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丨时间是我遇到最好的摆渡人

每次回望，让人还能踽踽前行的力量，大概是我还爱这花花世界。大学时上过天文学的课，可惜半途而废，无法探索浩瀚的星空；但至少，我腿脚还行，竹杖轻胜马，诗酒趁年华。...

每次回望，让人还能踽踽前行的力量，大概是我还爱这花花世界。大学时上过天文学的课，可惜半途而废，无法探索浩瀚的星空；但至少，我腿脚还行，竹杖轻胜马，诗酒趁年华。

最近，我写了快一个整版的人物访谈，踩着岁末年初的时间点，请青年作家们聊聊一年来的心得体会，编辑还拟了一个特别诗意的主题“时间是我们遇到最好的摆渡人”。看着报纸印出来，我突然想到，这句话也可以说给自己听。身为记者，总是在记录别人的喜乐哀愁，也该留点时间写写自己。

这是我做记者的第5年，更确切一些，是4年半。其实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专栏作家，因为爱写，也爱四处瞎逛，现在算是部分实现了梦想——只不过，写的是稿子，逛的是采访。前20多年人生算是顺风顺水：顺利地念了新闻学院，顺利地进入报社，顺利地成为文化记者。从实习到工作，我一直从事文化领域的报道，码字为生，忧心的却是广大青年的文化生活，有时真觉得自己操碎了心。

在中国青年报做文化，可以永葆青春，至少在精神上是这样的。比如，不管你自己喜欢的是“老干部”还是“大叔”，你都不得不承认那些“小鲜肉”的热度。尽管我自诩是有深度的文化记者，但很遗憾，2016年我做的关注度最高的报道，不是什么文化大事或者文化名人，而是对TFBOYS队长王俊凯的专访。

四则微博转发量20余万，两则短视频的播放量500余万，粉丝还来报社加印了当日报纸1200份，这种“盛况”让头发花白的编委都震惊了。编委当即指出，今后要重视“粉丝经济”的力量。尽管他压根不知道TFBOYS是谁。

传统媒体的文化记者有时候会端着，觉得自己和那些娱乐记者不一样，但有时候，明星只是载体，关键在你问的是什么。有人专问“下三路”，也有人专问正能量。对王俊凯的专访，我们集中在两个点：一是他高三学生的身份，二是他的推荐书单。明星是未成年的高三学生，一样面临高考压力。明星对粉丝具有示范效应，我们报道他的生活与学习，对粉丝来说也颇有榜样的力量。

这次专访，动用了报纸、微博、微信公众号、短视频等多个渠道，全媒体的大潮下，没人可以不下水，短视频大概是今后的一个重要方向。我曾经采访过一个做短视频的创业公司，公司负责人曾在电视台拍了几十年纪录片。他告诉我，短视频在全世界都流行，美国人喜欢看5分钟的，中国人更没耐心，喜欢看3分钟的。拍摄王俊凯的机器就是一台相机和一个三脚架，后期也没经过太多剪辑修饰，两则视频加起来不到10分钟，也并无太多新闻性，但这不妨碍粉丝的爱和路人的好奇。

2016年，我还兼写副刊文章，主要关注青少年心理。虽然未婚未育，但已经把孩子从出生到上学到毕业到结婚的各种烦心事儿几乎都“经历”了一遍。比如，总带孩子去大商场里的游乐场好不好，让孩子过早独立对不对……

和新闻报道不同，副刊要求情感性，感同身受。在写“配角综合征”的稿子时，我和另外一个撰稿人，都进入了“精神分裂”的状态。一方面，故事得真实；另一方面，故事需集中在虚构的主人公“我”身上。于是，掘地三尺，挖出自己和朋友们的童年，建构了一个人物形象，让“我”来向读者说明“配角综合征”的前因后果。不过，这么一看，我离小时候的梦想“专栏作家”又进了一步。

身处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我通常只做一个星期的计划，好处是非常扎实，简直掷地有声，每完成一件事情，都有满足感；坏处是，达不到“风物长宜放眼量”的境界。

工作5年，这是一个不长不短的年头，如果每年干的事情和前一年相比，毫无长进，就该焦虑了。我见过很多记者，几十年如一日跑着一样的会，写着一样的稿子，甚至和采访对象一起慢慢变老，这难道是我想要的职业前景吗？

至少，每年得做点不一样的事儿。2017年，我立了好多flag，比如，写一个记录不同职业的人生活的专栏，将人物访谈的短视频做成常规项，把中国地图的最后几个省份跑遍……

很多人听说你是记者，都会说，你们这活好干，通稿改改就行。的确，不少记者就是这么干的，也过得十分滋润；但我不是，我不想丧失在其他地方也能生存的能力。据说现在的中产阶级最愁三件事：娃、房、空气。尽管目前我还只愁空气，但这种不安定感是让人保持清醒和努力的力量来源。

在2016年的最后一天，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每次回望，让人还能踽踽前行的力量，大概是我还爱这花花世界。大学时上过天文学的课，可惜半途而废，无法探索浩瀚的星空；但至少，我腿脚还行，竹杖轻胜马，诗酒趁年华。”

从2016摆渡到了2017，时间尚未掩盖我的梦想，蒋记者还是蒋记者。

(作者为中国青年报文化副刊部记者）

【文章摘自《青年记者》2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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