仝相卿评刘成国点校王安石文集｜数据库时代的勘误与辨伪

王安石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历史人物，作为政治改革家的王安石，虽在当时和后世曾长期遭人污谤，然作为文学家的他却受到相当一致的赞誉欧阳脩曾赠诗称赞曰：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欧阳脩撰，李逸安点校：欧阳脩全集卷五十七赠王介甫，中华书局，2001年，813页）司马光致信吕公著，也称王安石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司马光撰，李文泽霞绍辉点校：司马光集卷六十三与吕晦叔简·又，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1320页）苏轼在王安石赠太傅制中强调：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三十八王安石赠太傅制，中华书局，1986年，1077页）大可反映出时人对其文学修养的肯定，故宋史·王安石传载：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妙（脱脱等撰：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中华书局，1985年，10541页）当为中肯之总结这样一位才华卓著的文学家的作品，在北宋末年已经由弟子薛昂奉诏整理集结（汤江浩：薛昂奉旨编定王安石集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06年第三期，38-42页），南宋初年更是由詹大和王珏等付梓刊印，明清之后翻刻不绝，流传至今

2021年是王安石诞辰一千周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刘成国教授整理的王安石文集，收入中国古典文学丛书系列中刘教授潜心王安石研究多年，先后出版了荆公新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变革中的文人与文学：王安石的生平与创作考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王安石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18年）等作品，是当下研究王安石的权威学者，王安石文集由他作为点校者主持整理，当为不二人选实际上，在此之前王安石作品曾由不同整理者进行了多次整理，伴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版本查阅更为方便，文献检索更为快捷，如何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做出更为精审的整理本，对于刘教授而言既是机遇，更是挑战



王安石年谱长编，刘成国著，中华书局，2018年1月出版，2372页，290.00元

通览王安石文集，个人以为较之前的整理本，至少在三个方面有重大突破，堪称一部宋人文集整理的典范之作

王安石文集后世刊刻颇多，如何厘清其流传过程中版本之间的关系，从而确定校勘工作的底本，至关重要有关王安石文集的版本情况，前辈学者一般认为有两大系统：一是南宋高宗绍兴年间舒州所刻龙舒本王文公文集，即龙舒本系统，此版本系统传承关系清晰，学界向无异词；一是南宋绍兴年间所刻临川先生文集，主流观点称南宋绍兴十年（1140）詹大和于抚州临川所刻临川先生文集（即临川本）为后世所有临川先生文集的祖本，绍兴二十一年（1151），王安石曾孙王珏据之重刻于杭州，是为杭州本，此后各朝据杭州本递相刊印，直至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何迁据临川本覆刻，于是明代之后临川本与杭州本并行于世仅少数学者认为临川本早已亡佚不存，后世临川先生文集的祖本为杭州本（刘成国：王安石文集在宋代的编撰刊刻及流传再探以临川本与杭州本关系为核心的考察，文史待刊稿），此观点响应者极少

刘教授通过细致爬梳，对王安石文集的版本源流做出了重要判断，他认为：北宋薛昂奉诏编撰王集，至迟宣和四年（1122）已经完成（整理前言，第9页），然因靖康之难致使流传不广王珏刻成的杭州本，主要依据的是家藏王安石文，以及薛昂所编王安石文集的遗稿（整理前言，16页），为后世流行的临川先生文集的祖本临川本是在两宋之交刊刻于闽浙地区的王安石文集基础上刊印的，其卷数应为一百八十卷（整理前言，10-12页），与一百卷的杭州本属于两个独立的版本系统，具体篇目颇有差异（整理前言，17页）而且，何迁本翻刻的并非南宋詹大和临川本，而是元明递修的杭州本（整理前言，22页），故可认为，明代以后杭州本处于一枝独秀状态通过考证辨析，刘教授完整梳理出王安石文集近千年刊刻流传的历史脉络，以及诸多版本之间的因承关系，这是之前整理者并未厘清的重大问题，从而为文集整理奠定坚实基础

在梳理出王安石文集版本源流的基础上，刘教授使用了嘉靖三十九年（1560）何迁覆刻本作为底本，进行系统的整理工作龙舒本为王安石文集现存最早刻本，然其收录作品两千两百八十一篇，与何迁覆刻本收录作品三千一百二十二篇相比（整理前言，25-26页），阙失过多在古籍校勘底本选取时，学者总结了三个标准：第一，版本刊刻时间较早；第二，版本一般应当是足本，内容较同一部古籍的其他版本为多；第三，精校精刻本（王瑞来：古籍校勘方法论，中华书局，2019年，第4页）何迁覆刻本无疑满足至少后两个条件，以它为底本，以龙舒本为主校本，对校以由宋到清所刊能够寓目的十一种王安石文集，特别是国家图书馆藏王珏刻元明递修，黄廷鉴校的递修本中黄廷鉴校语是根据宋本而来，之前整理本从未得见，本次整理全面补入；再结合皇朝文鉴古今绝句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十余种他校资料，以及部分石刻文献，为王安石文集整理的准确性提供了资料保证

