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唯此一人

他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而是一个复杂的人。...

万历皇帝朱翊钧，嘉靖四十二年（1563）出生，是隆庆皇帝的第三个儿子，这位仁兄运气很好，六岁就立了太子，四年后又死了爹，直接当了皇帝，比起他那位连个太子名分都没有，提心吊胆当了三十多年王爷的爹来，强得不是一星半点。

而如果仔细分析他的履历，你就会发现，这位被誉为明代第一懒人的皇帝，实际上曾是一个无比聪明勤奋的人。

万历是个很聪明的孩子，从小认字很早，而且很懂事，虽然不用他帮家里做饭，打洗脚水，但他也知道父亲死得早，母亲一个人不容易，要想维持住这个家，就得靠张先生。

这是他的母亲告诉他的，在近十年的时间里，他对此深信不疑。

他和张先生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是在父亲刚死的时候，他还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十分危急的时刻，万恶的高老头（高拱同志）欺负他年纪小，他妈又是个寡妇，准备把他的皇位夺走，让他下岗走人，关键时刻，张先生出现了，这位盖世英雄拯救了他们母子，并赶走了邪恶的高老头，在伟大的张先生的帮助下，好人战胜了坏人，世界再次恢复了和平。

这大概就是万历对张居正的第一印象，而此后母亲的种种言行也加深了他对张先生的好感。

由于父亲死得早，他的小学教育基本上是由张居正完成的，这位首辅大人可谓多才多艺，除了处理政务外，对他的学习也丝毫不放松，闲来无事还编了一本书，叫做《帝鉴图书》。

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今天搞一个优秀少儿图书评选，这本书绝对可以名列前茅，在此书中，张居正特意挑选了一百一十七个历史事件，其中好事八十一件，坏事三十六件，每件事情都配有插图，类似于小人书，讲明白为什么好，为什么坏，相信只要不是白痴，就一定能看得懂。

为了贯彻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张居正确实下了很大功夫，他不但编了书，还每天跑来给小皇帝讲故事，指着书上的插图，告诉万历，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

万历的童年就是这样度过的，对这个既帮自己干活，又给自己讲故事的张先生，他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甚至于每次张居正上朝时站在他的面前，他都觉得过意不去：张先生站着，我怎么好意思坐着？

问题在于皇帝没法站着上朝，于是他给了张居正一个特殊待遇，每到夏天热时，张居正的身边就站着两人，专门给他扇扇子；冬天冷时，张居正的脚底下总有一块铺好的毡布（当然，别人是没有的），当旁边的诸位同僚擦汗打哆嗦时，张先生这里却是气定神闲，搞得大家总仰天长叹：人和人就是不一样啊。

在万历看来，张居正是一个类似父亲的人。

而那位在一旁煽风点火，引导万历的李贵妃（现在是太后了），对张居正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动机。

李太后是一个不寻常的女人，她籍贯山西，出身低微，家里原来虽做过小生意，也无非是混碗饭吃。幸好长得漂亮，被皇帝选中，还生了个儿子，估计她从小经常逛集贸市场，讨价还价，社会经验丰富，所以在宫中很会来事，人缘也好，这才开始发达起来。但后来的事情发展证明，她的本性始终未曾变过——生意人。

从看到张居正的第一眼起，李太后就意识到，这是一个极有利用价值的人，不但能谋善断，而且政务能力极强，加上他的丈夫隆庆皇帝为人老实、胆小怕事不说，还是个老病号，哪天脚一蹬就咽了气，那都是说不准的事情。虽说李太后精明强干，也有一定的政治野心，但她很清楚，中国很广阔，事情很复杂，像收税、打仗、城管、救灾之类的事，自己是搞不定的，只能依靠大臣去办。换句话说，她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从这一点看，她比后来的那位慈大妈（慈禧）不知要强多少倍。她既不是阴谋家，更不是政治家，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是个维持家庭的家庭主妇。

