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我不是潘金莲》的另一个名字应该是《一万句顶一句》

 

《我不是潘金莲》是什么小说呢?我觉得是底线小说。...



刘震云(中)被摩洛哥文化部授予“国家文化最高荣誉奖”

2017年2月11日,在第23届卡萨布兰卡国际书展上,中国著名作家刘震云被摩洛哥文化部授予“国家文化最高荣誉奖”,以表彰他的作品在摩洛哥和阿拉伯世界产生的巨大影响。这是中国作家第一次获得该奖项。也是刘震云继2016年获得“埃及文化最高荣誉奖”之后,获得的又一个阿拉伯世界重要的国家级奖项。

刘震云用最幽默的方式写出了最深邃的思想,用最简约的方式写出了最复杂的事物,用最质朴的语言搭建出最奇妙的艺术结构。

——摩洛哥文化部颁奖词
刘震云让人笑,笑中有泪,有反思
采访/撰写 范宁


文学可以是很多种形象,不过有点遗憾,幽默并非中国文学所擅长。
刘震云

这与刘震云有什么关系?因为几乎从《一地鸡毛》开始,刘震云就在用一种不经意的幽默,逗弄着读者的神经。他没有消解文学的沉重,因为他笔下的荒谬、诡异和变形里,同样浸满人性和民族的严肃;但他也没有给文字带上枷锁镣铐,从《手机》到《我叫刘跃进》,从《一句顶一万句》到《我不是潘金莲》,戏谑与反讽,洞见与智慧,让生活变得轻盈。

是幽默而不是滑稽,刘震云延续着《手机》以来的一针见血,去年不仅推出新书《我不是潘金莲》,甚至在《一九四二》这样的沉重题材中,他也融入了对幽默独特的理解:对待灾难,中国人往往选择用幽默来消解。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爱情小说
如果要问刘震云最关注什么,答案一定是“说话”。从2002年的《一腔废话》开始,刘震云就没有停止“发声”。《手机》是在讲话,《一句顶一万句》也是在讲话,到了新书《我不是潘金莲》,为的还是要找回一句话的理儿:“我不是潘金莲!”

原来,刘震云从这中国话里,发现了一个值得不断书写的天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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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宁:以下简称“范”

刘震云:以下简称“刘”
您近年来的作品一直关注现实题材,从《手机》到《一句顶一万句》,再到《我叫刘跃进》。《我不是潘金莲》也延续了这一角度,写了一个平凡的农村妇女因为一件看起来荒谬的事情而上访的故事,您怎么定位这部小说呢?


:这部小说直面生活、直面当下、直面社会、直面政治,但不是一本政治小说,也不是一本女性小说。

米兰·昆德拉写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很多人说这是政治小说,他很不高兴,四处解释说这不是政治小说,是一本爱情小说。纠正了一百回,一辈子也没解释清楚,大家还觉得是政治小说,所以他跟李雪莲是一样的。
《我不是潘金莲》海报

李雪莲告了20年状,就是为了一句话——“我不是潘金莲”。当她开始告状的时候,突然发现她的离婚案变成了另外一件事情,就像滚雪球一样出现了其他64件事。这个逻辑本来很荒谬,但李雪莲却用很严肃的态度来对待,结果是无法说清楚。

但是到了最后一章,史为民把这个话说清楚了。本来如果不跟李雪莲遭遇,他20年之后可能是省长,但就是因为两人见了一面,说了一句话,他就成了个卖肉的。他突然明白过来,然后用荒谬的态度对付荒谬,从而达到了自己一个特别伟大的目的,他利用“上访”回到了老家,跟患了脑瘤朋友打上一场最后一场麻将。

《我不是潘金莲》是什么小说呢?我觉得是底线小说。写这本小说是为了探讨生活的底线,看它到底能够多荒诞。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喜剧时代,在喜剧时代里荒诞的底线,幽默的底线到底在哪里?我觉得比道德底线还要深,在深远里边,还得下去很多。

