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爱未名湖，相守莫高窟，北大恋人用58年书写旷世奇缘！
为了一个使命，他们不得不分开，这一别就是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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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傲江湖，我是高莉。
这段时间身边人议论最多的电影
是《无问西东》，
前两天特意去看了一下。
信仰，大时代背景下那代人单纯的
热爱与付出。
比如，弃笔从戎的悲壮，
比如
，
爱到极致的克制，在我看来那种克制就是对爱情最好的诠释，
我只要你好，我不求回报。
这让我想到了今天故事的男女主角，
不问西东的爱情故事发生在清华园，
而我们故事的男女主角相爱在未名湖畔。
樊锦诗：原敦煌研究院院长，1938年出生，
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她从25岁扎根敦煌，
潜心敦煌文物研究、保护和利用工作
50余年，
被誉为“敦煌的女儿”。
她是继常书鸿、段文杰之后的第三任
“敦煌守护神”。
彭金章：从同窗到伴侣，
与樊锦诗相伴一生。
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创建者，
之后也来到敦煌，
在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中建功卓著。
2014年3月4日，
75岁高龄的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
在北京代表她和她的丈夫彭金章，
领回一个奖。
颁奖典礼结束后，
她特意给身在敦煌的老伴儿打了个电话：
老彭啊，奖牌我替你领回来了，
上面写着：
樊锦诗、彭金章当选第三届‘和谐家庭·幸福榜样’。
电话那头，老彭呵呵地笑个不停。
尽管在事业上他们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
可是家庭类奖项，老夫妇俩还是第一次得到。
樊锦诗惯常听到的都是人们说她
“只顾事业不顾家”，
谁又能理解一对为了国家需要
，
两地生活长达19年的夫妻之间的爱情呢？
1958年，身材娇小的20岁姑娘樊锦诗，
从上海考入北大。
她不爱说话却事事有自己的主意，
诚实单纯又有点孩子气。
大学时代的樊锦诗，最喜欢的是图书馆。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那个叫彭金章的男同学总是会比她早到，
并且在身边给她占一个位子。
爱情，就从这默默无言的关心中开始了。
彭金章生长在河北农村，为人淳朴实在。
他是考古专业的生活委员，
很习惯细致地关怀、照顾人，
这正是生活上马马虎虎的樊锦诗不具备的。
从年轻的时候起，
彭金章就被同学、同事称作“老彭”，
因为他见人总是笑呵呵的，跟谁都能打成一片。
樊锦诗呢，却始终被人唤作“小樊”。
“小樊”说，她对“老彭”的感觉，
从始至终没有变过，
就是两个字——可信。
她的简单和彭金章的质朴不谋而合，
他们的爱情心照不宣。
如果说，除了老彭以外，
樊锦诗还把自己的心交给过什么人，
那这个“人”就是敦煌。
1962年，24岁的她和另外3名同学一起，
因实习来到敦煌。
当中学课文和美术展览中的敦煌艺术
呈现在眼前时，
樊锦诗和同学们都被震撼了。
鸣沙山和三危山的怀抱中是密密层层的洞窟，
大大小小的佛像雕塑成千上万，
壁画更是“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精美绝伦。
然而，
与洞内的神仙世界、艺术宫殿形成鲜明反差的是，
洞外的生活苦恶异常。
莫高窟位于甘肃省最西端，
气候干燥，黄沙漫天，与世隔绝，渺无人烟。
以常书鸿、段文杰为代表的第一、第二代敦煌人，
都居住在破庙泥屋里，没水没电，没有卫生设施。
吃的是白面条，配菜是一碟盐、一碟醋。
每天，
樊锦诗都要跟先生们爬蜈蚣梯进洞去做研究。
城市里的人根本没见过那种梯子：
一根绳子直上直下地吊着，
沿绳一左一右插着脚蹬子。
因为害怕蜈蚣梯，樊锦诗改了早起喝水的习惯，
这样整个上午都不用上厕所。
整个实习期，
樊锦诗的头发就没洗干净过，
怎么洗都是黏黏的。
多年后她才知道，那是敦煌水质不好的缘故。
樊锦诗从小体弱多病，
因为水土不服，她的实习期提前结束了。
满足了探秘敦煌的好奇心，
这个城市姑娘也没想过再回去。
何况，
城市里还有一直默默关心着她的恋人彭金章。
时间到了1963年，
樊锦诗和彭金章面临毕业分配。
听说敦煌写信来和北大要人，
名单里有到敦煌实习过的樊锦诗。
父亲从上海写信来向学校“求情”，
樊锦诗却把“求情信”扣下，没有转交。
那一年，国家正在提倡学雷锋，
樊锦诗和同学们刚在学习活动上宣过誓：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个人的志愿。
就是这么一个单纯的想法，
让她的命运一辈子和敦煌连在了一起。
与此同时，老彭被分配到了武汉大学。