历朝历代，之所以老婆干政频繁出现，说到底还是因为皇帝权力大，用历史术语讲，这叫后权源自皇权，一旦皇帝死了，儿子又小，老婆想不掌权都不行。可在明代，皇帝本人就没什么权，隆庆皇帝干了五六年，有一多半时间在挨骂，想买点珠宝首饰，户部还不给钱，过得非常之窝囊，面对这种局面，想把日子过下去，也就只能依靠张居正了。

而且张居正这个人除了工作出色外，长得也帅，当然这个帅的定义和今天不同，在明代，有一把大胡子是帅哥的第一特征（络腮胡子不算，在当时那是土匪特征），最符合标准的，是关公的那一种，随风飘扬，不但美观，沾点墨水就能写字，也很实用。张居正五官端正不说，还有一把这样的胡子，既有能力又有相貌，李太后要不喜欢他，那就真没天理了。

所以虽然这对母子的阅历和动机不同，但有一点他们是一致的，那就是张先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必须依靠他——至少目前是这样。

对这对孤儿寡母的心思，张居正十分明白，对李太后，他礼敬有加，给足面子，毕竟这人也算自己的上级，但对万历，态度就完全不同了，张先生似乎完全不把皇帝当干部，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训就怎么训，比爹还爹。

最骇人听闻的一件事情，是在万历读书的时候发生的，那时万历正在读论语，张居正站在一边听，读到其中一句“色勃如也”的时候，小朋友一时大意，认了个白字，把勃读成了“背”音。

这实在不是个大事，可万历刚刚读完，就听得身旁一声大吼：

“这字应该读勃！”

如果你今天在学校里读错字，被人这么吼一句，也会不高兴，估计个把性格型的还会回一句：老子就爱读背，你怎么着？

但当时的万历，至高无上的皇帝大人却没有回嘴，不但没有回嘴，还吓得发抖，赶紧修正，相信这句话他一辈子再也不会读错了。

在封建社会，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张居正的行为都是大逆不道，拉出去剐一千遍都不过分，连孩子他亲爹都没这么训过，张先生竟敢如此放肆，真是欺负朱重八不在了。

但张居正之所以有如此举动，绝不是为了耍威风，只是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隐藏着一个梦想。

三十年前，当他刚刚进入朝廷时，坐在皇位上的是嘉靖，这位极难伺候的仁兄让张先生吃尽了苦头，前后躲闪，左右逢迎，历经千辛万苦才把他熬死。

接班的隆庆却是个完全相反的人，什么事情都没主意，也不管，大事小事都得自己干。

虽说这样也不错，但张居正知道，自己总有一天是要死的，摊上这么个皇帝，出了事谁来给他擦屁股？事情似乎比想象得还要顺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所有人都在张居正的轨道上有条不紊地行进着，朝政很稳定，皇帝很听话，皇帝他妈很配合。

然而正是因为太正常，正常到了不正常的地步，就出问题了。

万历皇帝的情况大致如此，刚即位时，他才不到十岁，什么事情有张居正管着，啥也不用干，高兴都来不及，可时间一长，就没意思了，拿起一份奏疏，想写点批示，一看，上面张居正都给批好了，一二三四，照着办就行。这还不算，连划勾盖章的权力他都没有，要知道，那是冯保的工作。毕竟十六七岁了，没有事干，那就找人玩，但很明显，张居正没有陪他扔沙包的兴趣，于是万历只好找身边太监玩。太监玩什么他就玩什么，太监斗蛐蛐，他就斗蛐蛐，太监喝酒，他就喝酒，太监喝醉后喜欢睡觉，他喝醉后喜欢闹事（酒风不好）。

于是万历八年（1580），酒风不好的万历兄终于出事了，有一天，他又喝醉了，在宫里闲逛，遇上了一个太监，突然意气风发，对那位仁兄说：你唱个歌给我听吧。结果这位太监不知是真不会唱歌，还是过于害怕，站在原地半天没有出声。

皇帝大都没什么耐心，特别是喝醉的皇帝，看着眼前的这个木桩子，万历十分恼火，当即下令把这位缺乏音乐素养的兄弟打了一顿，打完了还割了他一束头发，那意思是本来要砍你的头，而今只割你的头发，算是法外开恩。

