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公平，高考真的是唯一的救命稻草吗？
这个世界是否公平取决于我们自己，取决于我们做出的选择，特别是在历史的某个转折点上，特别是在重大的变化正在发生的时候，在一切的界定都是模糊不清的时候。...
这个世界是否公平取决于我们自己，取决于我们做出的选择——巴拉克·奥巴马
今天是星期天，让可爱的 “小白” 休息一下吧，我们换一个最近比较热门的话题，那就是教育部与发改委印发的《关于做好2016年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编制和管理工作的通知》。
这是近日的网络上流传比较广的一张图，有人戏称 “公安部救了卫生部，教育部又救了公安部，部部惊心”。
这些天，我们关注的热点从 “魏则西事件” 引发的对于莆田系、百度、卫生部的质疑，到 “雷洋案” 引起的公众对于警方权力滥用的追问，在到教育部与发改委的一个 “招生计划编制通知” 所引发的教育公平问题。
热点流转之快还真让人有些应接不暇，那么这些热点是彼此无关、碎片化的的？还是说有某些社会深层次的关联？林克在这里做一个尝试，跟随这些热点，一起去认识当下的中国。
自从唐代恢复科举这个高考制度之后，一直是北方考生占据绝对优势。而来自京城的本地考生，更是占了大大的光——长安分配的名额远超其他地区。大家都是一样的考生，都是读的孔夫子的教材，都是去京城考的全国统一卷。但是，如果你出生在江苏这类地方，那么不好意思，每次去京城考试的江苏考生，只能有2-3个名额。而如果你出生在长安，那么恭喜你，每次你们的名额都多达数十人，甚至有时超过百人。
但长安学生的好日子，随着安史之乱的到来，结束了。常年处于战争状态的北方人，更加尚武。而随着中国经济中心向南方搬迁，日子更安稳的南方人，读书的风气却越来越好，学霸也是越来越多。等到司马光和欧阳修的时代，崇文的南方学生，在高考中已经形成了对北方学生碾压性的绝对优势。
这种碾压，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如果你有幸出生在南方，恭喜你，你不用打仗，但是跟你一起参加乡试的有两三千人，而成为举人获得省试名额的，只有二、三十人，录取率为1%。如果你出生在北方，比如说跟西夏打仗的陕西，你们省只能产生十个举人，但是跟你一起参加乡试的，只有一百个人，录取率为10%！而如果参加乡试的都不足十个人，录取率就是100%甚至超过100%。
这种考试制度，在北宋叫做 “解额制”。北方地区的录取率是南方地区的十倍，但是北方学生的代表司马光，还是不满意！因为，南方学霸对北方学渣的碾压，已经到了 “解额制” 都搞不定的程度。江苏三千学子参加乡试，只有30人能够去汴京，但可以想见这杀出重围从独木桥上走过来的30个举人，到了省试那个个都是学霸中的学霸，750分的高考卷子，都能考到740分以上。而陕西的那10个举人，虽然也获得了进京考试的资格，但同样是750分的高考卷子，只能考400多分，还是当不了进士。
简单来说，当时北宋全国一共23个省。这样可以保证，每个省，都能产生一名进士，除非你那个省连五个举人都没有。但是，这对南方的学霸们来说，无疑是很不公平的。30个江苏学生，人人都能考740分以上，结果你跟我说，只能录取3个人做进士？北方那家伙才考500分，就能当进士，不公平啊！
欧阳修就是南方学霸们的代言人。他说出了南方学子和家长们的心声：南方孩子们要从乡试中杀出重围，已经如此艰难，正所谓人艰不拆，如若省试再实行配额制，必将 “使有艺者屈落，无艺者滥得”，说的多文艺啊。
这次吵架非常有名，在中国历史上，以第一次关于考生名额配置的争论，被载入史册。你一定觉得欧阳修做的很对，考试嘛，就是要公平，国家取士，就是要取最优秀的人才。但是司马光既然能够写出《资治通鉴》，会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严格来说，两个人都没错。实际上，两个人都是在提倡一种公平。欧阳修提倡的 “以才取人法”，叫做 “考试公平”。司马光提倡的 “逐路取人法”，叫做 “区域公平”。欧阳修是为了保证考试的公平性，而司马光是为了鼓励落后地区的学习积极性，区域公平也很重要。
