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爸妈从西郊大厂下岗了

听说在我很小的时候，陕西第一针织厂是一个很牛掰的厂。...



我们家住在西郊陕一针，也就是12路的终点站，我生命中的前16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听说在我很小的时候陕西第一针织厂是一个很牛掰的厂，我姥姥就是厂里的骨干员工，奖状拿到手软。我爸是在厂里认识我妈的，他们俩那点爱情故事都发生在那里了。

陕一针的对面是陕棉十厂（全称“陕西第十棉纺织厂”），这两个厂就像是好兄弟在一条马路上遥相呼应，针织厂主要加工服装、十厂负责棉线纺织。

那时候工人上下班好不热闹，女工们带着白色的帽子，手里拿着铝制的饭盒，伴着厂广播台的播音三三两两的走回宿舍；男工们骑着当时帅气威风的“二八大驴”，年轻小伙的车梁上带着小姑娘，中年男人车梁上是一个木头做的小车座形状，急急忙忙的去接孩子。



▲图片来自网络

我回家的路上有很多私人的小作坊，机器马达的轰轰声不绝于耳，计件的工作可不比国有大企业舒服，所以这些外地工人午饭怎么简单怎么来。

我爸妈虽然都是陕一针的员工，可打我记事以来，他们俩都没在厂里工作，后来听说我妈是保留档案自己开了小店，我爸则和舅舅在北大街商场里经营表店。

小时候的记忆太模糊了，好多事情都记不得了，可是上小学那会儿，爸妈在家里开了加工坊的日子，我记得太清楚了。

那时候但凡经商的人都能赚到钱，全民开始了经商热，不只是回家路上有机器马达声，连我家直到我睡着机器还在工作。

刚开始很不习惯，噪音太大，连作业都写不了，晚上睡觉前，我妈都会安慰我说：“我把门关上你就听不到了。”可是这个行业的职业病除了坐骨神经、腰椎上的问题就是大嗓门，那么大的声音时间久了居然也就听惯了。



▲配图 图片来自网络

那几年我们家的邻居们都没闲着，你家做加工，他家就开车往陕西周边卖，大家的小日子过得还都不错。

我们家住在平房的第一家，那是我爸妈结婚厂里分的房子，每天午饭、晚饭是最热闹的时候。家门口有一大片空地，邻居们都端着饭来我家门前聊天、吃饭，我小时候可是吃过百家饭的，小孩子总是觉得别人家的什么都是好的，大人们吃完放下碗就回去继续工作。

家里之所以能够开个小作坊，是因为我爸从布匹进门到成衣出门一系列的工序都烂熟于心，不仅会做还能修机器，给家里省了不少开支。

那真是全家总动员，我上小学作业不多，没事的时候就帮爸妈翻螺纹（袖口的边），连小伙伴来找我，我们玩的游戏都是看谁翻得快。

据说中国人的经商习惯就是看什么赚钱做什么，从来不会费脑子的想去经营相关的上、下游行业，作坊多了、工人没多，衣服多了、市场没多，我已经忘记爸妈是什么时候关掉我家小作坊的。

记忆中我爸还回厂里上过班，听说那段时间厂里有什么政策挺诱人，于是我的寒假都是跟我爸在厂里度过的，我的玩具就变成了布堆里的小碎片，我每天像寻宝一样给我的芭比娃娃找原材料做衣服，心灵手巧大概是那时候养成的技能。

快到千禧之年的时候，陕一针彻底倒下了，我再也见不到成群结队的人下班，厂里的青石砖长满了青苔，角落里的机器被野草堆得看不到全脸。

邻居家的机器一批一批卖出去了，叔叔、阿姨们开始掀起了一股出国热。因为这个行业的没落，这些手艺人突然下岗之后没有了收入来源，只有去一些非洲国家才能赚到钱。



▲陕西第九棉纺织厂91年发行的企业债券 图片来自网络

上五年级的时候，我爸妈的同事们很多去了塞班岛——一个我从来都没听过的地方，只知道要坐很远的飞机、两年才能回来一次。有的是一家出去一个人，有的孩子则是爷爷奶奶带，父母全部出国了。我爸当时也去试了，我很开心他没能出去。

可是上六年级的时候，一个中介公司和我爸签了合同，他决定去南非，我只记得我哭得死去活来，我爸出发的前一天晚上家里来了好多人送别，小朋友们吃的都很开心，而我难过的不知道该做什么。客人走后我爸喝高了，我开始哭，他抱着我痛哭直到我流鼻血才停下来。

第二天去机场送他的时候我哭得很大声，他抱着我说要买个玩具给我，我说：“不要了，机场很贵。”那是我第一次去机场，从此之后的16年间，我爸像个圣诞老人一样，过圣诞节国外放假的时候，他才能回来，圣诞老人收工了我爸就又要回去了。

他来南非后，我们打的第一通电话，我哭得说不出话，我妈一边哭一边说：“电话费好贵的，别哭了，说话！”那时候电话费4.8元/分钟。

再后来我会忍着，打电话忍、接机忍、送他更是强忍，因为大人跟我说：“你这么一直哭，你爸更难受。”16年中间我爸有时候两年回去一次、有时候一年回去一次。

总有人问些很傻的问题：你想不想你爸？我小时候从不理会，默默地自己走开干自己的事情。我想得不敢告诉他，每次他回来的那二十几天，对我来说就像是物质贫瘠的年代过年一样开心。我张口闭口都叫爸，恨不得把一年的份都补回来，生怕他很快又走了。我都不记得经历了多少次满怀希望等他回来，伤心欲绝送他回去了。



▲图片来自网络

2016年，我爸来南非整整16年，他已经五十多岁，如果按照每年见一次的频率，我好怕我此生见到他的次数不超过20次。我卖掉自己一手建立的工作室，来找他，我想看看他们说的回不去的都叫家乡是什么样的。

这里和我爸一起出来的陕西人只剩下4个人，做生产管理、机器维修、自己开工厂等等，叔叔们告诉我国内发展太快了，我们回家就剩看门了，趁还能干的动就在这混吧。

陕一针倒下了，厂里的人有的因为出国时间太久和家里的另一半没感情离婚了，有的孩子因为没有父母陪伴生生的变成了“留守儿童”而变得性格执拗。我问叔叔：“你们这个行业在咱们那后继无人了吧？”叔叔说：“但凡有点办法的都不想自己孩子干这行，太辛苦。”

他们自嘲回国之后像傻子一样，不会网购、不会滴滴打车、不知道团购是个什么东西，在外面久了还就真的回不去了。

作者：鹿小妮

在南非的西安人

    关注 贞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