换在其他朝代，这事也就过了，天子一言九鼎，天下最大，不会唱歌就人头落地也不新鲜，但万历不同，他虽是皇帝，上面还是有人管的。结果因为此事，万历被李太后召见，并被严厉训斥下跪，万历也不辩解，眼泪一直哗哗地，不断表示一定改过自新，绝不再犯。

好了，到目前为止，事情还不算太坏，人也骂了，错也认了，就这么收场吧。

然而李太后不肯干休，她拿出了一本书，翻到了其中一篇，交给了万历。

这似乎是个微不足道的举动，但事实上，张居正先生的悲惨结局正是源自于此。

当万历翻开那本书时，顿时如五雷轰顶，因为那本书叫《汉书》，而打开的那一篇，是《霍光传》。霍光，是汉代人物，有个异母兄弟是名人，叫霍去病。但在历史上他比这位名人还有名，干过许多大事，就不多说了，其中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废过皇帝。

废了谁，怎么废的，前因后果那都是汉代问题，这里不多讲，但此时，此地，此景，读霍光先生的传记，万历很明白其中的涵义：如果不听话，就废了你！而更深一层的含义是：虽然你是皇帝，但在你的身边，也有一个可以废掉你的霍光。

万历十分清楚，这位明代的霍光到底是谁。

生死关头，万历兄表现了极强的求生欲望，他当即磕头道歉，希望得到原谅，并表示永不再犯。

毕竟是自己的儿子，看到惩罚已见成效，李太后收回了威胁，但提出了一个条件：皇帝大人既然犯错，必须写出检讨。皇帝的“罪己诏”最让人难受的也就在此，不但要写自己的罪过，还要把它制成公文，在天下人面前公开散发，实在太过丢人。

万历兄毕竟还是脸皮薄，磕完头流完泪，突然又反悔了，像大姑娘上轿一样，扭扭捏捏就是不肯动笔，关键时刻，一位好心人出现了。

“我来写！”

无私志愿者，张居正。

要说还是张先生的效率高，挥毫泼墨，片刻即成，写完后直接找冯保盖章，丝毫不用皇上动手。

万历坐在一旁，呆呆地看着这一切，喝醉了酒，打了个人，怎么就落到这个地步？差点被人赶下岗？

在他十八岁的大脑里，一切都在飞快运转着，作为一个帝国的统治者，为什么会沦落到如此境地？是谁导致了这一切？是谁压制了自己？

他抬起了头，看到了眼前这个正在文案前忙碌的人，没错，这个人就是答案，是他主导了所有的一切，这个人不是张先生，不是张老师，也不是张大臣，他是霍光，是一个可以威胁到自己的人。

在张居正和李太后看来，这是一次良好的教育机会，万历兄将从中吸取经验，今后会好好待人，在成为明君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然而就在这一团和气之下，在痛哭与求饶声中，一颗仇恨的种子已经埋下，八年的感情就此划上句号，不是因为训斥，不是因为难堪，更不是因为罪己诏，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权力。

我已经十八岁了，我已经是皇帝了，凭什么指手划脚，凭什么威胁我？你何许人也？贵姓？贵庚？

这就是万历八年发生的醉酒打人事件，事情很简单，后果很严重，皇帝大人的朋友和老师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敌人。

但整体看来，局势还不是太悲观，毕竟还有李太后，有她在中间调和，张居正与万历的关系也差不到哪去。

可问题在于，这位中年妇女并非缓冲剂，反倒像是加速剂，在日常生活中，她充分证明了自己的小生意人本色——把占便宜进行到底。

自从有了张居正，李太后十分安心，这个男人不但能帮她看家，还能帮她教孩子，即当管家，又当家庭教师，还只拿一份工钱，实在太过划算。

对于小生意人而言，有便宜不占，那就真是王八蛋了，于是慢慢地，她在其他领域也用上了张居正，比如……吓唬孩子。

万历也有淘气的时候，每到这时，顶替人贩子位置的，就是张居正，李太后会以七十岁老太太的口吻，神秘诡异的语气，对闹腾小孩说道：

“你再闹！让张先生知道了，看你怎么办？”（使张先生闻，奈何）

这句话对万历很管用，很明显，张先生的威慑力不亚于人贩子。

所以从小时起，在万历的心中，张居正这个名字代表的不是敬爱，而是畏惧，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他的那位生意人母亲。

