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医院骑士团现任领导高层

进入21世纪，医院骑士团的元老们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骑士团也迎来了新老交替的历史转折点。...

现任医院骑士团大团长马修·费斯廷（Matthew Festing，1949—）来自英国，他的父亲、英国元帅弗朗西斯·费斯廷（Francis Festing，1902—1976）也是一位医院骑士。马修·费斯廷亦曾就读于艾姆培尔福斯学院，后进入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深造，专攻现代历史。毕业后加入英国军队服役，最终获得上校军衔（他还曾担任过英格兰诺森伯兰郡治安官）。1977年他加入医院骑士团，1991年成为公义骑士并许下“三愿”，1993—2008年担任医院骑士团英国分团（天主教）分团长，2008年安德鲁·伯蒂去世后他被选举为第79任大团长，也是骑士团历史上第三位英国籍大团长。

进入21世纪，医院骑士团的元老们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骑士团也迎来了新老交替的历史转折点。2011年7月4日，一位特殊的医院骑士奥托·冯·哈布斯堡（Otto von Habsburg，1912—2011）与世长辞。作为奥匈帝国末代皇帝卡尔一世的长子，他拥有奥匈帝国皇储的高贵身份，却在1918年帝国解体后被迫长期流亡。希特勒上台后，奥托·冯·哈布斯堡反对纳粹主义，反对德奥合并及迫害犹太人，被希特勒视作眼中钉肉中刺，并于1941年褫夺了他的国籍，甚至发出死亡威胁。1941—1965年间，奥托·冯·哈布斯堡一直处于无国籍的状态，所幸作为医院骑士团成员，骑士团总部对他伸出了援手，为哈布斯堡提供了外交护照，护照上仍尊称他为“哈布斯堡殿下”。1966年后他终于重返奥地利，并积极投身政治，1979年至1999年长期担任欧洲议会议员。奥托·冯·哈布斯堡身上浓缩着医院骑士的传统特质：高贵、虔诚、富有正义感，但偶尔显得有些古板迂腐。他的去世象征着一个古老贵族时代的落幕。马修·费斯廷与骑士团成员作为贵宾参加了哈布斯堡的葬礼，恐怕他们也深有同感。2013年，医院骑士团迎来了它的900岁生日。[虽然医院骑士团的雏形出现于11世纪，但官方一般以教皇帕斯夏二世于1113年2月发布诏书承认骑士团的地位作为它正式成立的标志。]是年2月9日，教皇本笃十六世（Benedict ⅩⅥ，2005—2013年在位）与马修·费斯廷共同为它举办了规模盛大的庆典。来自超过100个国家的上千名医院骑士（夫人）云集于梵蒂冈，他们皆身着传统的黑底白十字修士袍，排着长长的队伍肃穆地缓缓步入圣彼得大教堂。随后，教皇国国务卿亲自主持了弥撒仪式。本笃十六世向到场的骑士团代表说：“你们在世界各地做出的种种善举，不仅仅出自仁慈，也充分体现了福音之爱。”而马修·费斯廷在接受BBC采访时表示：“骑士团从十字军时代的一个小团体发展为今天如此规模的世界性组织，有些令人吃惊。我们长盛不衰的秘诀在于，我们已成功地从中世纪披甲的骑士转换为21世纪现代化的新骑士。但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援助苦难。”[点击查看关于骑士团成员参加奥匈帝国皇太子奥托·冯·哈布斯堡葬礼的报道]

