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对话罗振宇：谁在唱挽歌？

我就是那个唱挽歌的人，你不觉得挽歌很美吗？...

“不要希望你做的工作带来多大的影响，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垫脚石。”——许知远“我当然是公共知识分子，为什么不是啊？这是社会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他们会替很多人来思考一些超越狭隘的个人利益，有关公共利益的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群体，在中国当然它被极度地污名化了。”

在最近的一次公开采访中，许知远这样说道。他是单向街书店的创始人之一，这家现已更名为“单向空间”的书店，不仅是一个文化品牌，也是一个精神空间。十年前，许知远和几个媒体人朋友在酒桌上突发奇想，“把巴黎的左岸搬到北京的圆明园”。他们找了一个院落，周围是竹林篱笆，给书店起了一个文艺的名字叫“单向街”，来自德国思想家本雅明的著作。

在文艺青年、大学生心目中，单向街成为了一个象征，一个文艺的乌托邦。每周的沙龙，邀请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前来，和读者面对面，讨论各种各样的话题。我见过一次许知远。那是在2008年，我第一次去位于圆明园的单向街书店。房子空间并不大，呈长条形，靠墙是一整面的书架。一直以来，单向街书店从来不售卖所谓的畅销书籍，它只以许知远的阅读兴趣为基准，书架上摆满了大量的历史、文学和传媒书籍。

那一天的活动是许知远邀请导演贾樟柯对谈。上百名慕名前来的观众和路人几乎把院子的空间占满了，大家围成一圈，将许知远和贾樟柯包围。贾樟柯冷，披着工作人员拿来的毛毯，不时地点一支雪茄，许知远仍然精瘦、高大，不时托腮、扶镜框，说话时，他更喜欢用肢体语言配合。

他是阅读者和写作者，更是一个思考者。早在2001年，他便出版了自己在大学时代的随笔集《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书的封底这样写到：

一个年轻人，在星巴克咖啡馆里，在大学宿舍床上，在北方春天城市街道边，完成了自己青春思想的历程。他对这个世界这个时代用情甚深，如同热恋中的情人，将一切记在心中，溢于笔端，便有了这本书。

直到现在，许知远的文字里谈论最多的仍然是浪漫主义、人文精神、理想和思维、叔本华和福柯。他显得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去年，在《南方人物周刊》举办的青年领袖颁奖典礼上，许知远砸了场子：

“活动太冗长了，我好几次都想走。看到大家对娱乐、对明星那种发自内心的追求，对世界完全没有个体精神和审美，沉迷在肤浅的大众狂欢里。坦白说我刚才听那个对话，包括你们对那些问题的反应，我觉得是很可悲的事情。为什么一定要和父亲和解？在西方是杀父啊，做你自己啊，痛苦就是人生的一部分，无需改变，它就是伴随你一生，不能假装微笑。要对这个世界保持愤怒啊。我们已经陷入了一种假装点赞的习惯，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如果他们因为我刚才的话立刻改变了，那是一种新的愚蠢。”

他在人文和商业之中找寻克制。单向街模仿国外的网站Buzzfeed，做了一款“奇葩”APP——微在（Wezeit），一个刷存在感的媒体。它会告诉你，在你低落的时候告诉你还有29个肯定比你惨的人生大输家；在你打算旅游的时候告诉你哪里可以报名免费上火星；在等上菜的时候告诉你如何把17把勺子放在脸上，并且打破吉尼斯纪录……

“微在”在北京发酵时，许知远已经到了伯克利。他一刷朋友圈，看到的全是萌宠、明星八卦、奇奇怪怪的网络语言。他给合作伙伴、从前的老同事于威发微信：“咱能别这样做吗，要坚持思想性。”他对三层怪兽般的微在团队“绕着走”，他觉得这群以漫画美剧为生，有着奇怪知识结构，活在社交媒体上的一代人完全是另一种生物。

