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生为什么要读《万历十五年》？_【噪音】

这个制度的真正悲剧在于，他们瘫痪的原因非在于自身，他们并不平庸无能，而在于他们奋力维持使之永存的文化机制。...

中学生为什么要读《万历十五年》

——《万历十五年》：传统中国的一个剖面

文/蔡朝阳

一、少年时代的疑问

读中学，我曾迷恋过金庸。金庸的每一部小说，都读过3-5遍，对情节了如指掌。

但我一直存有一个疑问。就是，在《射雕》三部曲中，宋人跟北方异族战争时，总是输多胜少，契丹打不过，金兵打不过，蒙古兵更打不过，这是为什么。在《神雕侠侣》里，官兵无能，最后只好让郭靖和丐帮来防守襄阳。亏得杨过出手，烧了大军的补给，才逼得蒙古军队退兵。有一个细节，是丐帮的两名帮众在聊天鼓舞士气，他们说，蒙古人人数少，汉人人数多，我们10个人打他们1个，只要齐心，一定能打败他们。当时读这段话，我也是蛮认同的，恨只恨奸臣当道，以及国人不齐心。

其实，这不仅仅是我读金庸的疑惑，也是读《杨家将》和《明英烈》等话本小说的疑问。在《杨家将》里，杨家自杨老令公以下，儿孙一一战死，最后只好让杨门女将出马，我百思而不得其解，难道堂堂大宋朝，除了杨家，竟无一个是男儿？尤其令人奇怪的是，那是宋代啊，理学开始兴起，女性严重被禁锢的年代，竟然最后只好让女性出征，从穆桂英到杨排风，怎一个“悲壮”了得呢？

这个问题，一直要到我30岁左右，读了《万历十五年》，才基本搞明白。原来，行军打仗，是一个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的关键之一在于，需要有一种尽量做到精确的管理模式。我们自宋代以来，一直形成了一个文官政府，这个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那么，碰到骁勇善战、机动灵活、组织性强的游牧民族时，打仗吃亏，也就是常有的事情。

日后黄仁宇写了回忆录《黄河清山》，回忆他亲历的抗战。他发现，日本军队已经完成近代化，而很多中国军队的管理方式，仍然很传统，跟宋明时代差别并不太大，仍是停留在刀耕火种，靠天吃饭的层面。所幸在于，民族精神已经得到激发，以一寸山河一寸血之卓绝，获得了抗战的胜利。此外，经过近代化的军事建设，中国军队，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数目字管理，调配得当，便显示出了相当的战斗力。

这样，通过读黄仁宇，我读金庸时的疑问得以基本解决。因为战争是一个综合性的工程。最核心的要素便在于精确管理。现代的管理方式，是现代的军队的基础之一。否则，即便你有10000人，而10000人打不过3000人，也是有可能的。因为，这10000人没有通过精确管理，而显示出其应有的战斗力。

比如，1619年，努尔哈赤在满洲兴起，为了消除边患，明朝政府组织了数量远超过清兵的军队，举行了一次大型的会战，意图一次性消灭边患，彻底打击努尔哈赤的嚣张气焰。但结果是，这场战役，明军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失败，导致努尔哈赤的兴起不可阻挡。因为，明军在军事组织、后勤保障、骑兵运用等诸多方面，都不是一个有效率的军队。努尔哈赤以少胜多，横扫明军。黄仁宇写到：1619年辽东战役在一周内，以奇怪的方式决定了以后几代中国人的命运，但实际上，这已经酝酿了多年，可以说，它是明王朝的官僚制度及其日常运转所招致的不可避免的结果。（《1619年的辽东战役》）

事实上，文官政府在军事上确实是无能的，因为文官政府的首要责任在于统治国家内部，整个国家的安排都是以维护中央政府为目的的。这也可以从宋明两代的官员地位构成看出来，在官僚系统内部，武将的地位显然不如文官，文官拥有掌控整个社会政治的能力，而武将在很大程度上是需要听命于文臣的。另外，宋明两代的军事组织，也并非单纯为了御外。宋代的御林军围拱京畿，首要责任在于保卫首都，这也是导致边防空虚的原因之一。到了明代，只好用修长城的方式抵御游牧民族。我们常把万里长城当做了不起的成就，但也有人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著名的哲学家黑格尔，他就说，中国的万里长城，其实是恐惧的纪念碑。

二、黄仁宇与《万历十五年》

黄仁宇1918年生于湖南长沙，在长沙市第一中学毕业后，就读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他自十四五岁起就开始向当地报纸投稿，写作热忱自此从未间断。抗战开始，他投笔从戎，成为战地记者，效力于郑洞国麾下。战后负笈美国，以34岁的“高龄”从大学三年级读起，先念新闻系，后转至历史系，1954年大学毕业，其后又在该校继续上研究所，分别于1957年和1964年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

《万历十五年》最初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印行，并由当时美国名作家厄普代克（John Updike）在New Yorker杂志撰写书评推荐，厄普代克说：“《万历十五年》尽管是一部严谨的学术作品，但却具有卡夫卡小说《中国长城》那样的超现实主义的梦幻色彩。后者是一部好看而又令人组桑的小说。”1982和1983年该书获得美国国家书卷奖（American BookAwards）历史类好书两次提名。