[点击查看关于骑士团九百周年庆典的报道]2015年4月25日，尼泊尔发生7.8级强烈地震，加德满都谷地近90％的建筑物被毁，首都加德满都受灾严重，超过7600人丧生，大量民众露宿街头，加德满都医院也遭到破坏，水电供应严重不足，部分商店商品断货。震后第二天，医院骑士团下属的人道救援组织“马耳他国际”便派出了一支专家团队赴灾区评估受灾情况，制定救援方案。4月29日，骑士团的首批救援人员已抵达加德满都，骑士团迅速调拨10万欧元和超过半吨的医疗用品送往灾区。至5月11日，骑士团救援队已经为1万名灾民提供了食物，并展开医疗救援。5月12日，当地又发生7.3级余震，并进一步造成2600余人伤亡。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四天后，医疗救援队队长玛丽·本纳（Marie Benner）已带领队员搭建起第一座完备的野战医院，开始就地实施手术。截至2015年10月，马耳他国际共援助了超过7万名尼泊尔灾民（其中包括7500名伤患）。骑士团在地震中的杰出表现为它赢得了美誉，也充分体现出马修·费斯廷大团长推动骑士团现代化改革的成效。[点击查看骑士团在尼泊尔地震中的救援抢险工作 ]今天的医院骑士团某些方面继承了中世纪以来的传统。它依旧是一个天主教修士会，仅听命于教宗，它的领导层大部分出身贵族阶层。区别在于，中世纪时很多加入骑士团的青年希望借此作为跳板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而现代骑士团的成员往往早已具备了较高的社会地位。这种变化在中世纪晚期便可见端倪，到了近代则成为定势。人们习惯将它称作贵族骑士团，倒也不乏道理。今天的骑士团成员中（1.3万名正式团友，超过8万名志愿者，上述数字不包括骑士团新教分支），仅有极少数属于真正的骑士或教士阶层，大部分都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团友”或“俗人”，他们可以结婚生子，但仍要承诺遵守一定的宗教义务。偶尔，也能听到人们对骑士团接纳新成员效率低下或过于倾向贵族的批评声。安德鲁·伯蒂与马修·费斯廷倡导的改革仍在继续。骑士团总部设在罗马已近两个世纪，它与教廷（梵蒂冈）的关系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亲密无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骑士团的改革与整个天主教会的改革是相辅相成的。骑士团虽已失去大片领土，但它作为主权实体有权发行护照、货币、邮票，享有独立司法权，与超过100个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1994年后更成为联合国观察员。它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不容小视。而活跃在世界各地的马耳他国际成员，也令我们看到了古老骑士团的生机与希望。[Helen Nicholson, The Knights Hospitaller, pp.145-146.  H. J. A. Sire, The Knights of Malta, pp.270-279.]现代化的医院骑士团与中世纪或文艺复兴时期已大相径庭。它的多数成员并非修道士，生活更加世俗化。由于失去了大部分财产和岁入，骑士团也不再为团员发放薪酬或津贴，而是需要他们自寻经济来源。它已经放弃了自己的军事使命（虽然在官方全称中还有所残留），不参与任何形式的“圣战”。它倚重的医疗慈善事业遍及世界各地，不再有门户之见，也不针对特定族群或信仰（例如，耶路撒冷圣约翰眼科医院长期为加沙的巴勒斯坦居民服务，虽然他们多为穆斯林）。回顾医院骑士团九百多年的历史，它曾经在十字军东征时期叱咤风云，曾经在奥斯曼帝国的扩张中充当欧洲的盾牌，也从事过难以启齿的海盗勾当。它曾经为朝圣者提供庇护，曾经被尊为帝王将相的贵宾，也曾给许多穆斯林带来痛苦。骑士团的领地一度遍布欧洲与地中海，其舰队的马耳他十字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如今只剩下两座大楼还在诉说它辉煌的历史。虽然有些令人唏嘘，但古老的骑士团已经脱胎换骨，或许更准确地说是回归本初。“被祝福的”杰拉尔德默默在耶路撒冷圣约翰医院耕耘时，恐怕无法想象他一手创立的修士团会度过如此波澜壮阔的九百年，至于骑士团的现状，杰拉尔德若泉下有知，想必也会感到欣慰。

走过骑士团的历史陈列室，79位大团长的画像尚在，物是人非，唯有骑士团的箴言未曾改变：本文摘自《医院骑士团全史》点击下方“阅读原文”查看历史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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