古籍流传过程中，会出现讹脱倒衍等诸多舛误，这就要求整理者根据各种资料比勘校正，尽力恢复古籍定稿时的文本面貌在数据库检索技术提供极大便利的当下，校勘需要以扎实的专业知识为基础，具备更高的文本解读能力思辨能力和问题意识（刘成国：机遇挑战与回应数据库时代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考证：以宋代为例，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二期，131-137页），这在王安石文集中有很好的体现

例如，王安石撰贺庆州杜待制启中有眷内阁之近班，督帅臣之重柄之语，校勘记云：帅原作师，今据龙舒本递修本改按，杜待制为杜杞，时以天章阁待制出为环庆路经略安抚使，不得成为师臣师臣，谓居师保位之宰执（卷八十一，1404页）就是利用了宋代职官制度进行是非裁定，而其他整理本或无辨析，或称师臣不改（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八十一，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845页；王安石撰，唐武标点校：王文公文集卷二十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255页；王安石撰，聂安福等整理：王安石全集·临川先生文集卷八十一，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1425页）又如：王安石在为弟王安国撰写墓志时，其他整理本皆云王安国以熙宁七年八月十七日卒（临川先生文集卷九十一，947页；王文公文集卷八十八，938页；王安石全集·临川先生文集卷九十一，1585页），刘教授以出土北宋张庚墓志为线索加以考证，已经辨明王安国卒于熙宁十年（刘成国：新出土尚书屯田员外郎张君墓志铭与王安国卒年新证，历史文献研究2017年第二期，127-130页），故本次整理予以删除并作校勘记：八上，原有以熙宁七年五字，据递修本嘉靖五年本删龙舒本亦有此五字黄校曰：四十七下，明刊本多以熙宁七年五字，则黄所见宋本并无此五字（卷九十一，1579页）这是基于对宋代人物生平了解所下的结论又如：王安石在陈之祥墓志记载，他业进士，其中等以皇祐元年，校勘记称：元，原作二按，正德姑苏志卷五：皇祐元年冯京榜，陈之祥，质子今据改皇祐二年（1050），无贡举（卷九十五，第1649页）检其他整理本，此处皆为皇祐二年（临川先生文集卷九十五，986页；王安石全集·临川先生文集卷九十五，1648页），这是利用宋代科举制度做出的正确判断再如：王安石撰写的宗室赵世仍墓志，记载了他熙宁元年（1068）去世之后，用二年二月十七日，葬于河南府永安县校勘记称：十七日，原为十九日据递修本黄校改以上诸宗室皆同日葬于熙宁二年二月十七（卷九十八，1701页）检之前整理本，皆做十九日（临川先生文集，1017页；王安石全集·临川先生文集，1697页）实质上，这是基于对北宋宗室丧葬制度深入了解基础上的改动北宋宗室的下葬有固定的程序和制度性规定，宋太祖和宋太宗子孙，去世之后一般权厝京师开封佛寺当中，遇宗室重要成员下葬时，一起从葬永安县（今河南巩义），其下葬时间也是固定的熙宁二年二月十七日这次宗室安葬，主葬人物不详，计有十二位宗室同时从葬，分别由王安石和郑獬撰写墓志铭（华明星：北宋宗室丧葬研究以权厝为中心的考察，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71页），故此处九当为七之误以上数例，皆属于刘教授以深厚的宋代文史知识为基础，对王安石文集中出现的讹误做出的准确裁断类似精彩校勘在王安石文集中颇多见之，向读者呈现出一种更为准确的王安石文集文本

此外，对曾巩母亲吴氏墓志的校勘，则显示出刘教授慎改原文的原则与部分整理者以石刻文献为依据径改传世文献不同，刘教授根据所得吴氏墓志拓本对校集本，计有九处不同皆出注不改原文（卷一百，1723-1724页）笔者曾对北宋出土墓志中与传世文献吻合者加以对校，发现文字不同之处除了部分为传世文献流传过程中出现讹误外，还有部分不同源自丧家对文本的润饰，其中体现了丧家与墓志撰写者的不同理念，传世墓志的定稿权在撰者，石刻墓志的定稿权在丧家（仝相卿：北宋碑志文形成中的丧家因素以石本集本对比为重心，河南大学学报2018年第五期）此处慎改传世文献的做法，笔者颇为赞同北宋墓志碑铭撰写研究，仝相卿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251页，78.00元

对王安石诗文的辑佚，自南宋李壁开始，迄今不绝随着各种王安石文集的整理出版，辑佚拾遗更是屡见不鲜，然其中往往真伪混杂刘教授在文集正文后，还有部分底本未收录的诗词八十一首文八十七篇，其中诗词文十七篇为前人所未辑，一篇前人已辑所拟标题为与吴正宪公书，刘教授以紫薇诗话为底本，根据内容判断，受书人当为吕公著，故予以纠正为紫薇诗话中的标题与吕晦叔书（1808页），为王安石文集完整性的提高提供了资料基础