这群90后的小朋友当面调侃他是“首席哲学官”。

回到书房，他继续写作计划有50万字的《梁启超传》，在阅读资料时他注意到，在康有为的信件中充斥着“集美金四十五万，便可得中国银一百万，即可开办一大银行”、“拟先集本一百二十万元，分作八万股，每股银中国七十二鹰银一拾五圆整”。这些他原本以为的理想主义改革，其实遍布商业的味道。

他在“妥协”，在专栏中写到手机对自己的改变：

“有时，我要刻意把它扔进书包、塞进沙发的缝隙，总之，让它离开我的视线。但大部分时刻，我失败了，忙不迭地从书包与沙发里找出它，然后打开微信这个APP，看看是否有人给我发了新的信息，或是朋友圈中有了贴出了新照片与文章，或是对我不久前分享内容的点评——我期望他们说上一句，而不仅仅是点赞。”

这个被用户（他们不称为粉丝）亲切地称为“罗胖”的男人，毫不避讳地说，在这个时代，如果你拒绝手机，你就提前过上了老人生活。

问他，把自己喻为什么样的动物？他快速地回答到，我是兔子，而不愿做骆驼。骆驼有劲，有耐心，能吃苦，拼死拼活在沙漠里穿行，但兔子不一样啊，兔子会跑，打一枪换一炮，凭着速度，饿不死。他今年43岁，倘若自己能活到80岁，也差不多正好只剩一半了。他感觉到时间的紧迫，没空跟别人玩耗时的游戏，做不盈利的生意。他喜欢未来、预测、趋势这些词语，在罗辑思维的店里，有大量关于未来学的书籍在售卖。因为着眼未来，前不久，他策划了“新媒体史上第一拍”的Papi酱广告拍卖会，有人说，罗胖提前收割并透支了Papi酱，他的回应很激烈，我就是要透支啊，我是商人啊，我要为自己的投资人和用户负责。

罗振宇有两次转折。少年时候，他成长于三线城市安徽芜湖，高考时母亲跟他说，如果你能考上大学并且离开这个小城，我们母子从此不见面都可以。然后他南下武汉求学，接着去了北京，在当时的北京广播学院，他学到了电视人的职业精神。

毕业后搭上电视产业迅猛发展的快车，罗胖进了央视，在风靡一时的《对话》栏目做制片人。他笑侃，自己贪污公款学习知识：栏目组每期节目花重金邀请国内最著名的专家、学者、媒体人做策划，而他借着这种机会，极大地开阔了自己的视野，相当于给自己又上了一次大学。罗胖说自己现在做的事情是知识服务。碎片化时代，你没空读书，没空学习知识，没问题，我们帮你读书涨知识，但是你要付费，无论是1000元、100元还是1分钱，他要让知识体现出价值，让自己的服务创造出价值。他说自己干的事情和孔子一样，提供知识服务，并且收取钱财。孔子不还问人家要肉吃呢么？

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也是公共知识分子。单向空间出品的新栏目《十三邀》第一期，许知远对谈罗振宇，两个读书人、互联网公司老板和公共知识分子，一起讨论了我们所处的时代和未来。未来在哪里呢？可能是他们两个人都在讨论的问题，罗振宇气势昂扬，鄙视那些唱挽歌的人，而许知远说，我就是那个唱挽歌的人，你不觉得挽歌很美吗？想起何力先生在一次演讲中朗诵《哈姆雷特》的段子：

汉姆雷特说什么呢？他说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死了、睡着了，可睡着了还会做梦，阻碍就在这。当我们摆脱了那一具朽腐的皮囊以后，在那死的睡眠里究竟将要做些什么梦，那不能不使我们踌躇顾虑。人们甘心久困于患难之中也就是为了这个缘故，谁愿意忍受人世的鞭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征暴敛，和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倘若只是一柄小小的剑就可以清算他自己的一生，谁愿意负着这样的重担，在烦劳的生命的压迫下呻吟流汗，倘若不是惧怕那不可知的死后，惧怕那不曾有一个旅人回来过的神秘之国，是它迷惑了我们的意志，使我们宁愿忍受目前的苦难，而不敢向我们所不知的未来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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