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分流高职

“985”和“211”之外的第三条道路

建设“双一流”高校？或许早期分流才是治本之策。...

6月28日，新华社发文称：“目前，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正研究制定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和配套政策，拟于今年启动新一轮建设。”文章还提及，自1995年以来，我国先后实施了至今仍受其影响的“985工程”、“211工程”等一系列项目，“一批高水平大学的整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高，带动了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升，有力地支撑了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从上述“双一流”的表述看，以后的大学和专业，将会在水平上高过之前的“985”和“211”，结果也会进一步提高“大学的整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提升“高等教育整体水平”，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但我不得不提出这样的疑问：人呢？二十多年来一直被高喊的“素质教育”呢？

作为教育的主体，学生似乎从来不是国家政策的出发点，对于为何要普及教育这个问题，似乎也一直捆绑于“百年大计，教育为先”八个大字上。教育的功能并不单一，而是包括提高能力和改变地位两个方面。但是，今天看来，这本该相辅相成的二者——提高能力和改变地位——却渐生抵牾。其症结在于激烈的竞争，正如郑也夫所说的“学历军备竞赛”，而缓和的思路不外乎两条：一则高校扩招，一则学生分流。然而，现实的严峻却不得不让人反思，这“出路”通往的究竟是地狱还是天堂？

由莫琳·T·哈里楠主编的《教育社会学手册》收录了沃尔斯特的一篇论文“增长的界限”，文中说：

入学率的提高——或教育的扩张——本身也不可能通过教育引发更大的社会流动性。……教育体系的不断扩张使统治者和社会上层能够通过教育满足公平、合理、增强社会流动性等社会要求，给更多处于劣势的群体以受教育的机会，同时又不损害社会上层在这种教育体系中的既得利益。……教育扩张实际上成了在国家政策试图缩小教育机会不平等的情况下社会上层维护自身在教育上享有优越地位的一个安全阀。

事实证明，高校扩招无益于缓解竞争，反而是使更多的人陪绑，加入到不断加剧的学制比拼和学历竞赛中。本来承担着社会地位垂直流动作用的教育，却无以复加地陷入到“寒门再难出贵子”的境地——毕业生的供过于求，使得当今社会更加依赖社会关系。时至今日，我们还在食着这种恶果艰难维生。

那么，分流便是唯一的出路了。可惜的是，前期分流这一块我们做的并不理想。

6月28日，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高职教育改革发展总体态势。相关发言人表示，到2018年，教育部将支持地方建设200所优质专科高职院校。虽然高职教育已占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但是单靠数量恐怕不能说明问题。实际上，随着1999年高校扩招，高职高专的学生和学校数量的上涨也是注定的事，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被纳入到教育的计划当中，但是从本科院校的自身考虑来看，其吸纳量注定是有限的，所以更多的生源只能被高职高专吸纳。这个情况进一步证实了“重扩招，弱分流”的弊端。

前段时间高考结束后，搜狐网发布了一则题为《2015年度就业前景最看好的高职高专专业》新闻，根据麦可思发布的《2015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该文选出一些就业前景相对较好的专业。但问题是，这个标题本身就反映出高职高专与本科的差距——比较是在高职高专的范围之内做出的。

职业教育必须要拥有自己的优势和吸引力，否则分流效果将会因职业教育遭受鄙视而大打折扣。很明显，我们的教育生态深刻地成为了这样的反例。面对着晋升的诉求，社会重视的东西也只能是可以借其实现地位流动的东西。郑也夫在《吾国教育病理》一书中指出：“四大障碍——文盲、学费负担、机器工业缺乏、价值观，是中国早期兴办职业教育的主要障碍。”前三个因素在如今，已经基本不存在了，而价值观的影响，也就成了分流制度的主要障碍。

职业学校在大多数人眼里，都是作为教育的最后出路。选择这些学校，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无奈。即使已经进入到职业学校，仍有不少学生心存升学的念头。这背后反映的是一个很现实的生存问题：无数农村子弟立志高考的一个根本愿望就是要改变身份，而大学文凭的第一好处就是城市户口。基于这样的功利诉求，职业教育便无以复加地成为众人所最不愿意接受并且时刻想着逃离的地方。

这就是我们崇尚金字塔型社会所造成的局面。每个人都追求高学历，势必使教育分流形同虚设。全体学生竭尽全力地挤在高考的独木桥上，势必造成无数的牺牲，结果没有一个人的学习不是被异化的。而只有枣核型的社会，分流机制的建立，大家才能是各奔前程，各得其所。

在分流这一点上，德国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德国的分流节点远远地早于中国，而早期分流的依据是，多数人在10岁时已经表现出日后的潜力。但是，这么做的代价是，晚熟的人可能遭受淘汰。于是，为了尽可能弥补损失，德国在分流之外，还建立了从职业教育再次回到读大学的通道。除此之外，德国的职业教育还实行双元制的模式，即学生是由职业学校、企业、企业协会共同制定并实施培养计划和行业标准，这一做法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教育与现实的脱节，给学生带来就业的便利。由此培养出的工业人员的行业素质可以维持在一个普遍的高度，而德国经济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此。

早分流与晚分流的利弊可以从几个方面考量：

其一，分流越早，对潜能测定的准确性越高，被包装的可能性越小。好比考试，如果准备时间过长，那么到最后比拼的结果可能掺杂了耐心等因素的干扰，出现乌龟超越兔子的情况。虽然早分流不可避免地使一部分晚熟者失去进大学的机会，但最保守的结果却是成为了优秀的技工。这种偏差应该被允许，否则人才的分布过于集中，某些行业也就没有荣誉感可言。对于个人来说，“宁为鸡首，无为牛后”未尝不是一种选择策略。

其二，晚分流，意味着竞争的延长。而越到后期，压力便越大，这对于学习氛围无疑是不小影响，也会不可避免地阻碍个人人格是塑造。这一点只需要反观当今的校园生活便可一目了然，高校的扩招，使得分流延后，但这并没有解决分流的问题。大学四年之后，竞争还在加剧，因为人才的供过于求，使得市场不断提高要求，于是反作用于研究生考试的火爆。如果不能建立起早期分流的机制，长此以往，我们将会在“学历军备竞赛”上越陷越深。

其三，早期分流意味提前松绑，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差异自由发展，而分流越晚，陪绑的人数就越多，这无疑会耗费大量的青春时光。高考失意后，他们便在没有接受过职业教育的基础上抛给社会，这对二者来说都不是一个好结果。正如郑也夫所言：“一个过度地、向大多数公民诱发梦想的制度不是一个好制度，因为最终是无数人梦想的破碎。中国当代的教育实践是最好的证明。”

面对着新一轮琢磨不定的教育改革，单纯靠期待政策的降临显然是不足取的。“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我相信，只有当每个领域在内部做出可能的自我变革，才能逐渐推动整个教育生态的良性循环。

因此，我们需要自我分流。好的教育不该抑制某一种某种性格，而每一种性格实际上都是特点，而非优点或缺点。相比于批判现行的教育模式，自我变革无疑是釜底抽薪的。在认清自我之后，此刻的自学将是极具效果的：个人决定自己的方向，培养自己的兴趣，产生自己的想法，构建自己的世界观，成就自己的人格。这无疑是令人激动和期待的。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