而且，刘教授对前辈学者辑佚诗词文中的五十一篇进行存疑辨伪，大体排除了非王安石所作而误收的作品对于王安石诗词的辨伪，学界已经有了很好的学术积累（汤江浩：北宋临川王氏家族及文学考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277-327页），而王安石文的辨伪，王安石文集中此次的工作具有首创之功一方面，刘教授利用王安石生平经历作为遗文辨伪的重要根据如论邕管事宜一文，很多学者利用它来讨论广西壮族地区的文化传统（李富强：人类学视野中的壮族传统文化，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100页；玉时阶等：南丹土司史，民族出版社，2015年，86页；何先龙：土司制度论稿，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5年，237-238页；黄家信主编：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土司信仰与土兵，民族出版社，2016年，240页；等等），经刘教授指出，是文乃宋神宗元丰年间的作品，此时王安石已经退居江宁，不应再上此等奏疏措置边事（1867页），当可信之同样的方法还辨析了上蒋侍郎书（1871-1872页）回皇亲谢及第启（1878页）及除辞掖谢杨舍人启（1879页）等

另一方面，刘教授以王安石的职官信息作为遗文辨伪的判断标准如乞废玄武湖为田疏一文，后世影响亦大，不少学者以之为据写入论著当中（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南京水利志，海天出版社，1994年，396页；杨植王燕文主编：南京历代风华，南京出版社，2004年，327页；张立汉主编：中国山河全书[下]，青岛出版社，2005年，3102页；等等），刘教授强调，是文撰于熙宁八年，当时王安石已经复相，绝不可能撰此文（1867页）与之类似的还有除韩琦京兆尹再任判大名府制（1868页）代人撰贺降皇太子表（1869页）上龚舍人书（1874页）再上龚舍人书俞仁寿女俞氏（1880-1881页）和吕惠卿父吕璹（1881-1883页）墓志两方等

误收之作的掺入很容易误导读者，若以之为据，会导致对王安石的研究平添错误，贻误学林（近年来较为突出的例子是对北宋沈遘文的辑佚与辨伪，见林阳华：补全宋诗沈遘诗六十四首，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1年第三期，91-95页；周小山：补全宋诗沈遘诗六十四首质疑，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2年第二期，59-60页）刘教授这次对自南宋以来王安石诗文辑佚做了系统辨伪，剔除诸多似是而非的诗词文章，功不可没

阅读所及，部分疑惑之处胪列以下，以求教刘教授

首先，诗词文章写好之后，作者自己反复修改以达到精益求精，应是文人雅士作文之常态，故有学者强调，作者的真迹属于文本生成过程中的草稿阶段，其后完全有为了完善而改动的可能，使用所谓的真迹作为校勘依据时需慎重（[日]浅见洋二：文本的密码社会语境中的宋代文学，李贵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227-310页）这或可体现在独归诗的改定上诗中云：陂农心知水未足，看云倚木车不停悲哉作劳亦已久，暮歌如哭难为听整理者曰：陂原作疲，今据朝鲜本改按：李壁注曰：诸本皆作疲农余于临川见公真迹，乃知是陂字（卷三，44页）此处刘教授以李壁见到真迹为依据，改疲为陂然结合诗文本身含义，农民劳作甚久已有力竭之势，看云等雨望眼欲穿，田间庄稼水仍不足，如暮歌如哭，生动描绘了一幅疲民晚归图而且，与下文所云而我官闲幸无事的闲，形成鲜明对比，故个人以为用疲文意更胜，有无可能是王安石之后所做的修改，或需斟酌

其次，在叙述苏安世子嗣时，王安石称：子四人：台文，永州推官；祥文太庙斋郎；炳文，试将作监主簿；彦文，未仕女子二人：适进士会稽江崧单州鱼台县尉江山赵扬；三人尚幼整理者在注释中强调：二原作五，據递修本永乐大典卷二四四所收此文改（卷九十二，1595页）此处前有子四人，后对应女五人或者女二人，应都属于总说，王安石所撰墓志皆如此，其后分别说明儿子和女儿的现在情况若改为女二人，后面三人尚幼，既无法照应男四人，也无法兼顾女二人，或需再考虑

最后，刘教授他校使用萧定基神道碑曾巩母亲吴氏墓志等拓本时，拓本上定有碑志撰者书丹者和篆盖者等的结衔，类似内容或可在注释首题不同时一并添加，更有利于读者深入了解

综合以上，刘教授在版本源流的梳理及底本选定，在前辈学者整理基础上的校正勘误辑佚辨伪，都付出大量心血，为学界呈现出尽可能准确的王安石文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刘教授以一种近乎痴迷的状态对待文集的整理，其微信朋友圈或抛出疑问朋友之间各抒己见，或称小憩梦中辨识异文，还曾专门召开小型学术沙龙，邀请数位学者就点校完成稿内容质疑批判，正是这种态度和毅力，成就了这部整理精审的宋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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