史案例。1725年，以通晓四种语言而著称的乌珠穆沁蒙古王公、额驸袞布扎卜(Ghombojab)撰写了一部名为《恒河之流》的蒙古编年史书，此时他正担任着唐古特学总监。史书中提到察合台诸子世系:

亲王察合台在白帽回回国称罕，定都于只儿乞勒城。其五子中长子阿不都兰罕即父亲罕位，次子亦木忽里在撒儿塔兀勒称罕，定都于撒麻儿干城。阿塔儿马哈马德在印度称罕，定都于巴剌沙城。四子公古儿在鲁迷国称罕，定都于伊斯坦布尔城。五子帖木儿在红帽玉龙杰赤国称罕，定都于布哈拉城。（参考内蒙古大学风晓女史的译文）

忽略文字在史实层面的不精确性后，我们能够发现：首先，袞布扎卜尽管身处北京，他的历史视角却跨越了伊斯兰中亚，到印度，再到遥远的奥斯曼帝国之伊斯坦布尔；其次，这些地名是以蒙古文的形式出现。他究竟如何获取这些信息的呢？

让我们假定袞布扎卜是在北京的宫廷了解到这些资讯。1713年，康熙传谕大学士，“西北回子种类极多，皆元太祖后裔”，类似的记载还出现在御制《几暇格物编》中，康熙认为元太祖征服回子诸国后，派诸子统领为部落之主，久而久之渐染回俗，无复蒙古之九。清廷通过哪些渠道获取中亚资讯？其中一个可能是俄罗斯人，1676年之后，双方的信息交流得到了增强。除此以外，Mosca还提到了1712-1715年间，清朝派图里琛使团出访俄国，其间造访了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首领阿玉奇汗，从中了解到许多有关哈萨克、印度、奥斯曼帝国（控噶尔）、莫斯科乃至瑞典的信息，这些记录收藏在后来出版的《异域录》中。

事实上，欧亚大陆的交流也未必只以俄罗斯为媒介。例如，1698年，阿玉奇汗之侄阿喇布珠尔偕其母等一行500余人，XXXX。信息有没有可能是通过土尔扈特与准噶尔之间的联系传递呢？察合台“诸子”中，其中三位或许能暂时推测为：阿不都兰指的是1638-1667年间在位的叶尔羌汗阿布都拉哈，亦木忽里指的是布哈拉汗国的伊玛目·库里汗，他于1611-1642年在位，以及阿塔儿马哈马德是指伊玛目·库里汗的兄弟巴尔赫总督纳迪尔·穆罕默德；公古儿不一定是奥斯曼苏丹，可能是指受奥斯曼帝国庇护的克里米亚鞑靼汗国统治者。这四位中，第一个与准噶尔人有广泛联系，后三个与土尔扈特人有政治联系，这些往来使得土尔扈特人成为清廷和藏传佛教世界的信息来源。《如意宝树史》的作者松巴堪布曾经到过北京，他通过衮布扎卜获得察合台诸子的信息。

清朝与土尔扈特的关系要放在清准对峙的语境下思考。在这一时期，还要注意遍布欧亚大陆的苏菲派网络。例如，曾向康熙请求率领X兵袭噶尔丹的四川总兵官马子云，他就曾受到来华的阿拉伯人华哲·阿布都·董拉希的影响，当然并无证据证明康熙的认知源自苏菲派。1731年，雍正又为准噶尔问题向土尔扈特、俄罗斯派遣了满泰、托时使团。

清朝中亚知识的另一来源是耶稣会士。1722-1729年间，就在袞布扎卜收集察合台诸子信息的同时，耶稣会士们也应清廷之邀绘制有关清、俄、准和中亚的地图。例如，1729年，怡亲王允祥便请求宋君荣(Fr. Antoine Gaubil)神父给他提供有关成吉思汗的知识；而宋也正根据在北京的来自里海等地的鞑靼们的报告获得信息。此外，当时的北京还有许多穆斯林能提供情报知识，例如《冈志》的作者回人赵士英（雍正年前任宫廷太医），就经常与传教士探讨问题。需要注意的是，自17世纪起，从陆路来华的传教士中，正有一批从波斯与亚美尼亚商人合作，游历中亚、印度而至中国。在这一时期，涉及中亚知识的还包括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

似乎并没有一个确定单一的知识管道。就在《恒河之流》完成次年，另一部讲述成吉思汗后裔世系的史书Histoire Généalogique des Tatars在荷兰莱顿出版，它原是希瓦汗国史家、君主阿布勒哈兹·巴哈杜尔汗之作，用察合台文所写，后来被译成俄文，然后因北方战争被瑞典人译成德文，文本反映出他在中亚、波斯、哈萨克、土尔扈特的经历。

不过，上述资料反映出袞布扎卜身处的北京，是一个拥有印-藏、蒙、汉、满、俄或拉丁语的多元文化世界，不同文化属性的人群给他带来了不同层面的知识，而他自己也凭借语言能力成为当时著名的翻译家，书籍、地图之间的传播实现了知识的交流，北京也成为一个实现早期现代全球联系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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