你想一想，凭什么北方人要在北边跟金人辽人西夏人打的马革裹尸，杨家将呼家将打得家里都摆满了牌位，一百来岁的老太太佘太君还得挂帅出征；而南方人却可以安安稳稳的读书、考试、做官，没事了喝醉酒写写 “醉翁之意不在酒” 呢？
上图为引发最大争议的调控方案
由于经济下行、就业难、高房价以及日益上涨的生活成本，危机感在整个社会中持续蔓延。不只是农民工、低收入人群，城市白领、中产阶级家庭也担心自己孩子 “降级”， 并且尽全力让孩子获得更好的收入、更高的社会地位、掌握更多的资源，而考上一个好大学仿佛是普通家庭孩子 “升级” 的最大机会。
近日发生的 “魏则西事件” 和 “雷洋案” 也表现出对于大学生的尊重和同情，没有机会上大学的农民工不但劳动价值被低估，甚至连生命的意义都会被轻视；2003年的 “孙志刚案”，如果他只是一个所谓的“农民工”，那么他被打死就很难引起那么多关注；仿佛 “农民工” 就是 “盲流”，在制度中被伤害就没有什么大不了。通过 “魏则西事件” 和 “雷洋案” 来看，仿佛只有上了大学的人才能被当做人对待，“农民工” 与 “普通工人” 注定要被当做发展的牺牲品、被漠视。
如果这种社会现状不改变，那么普通家庭的家长们竭尽所能地去请愿保住本省的招生优势也就想得通了：那就是让其他孩子多一分上大学、上好大学的机会，都是自己孩子竞争力的丧失。将希望寄托于高考，是因为很多人说：高考是你人生最后一次相对公平的改变命运的方式了，以后所有的人生关卡，拼的就不仅仅是你自身的努力，还有你爹妈的努力，你家族的资源，以及，你的脸。
回顾这次家长们对于教育公平的呐喊，我们能看到的是地区的竞争，看不到的是阶级的竞争，其实高考本就不是一场公平的竞赛。资本直接决定了不同家庭的孩子在教育机会方面的不平等，家长能不能买得起好的学区房，有没有关系让孩子进入这些好学校，有多少钱能投资给孩子的教育，决定了孩子义务教育阶段是否就输在了所谓的起跑线上。
在一个阶级固化的社会里，教育似乎是平民子女可以抓住的唯一一个自救的救生圈，但是由于各种资本的不平等，这个救生圈早已千疮百孔。
职能部门推出的这些政策，似乎挑起了农村孩子和城市孩子、东部地区生源和中西部地区生源的矛盾，但其实都是底层家庭和中产家庭孩子之间的争夺，说白了就是 “阶级斗争”。
因为有钱、有资源的父母可以将孩子送出国，去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而底层家庭和中产家庭孩子的争夺又是不平等的，没有上过大学的外来工无论在大城市中辛苦工作多少年，都无法让自己的子女在大城市获得高考资格。
本地人会骄傲地蔑视这批所谓 “流动儿童” 的教育权益，会想尽办法剥夺他们和自己孩子一起上学、公平竞争的机会。而 “流动儿童” 的家长们被繁重的工作、低下的收入、匮乏的资源所拖累，根本无力去争取。“流动儿童” 因此也只能重复他们父辈的命运，继续成为 “农民工”，阶级再生产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
“教育公平” 这四个字在某些人眼中是为自己争取利益的工具，一旦某种理念可能伤害自身利益，便会百般阻挠。而底层家庭和中产家庭的孩子之所以一定要上大学、上好大学，那是因为他们和家长在普通工人的工作中看不到获得富足而体面生活的希望。
这位即将届满离任的美国总统给了我们一些提示，那你觉得现在的中国社会是处在某个转折点上吗？是在发生着某些变化吗？存在着模糊不清的界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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