对不断恶化的局势，张居正倒也不是毫无察觉，在醉酒事件之后不久，这位老奸巨滑的仁兄曾提出过辞职，说自己干了这么多年，头发也白了，脑袋也不好用了，希望能够早日回家种红薯，报告早晨打上去后，一顿饭工夫回复就下来了——不行。

万历确实不同意，一方面是不适应，毕竟您都干了这么多年，突然交给我，怎么应付得了；另一方面是试探，毕竟您都干了这么多年，突然交给我，怎么解释得了。

两天后，张居正再次上书，坚决要求走人，并且表示，我不是辞职，只是请假，如果您需要我，给我个信，我再来也成。

张居正并不是虚情假意，夏言、严嵩、高拱的例子都摆在眼前，血淋淋的，还没干，唯一能够生还的人，是他的老师徐阶，而徐阶唯一的秘诀，叫做见好就收。

　　现在是收的时候了。

这话一出来，万历终于放心了，不是挖坑，是真要走人。按照他的想法，自然是打算批准了，如果事情就这么发展下去，大团圆结局是可以期待的，然而关键时刻，闹事的又出场了。

李太后是生意人，她没有好聚好散、细水长流的觉悟，也无需替张居正打算，既然好用，那就用到用废为止，于是她开了尊口：

“张先生不能走，现在你还年轻，等张先生辅佐你到三十岁，再说！”（待辅尔到三十岁，那时再做商量）

这可就缺了大德了。

想走的走不了，今年都五十六了，再干十年，不做鬼也成仙了。

想干的干不上，今年才十八岁，再玩十年，还能玩出朵花儿来？

但太后的意旨是无法违背的，所以无论虚情假意，该干的还得干，该玩的还得玩，张居正最后一个机会就此失去。

既然不能走，那就干吧，该来的总要来，躲也躲不掉，怀着这种觉悟，张居正开始了他最后的工作。

从万历八年（1580）到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进入了一种近乎癫狂的状态，他日以继夜地工作，贯彻一条鞭法，严查借机欺压百姓的人员，惩办办事不利的官员，对有劣迹者一律革职查办，强化边境防守，俺答死了，就去拉拢他的老婆三娘子（当年把汉那吉没娶过去的那位），只求对方不闹。里里外外，只要是他能干的，他都干了。

大明帝国再次焕发了平静与生机，边境除了李成梁先生时不时出去砍人外，已经消停了很多，国库收入极为丰厚，存银达到几百万两，财政支出消除了赤字，地方粮仓储备充足，至少饿不死人，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的完美。

与蒸蒸日上的帝国相反的，是张居正蒸蒸日下的身体，在繁杂的工作中，他经常晕倒，有时还会吐血，然而事已至此，又能如何？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以一介草民闯荡二十余年，终成大器。

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也有缺点，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生活奢侈，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





但在明代浩如烟海的人物中，最打动我的，却正是这个复杂的人。

曾有人对我说过这样一番话：你还很年轻，将来你会遇到很多人，经历很多事，得到很多，也会失去很多，但无论如何，有两样东西，你绝不能丢弃，一个叫良心，另一个叫理想。

我也曾经见到，许多道貌岸然的所谓道学家，整日把仁义道德放在嘴边，所作所为却尽为男盗女娼之流。我并不愤怒，恰恰相反，我理解他们，在生存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之间，他们选择了前者，仅此而已，虽不合理，却很合法。

　　我不知道，是否所有的人在历经沧桑苦难之后，都会变成和他们一样的人。

直到我真正读懂了张居正，读懂了他的经历，他的情感，以及他的选择。我才找到了一个答案，一个让人宽慰的答案。

他用他的人生告诉我们，良知和理想是不会消失的，不因富贵而逝去，不因权势而凋亡。不是好人，不是坏人，他是一个有理想，有良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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