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说：影响我人生的进与退》：王石说

------第二十六章为什么要设立这么多壁垒？------

关于对行业准入、市场准入的行政管制，经济学中大致有两种不同的理论。第一种是庇古（Pigou）于1938年提出的“帮手”（helpinghand）理论。也就是，无管制的市场时常会出现失败，比如会形成垄断、产生过多污染、在股市中，上市公司会欺诈中小股东等。因此，行政部门通过行业准入许可审查，可代表公众把“不合格”、“不可靠”的人排除在外，以免他们给大众提供不合格的产品或服务。一旦某创业者、某企业得到行政部门的审批许可，它们就得到政府的承认，就可为社会提供产品或服务，社会也应当给它们以信任。因此，政府行政是给社会提供帮助，是一只“帮手”。按照“帮手”理论，行政管制越多，给社会带来的效益就越大。

以公司注册资金为例，之所以新成立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至少要有1000万元注册资金，可能是考虑到，如果一个人没钱也可以成立股份有限责任公司，那么不是会有人专门通过设立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来借债，等把钱用完后再利用“有限责任”申请破产保护来逃债吗？因此，通过设立高额的初始注册资金，行政部门就帮助银行和其他未来的债权人把那些“不合格”的借债（法）人早早排除在外了，使他们无法以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身份借债。这等于是提前帮银行，代替银行做了“一刀切”。当然，前面讲到过，这种安排的实际效果可能是零，其负面作用反而是阻止了许多人创业。

第二种是“抓手”（grabbinghand）理论，也就是这些年常讲的“寻租”理论。这一理论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按照斯蒂格勒（Stigler）1971年的论述，行政管制是为行业的垄断企业而存在的，已经占据垄断地位的企业不愿意新手挤入，降低它们的既得利益。有了行政管制带来的壁垒，这些行业垄断可继续保留其管制“租金”。另一方面，按照施莱佛（Shleifer）和维希尼（Vishny）两位教授1993年的论述，行政部门之所以很热心地设立各种准入许可和其他管制，是因为这些许可申请和审批过程以及对可能的违规行为的调查过程给掌权人提供了“寻租”的机会。这两位学者把行政部门的存在比做高速公路上的收费站，每次车辆来往都要收费。也就是，从社会角度看，100公里的高速公路上或许有一两个收费站就足够了；但实际上并不是如此，公路经过的每个村和每个镇可能都要设自己的收费站，都要“伸手抓一把”，从而对社会产生最糟糕的结局。

这两种理论中到底哪一种更符合现实呢？从图2–13至图2–16表明的情况以及前面谈到的4位教授的大样本研究结果看，恰恰是那些行政审批手续越长、行政掌握的“质量”关越多的国家里，产品和服务“质量”越差，假冒伪劣产品越多，市场上的诚信越缺乏，银行呆账越多。既然行政管制后也还是如此，那么何必要这些壁垒呢？多国的经历表明，这些壁垒不仅没有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反而创造了更多“寻租”机会，妨碍了人们创业。

在中国，民营创业的行政壁垒与政策歧视众多，这是一个历史事实。我们可能认为今天之所以要保留它们，是因为在中国“诚信缺乏”，所以不能随便让“不合格”的人进入这样那样的行业，行政部门必须通过行政审批把好“质量”关。虽然这种看法和做法是出于良好的愿望，但实际效果可能是反而助长了诚信的进一步缺乏，因为当这种行政“质量”关变成了更多的“寻租”场时，谁还能把其他人和机构的承诺当真呢？

农业发展的极限

“三农”问题讨论得沸沸扬扬。这些争论的起源大致来自以下这些数据：第一，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在1978年时为2.57，到1995年为2.8，但到2002年时则为3.1，城乡收入差距明显在扩大。第二，在过去几年里，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年增长率为9%左右，而同期农民纯收入年增长率平均不到5%。特别是，这些年里农民收入的增长全部来自非农产业，而来自农业收入的部分不增反降，比如，1998~2001年间农业收入部分平均下降102元。

这种城乡收入差距不仅是谁都不愿看到的，而且如果不扭转这个日益恶化的趋势，最终会带来许多严重后果。那么，如何解决农民的收入问题呢？有意思的是，虽然大家都看到这些同样的数字，但得出的结论却截然相反：有的人认为，这说明必须发展农业才能增加农民收入，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说明农业不再是解决农民问题的出路，只有靠发展非农产业才能增加农民收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分歧？

要找到客观的答案，我们首先必须搞清城乡收入差距的起因，还有就是这些差距中有多少是合理的，有多少是不公平的。大致上，城乡收入差距是由三类因素造成的：制度障碍（包括税赋、定价歧视、农民就业歧视、户籍制度等）、产业差别（工业产值的乘数效应和农业产值的加数效应）和人力资本差别（城镇居民教育水平普遍高，农民教育水平普遍低）。虽然难以将这三类因素对城乡收入差的贡献加以量化（这显然是值得研究的），但它们的贡献都应该很大。

人为的制度障碍是大家已经讨论很多的因素，如果不废除户籍制度、不全面开放城乡人口流动、不取消不公平的农产品行政定价、不取消对农民的不合理征税、不取消对农民的就业歧视，城乡收入差距显然不可能不进一步恶化。这些都是应该、也是可以改变的人为因素。在这里我们就不多谈制度障碍问题了。

但即使能消除这些伤害农民基本权利的制度障碍，使农民享受每个公民本应该享有的平等的生活、迁居、就业与经济权利，我们同时还不得不看到农业和非农业间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发展前景这一事实。再退一步讲，即使能消除制度障碍，同时也假设农业、工业与服务业的增长前景都一样，农民与城镇居民的教育差别也足以造成合理的收入差。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博士与一个文盲的收入相等，也不能要求他们的收入同步增长。像美国没有城乡迁居限制和户籍制，2002年的农民平均收入为20220美元，而同年的所有就业者（包括农业与非农业）的平均收入是35560美元，为农民收入的1.76倍。在20世纪80年代时，有大学文凭的美国人的收入比没上过大学的高出50%以上；到90年代，前者比后者的收入高出80%以上。这说明，收入差并非完全由制度因素造成，也有客观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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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小说内容节选自：人物励志小说 《王石说：影响我人生的进与退》

作者：王石
小说现有字数：8万字
最后更新于：2016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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