黄仁宇献身于历史，归根到底是由他的关怀所决定的。黄仁宇亲历对日抗战，所谓我以我血荐轩辕是也。一则为我族抗战之艰辛、之卓绝所感动，一则，亲见国民党军队的指挥失灵，将领愚昧，才醒悟到，现代战争，乃至现代国家的管理，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情。投身于历史，烛照的却是当下，黄仁宇目的是为了现代中国，寻找一条适宜的现代化之路。是以，黄仁宇日后发展出“大历史观念”和“数目字管理”两个概念，是他治历史多年的重要心得，也是为了未来中国的进步与发展，提供的一条借鉴的路径。

正如黄仁宇本人所说：“大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仅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获得的。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煎逼，才体现出来的。”

就《万历十五年》一书本身而言，也是一部非常有意思的著作。黄仁宇选择了万历十五年，即1587年这一平淡无奇的年份，作为一个历史的切片，选择了几个看似并不相关的人物，用叙述的笔法，描述黄仁宇对传统中国社会的观察。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这一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

而我们看到的，则是中国历史的肌理组织，用极简省的话，勾勒清楚了黄仁宇对中国历史最关键的几处的理解。当然，黄仁宇是有学术和理论背景的，他的背景在于西方的现代文明的建立的基本规范，商业逻辑，社会结构，以此来观照千年文明古国中国。最终成书，成为影响中国几代学人的经典书籍。

著名学者江晓原说：它是我学习撰写学术文本的入门书。我一直觉得，这本书在我最需要的时候问世，实在是某种缘分……它像一盏指路明灯，让我看到，学术文本其实还可以这样写！这坚定了我选择学术生涯的信心。

另一位学者萧功秦则提及他的一位学生对他说的话：黄仁宇是使他发现了历史学的美感与魅力的学者，人们常可以在史学新秀的作品中发现黄仁宇的影响。

而明基电通公司中国营销部总经理曾文祺撰文说：“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当我们观察身边周遭组织里的这些人，从他们日常的做法、想法、看法当中，可以看到企业未来的兴衰，从而培养出一种对未来的洞察力。读透这本书，我用了二十年时间，读了五遍。”

三、数目字管理与大历史观念

在《万历十五年》里，黄仁宇发现，管理我们这个庞大帝国的秘诀是不能依靠法律或权力去管制和惩罚，而是劝导人们，青年人要尊敬老年人，女人要服从男人，文盲要追随读书识字的人。在这些方面，官员们的表率作用就极其重要。

同样，血缘关系和礼仪制度促进了中国文化的统一。“仁”的学说也是促进中国社会统一的力量。伴随着对血缘关系和礼仪制度的热衷，这一学说日渐成为中国社会过重的负担。

正如豆瓣的书评人在评论中所述：张居正试图搞经济体制改革，申时行试图建立和谐社会，海瑞试图保持执政意识形态集团先进性，戚继光试图实现国防现代化，而他们全部失败了。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赖以生存的体制，是一个要求单纯，固定，永不变更的体制，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体制，以一个至高无上的意识形态为基础，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朝廷的稳定、王位的安全是这种体制着眼的重点。一切行为的最后准则是意识形态所衍生出的一整套体系，以思想行动上的一致来保证整个体制可以依靠简单的一腔热血与几点原则就可以运作，这样的体制只能要求单一化，平均化，同质化，只能有单纯的思想，而绝不能出现脱离终极意识形态，甚至怀疑这一意识形态的行为出现，这也就直接引致了李贽的悲剧。

这个制度的真正悲剧在于，他们瘫痪的原因非在于自身，他们并不平庸无能，而在于他们奋力维持使之永存的文化机制。国家实际上不同于个人，因为它在演进中会对正形成的环境中的特定因素产生反应，然后它本身也变成一种环境，从而阻碍更进一步的适应性调整。

针对这样的状况，黄仁宇提出了他的两个观念，即“数目字管理”与“大历史观念”。

所谓数目字管理，其实是标准化管理。黄仁宇在《黄河青山》里有对这个词的正面解释。所谓数目字管理，其真正的含义是精确化管理（mathematically management ），整个社会资源可以如实计算，整合进一个记录系统，核心是正规的产权制度，可以自由流动和交换：“如果社会可以接受财产权绝对至高无上，一切就可以加加减减，可以继承、转移及交付信托。因此，物质生活的所有层面，不论是私人或公共，就可以在数字上处理。财富的可交换性利于财富的累积，创造出动态的环境。”这是黄仁宇用现代商业社会的逻辑，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分析，自然有其道理。

大历史的观念，意即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黄仁宇强调从较长的时段来观察历史，注重历史的结构性变动和长期发展趋势。在黄仁宇“大历史”的范畴内，分析因果关系及其历史的合理性是主要的，对其他细端末节，不过分重视，甚至每个历史人物的贤愚得失，都认作次要。对此，他解释说：“纵使事实之衍化对们个人不能如意，或者在短时看来为荒谬不合理，可是把这些情事前后连贯，又从超过人身经验的角度看去，则它们有其意义；最低限度，这些事迹使人们知道他们生命旅途之原委。”

这一点，从黄仁宇先生的著作本身就可以看出来，比如黄仁宇先生对于历史事件和题材的把握，完全胸有成竹，旁征博引。所谓学贯中西，大概就是这样了。但最令我们读者钦佩的，还是他在写作中流露出的一种姿态，绝不流俗，绝不人云亦云，也绝不盲目，不随意下结论。从黄仁宇先生的文字里，能感到他那颗时刻跳动而又极富激情的心。

历史所记录的，当然是事实，但对这些事实如何解释，则是史家所要做的工作。无论如何，黄仁宇说出了那句最核心的话：1587——这无关紧要的一年，悲剧揭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