小说探讨的是生活的逻辑,一件事是怎样变成八件事的?要说清楚一个道理,就要把其余64件事说明白。前两章占了63,后面占了1。生活的逻辑会导致政治的逻辑。生活逻辑不但打在李雪莲身上,也打在了与她告状有关的各级官员身上。官员没有一个是坏人,离婚和各级政府全无关系,但导致官员全部落马。李雪莲是冤的,但一批官员更冤,谁导致了他们的冤?是生活逻辑和政治逻辑。
生活就像一个深渊,荒诞没有底线
如新闻联播里台上的人在读一个文件,台下的人也有这个文件,但台下的人还是在认真地记。如果我们到这个位置,也会这样参加表演。在面对离婚案的时候,李雪莲就直接去找村长、县长,她没有法律意识,她更相信人治。
《我不是潘金莲》海报

真正的生活逻辑还是人的逻辑,人的荒诞才会导致社会的荒诞、生活的荒诞。事实上,幽默的底线、喜剧的底线,以及生活中所发生的,荒诞的底线,都不是我们所能预料的。喜剧如果很幽默的话,反而就达到了悲剧的底线。
书名与流行语


写一部小说大概要多长时间?您从什么时候开始酝酿的呢?这些灵感或者说是素材来源于哪里呢?


:写的话很快,半年时间就差不多,但是我要准备思考酝酿的时间要准备三到五年。写一部作品可能是很偶然的,看到一个细节、一种景象,听到一个声音,看到一些事情,看似简单,但它背后的道理概括的不是一件事,是方方面面的事情。

为什么一件事会导致另一件事,一开始发生的事和最后变成的第十个事不是一件事,相互纠缠在一起,起承转合,不是因和果所能起到的作用。可能会是另一种因和果导致了第一件事的因和果发生了变化。
最近几年,您每部作品的书名都会成为流行语,比如“一句顶一万句”、“我叫……”等等,现在又来“我不是……”。“我是”和“我不是”,是一种对应关系吗?您之前说想把书名叫做“严肃”,是不是因为“严肃”这个词很难流行起来,所以就没用呢?


:原本的书名想叫做《严肃》和《太严肃》,有些朋友不太同意,主要是出版社的朋友。其实《我不是潘金莲》还可以起另外一个名字:《一万句顶一句》,它其实可以看做是《一句顶一万句》的兄妹篇。
《我不是潘金莲》海报

这两部小说有相同之处,书里面的主角都是在路上。也有不同之处,《一句顶一万句》讲的是:想在人群中说一句话,非常困难,不是说不出这句话,而是埋藏了很久,找不到听这句话的人。为了找到这个人,不惜跋涉千山万水,一定要找到他;《我不是潘金莲》讲的是,想在人群中纠正一句话,结果发现,这个比在人群中说一句话更困难。
潘金莲一定是坏女人?


这次您讲李雪莲的故事,是因为觉得自己必须写一个女性了呢,还是一种偶然?


:我的故事主角以男性为主,但在生活的逻辑面前,在人性面前,性别的差异已经微不足道了。但李雪莲并不是《我不是潘金莲》真正的主人公,前17万字都是序言,后3千字是正文,真正的主角是男性,史为民。

以前我小说的主人公都是男的,我对女性缺乏了解,但我并没有放弃这种努力,现实中我做不到,我可以用一本书来接近她。
“潘金莲”这个意象在故事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她对李雪莲,对整个故事的发展,有何影响?


:李雪莲和潘金莲相同的地方是,都是中国妇女,都反叛。潘金莲反叛的是性,李雪莲的反叛是想纠正一句话,她们的共同点是都没有反叛成功。

如果我们把潘金莲放到历史上,或者放到今天这个历史长河里来看,她一定是一个坏女人吗?施耐庵在《水浒传》中塑造了一个中国文学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个反叛形象,中国从先秦开始,男女在性上是非常不平等的。因为男人可以妻妾成群,但是女人只能从一而终。潘金莲的形象颠覆了男女在性上的传统。起码从艺术形象来讲,她是第一个反叛的、冲破性束缚的。就是这种颠覆男女传统、冲破性束缚的反叛,我觉得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民族英雄。在性这个方面,她起码应该是一个“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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