“服从分配”也是他们心照不宣的一致选择。
樊锦诗和彭金章的爱情里，
没有过一句信誓旦旦的话，
即便在面临天各一方的时候也没有。
各自奔向“祖国需要的地方”后，
彭金章还是像学校里一样默默关怀着樊锦诗，
经常给她写信。
信中没有“你侬我侬”，
只是互相告诉对方工作和生活的情况，
至多最后互道一声问候、珍重。
再入敦煌，为了梳洗方便，
樊锦诗干脆剪了个极短的运动员头，
从那时起，她几十年没再留过长发。
1967年元月，
樊锦诗与彭金章在武汉大学的宿舍里，
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此后便是长达19年的分离。
每隔一两年，
樊锦诗才能得到20天左右的探亲假，
到武汉与丈夫团聚。
1968年11月，
樊锦诗与彭金章的第一个孩子在敦煌出生。
身边没有一个亲人，
她就在生着煤炉、布满烟尘的简陋病房里，
生下了大儿子。
那时，
从武汉到敦煌要去郑州转车，
从郑州到敦煌还要坐两天两夜的火车，
下了火车还要转汽车……
得到儿子出生的电报，
彭金章挑着小孩衣服、鸡蛋等物资，
历尽颠簸赶到敦煌，已是一周以后。
樊锦诗第一眼看到风尘仆仆、挑着扁担的丈夫，
感动和酸楚一齐涌上心头。
彭金章回到武汉，樊锦诗没出月子，
就得到冰凉的河里提水，一个人照顾婴儿。
56天的产假结束后，
她只能每天把孩子捆在蜡烛包里，单独留在家中。
孩子一天天长大，蜡烛包渐渐捆不住了，
她又把被子叠放在床沿，防止孩子跌落。
每天上工，她都提心吊胆。
如果下班走到门口，听到孩子在哭，
那反而是好兆头，说明孩子安全；
如果静悄悄的，她的心就提到了嗓子眼。
下班回来，
她总是先把门推开一道缝，看看孩子还在不在。
1973年，樊锦诗和彭金章的第二个儿子出生。
老大被送到武汉，
彭金章成了一个人带孩子的“超级奶爸”。
他又要讲课，又要出差。
出差时就只好把儿子交给同事照看。
小儿子和樊锦诗来到敦煌。
可是，莫高窟离敦煌市还有25公里，
孩子无法接受正规的教育。
研究院找了个高中生给子弟开复合班，
多个年级的孩子坐在一个教室里上课。
写着一年级的作业，听着四年级的课文，
孩子总是无法专心。
无奈之下，延续了两年的母子生活又被迫中断。
小儿子7岁那年，被送到樊锦诗的老家上海上学。
孩子非常想念敦煌，
他记得从敦煌来上海乘的是火车，
他以为找到铁路就能找到敦煌，找到妈妈。
就这样，
孩子竟在上海走失了！
尽管最后找了回来，但始终心里不安。
上海不行，敦煌不行，就只有武汉。
这一次，
又是老彭没有一点埋怨地把小儿子接到身边，
默默承担起照顾两个调皮男孩的责任。
对于这个聚少离多的四口之家来说，
最奢侈也最美好的事，就是短暂的相见。
樊锦诗到武汉探亲时，
一家人住在10平方米的宿舍里，
四口人同睡一张床，
小方凳上铺块木板就是饭桌。
可是只要能团聚，这又怎么算得上是苦呢？
因为不稳定的童年生活，
两个孩子的学习和成长都受到了很大影响，
大儿子当时成绩糟糕，
已经面临考不上大学的情况。
为了改变这种不正常的家庭局面，
1986年，又是彭金章，
做出了最艰难的决定——
放弃武汉大学的一切，奔赴敦煌。
那时，他已经快50岁了，
是武汉大学历史系副主任、考古教研室主任。
这对一个男人来讲，是多么大的事业牺牲！
彭金章没有对妻子说过一句，
勉强的话、抱怨的话、委屈的话，
他对妻子的理解和包容，总是化入无言的行动。
来到敦煌的彭金章，
从零开始建立事业，主持多项考古发掘。
特别是主持了一直被学界轻视的，
莫高窟北区的考古发掘，
使莫高窟现存洞窟数量
从400多个增加到700多个，为世界瞩目。
向往团聚的一家四口，其实至今没有真正团聚。
举家来到甘肃后，两个孩子在兰州读书，
樊锦诗夫妇在1100公里外的敦煌工作，
探望孩子还需要乘1天1夜的火车。
后来孩子大了，或出国或工作，
各自有了自己的生活。
1998年，60岁的樊锦诗成为敦煌研究院院长，
开始满世界出差。
老彭退休后生了一场大病，自此专心在家休养。
她和老伴儿相互扶持，走过了一辈子，
真正在一起的时间屈指可数。
至今，他们也不会频繁地打电话，
或者对对方说一句“不舍”“相思”。
她会在每一次火车开动或飞机降落的时候，
给老伴儿报个平安，
他会在她回到家里的时候把饭菜做好，
无论他什么时候问，她都说“好吃”。
2017年7月29日彭金章离世了。
在他去世的前一晚，
首届飞天摇滚音乐节在敦煌举办，
火树银花不夜天。
那一晚，
绚烂的烟火照亮了整个沙漠，
那似乎是对他一生成果的肯定，
也似乎是在预示着这场告别。
彭金章在樊锦诗背后低调了一辈子，
这一次他依然选择低调。
遵其生前遗愿：
一切从简，敦煌研究院未发任何讣告。
这就是樊锦诗和彭金章之间，
跨越半个世纪的无言之爱，
也是他们那一代人爱的方式。
为了一句学雷锋活动上的宣誓，
将自己从城市放到荒烟大漠。
相恋在未名湖，
相爱在珞珈山，
相守在莫高窟。
他们共同走过了人生的58年，
不仅成就了一段旷世奇恋，
还用生命守护住了中华民族的千年敦煌。
他们的爱情是生活中的一蔬一饭，
是异地时的问候和思念，
是艰难时的包容和守护，
是牵了你的手，从此再没有放开。
爱我你就扫扫我：）结尾歌曲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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