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知识 傲骨与执着——纪念傅雷先生系列文章（三）

“ 20世纪中叶，对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丹纳等西方文豪、学者经典著作的翻译，以及《傅雷家书》的整理出版，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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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陈都

傅雷给世人的印象，是一位精于翻译，致力于启蒙事业的严肃学者，然而，傅雷之于“市井”的一面，却堙没于历史中，这也使我们对于傅雷的学术履历有着相当固化的“成见”。事实上，1943年，傅雷为黄宾虹筹办的“八秩纪念书画展”，大获成功，就使其有意或无意地开始介入到艺术市场中，不仅成为黄宾虹在上海地区的“唯一指定经销商”，甚至还帮助黄氏理财、投资。这就使我们惊异于，一位严肃的学者是怎样融入到艺术市场中，而在市场下，他坚持什么，又妥协什么，这无疑是一个有意思的题目。

关于中国艺术的发展，傅雷十分注重经济的作用，并以此作为衡量艺术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而对于当时的上海艺术市场，与其说傅雷反感艺术家趋附时好，绅商巨贾附庸风雅，倒不如说是忧虑于画价的虚高，会将中国艺术的发展引入歧途。在与黄宾虹的通信中，傅雷不仅点名道姓地讽刺一些艺术家，更对画价尤为敏感，如：“徐燕孙在此开会，标价奇昂（三四千者触目皆是），而成绩不恶，但满场皆如月份牌美女，令人作呕。此间盲瞎何其多耶。”又如：“大千画会售款得一亿余，亦上海多金附庸风雅之辈盲捧。鄙见于大千素不钦佩，观其所临敦煌古迹，多以外形为重，至唐人精神全未梦见，而竟标价至五百万元（一幅之价），仿佛巨额定价即可抬高艺术品本身价值者，江湖习气可慨可憎。”虽然黄宾虹也曾向他人提及过张大千画价之高昂，并评价为“可笑”，但与黄宾虹不争胜的态度不同，出于对中国艺术的忧虑，自“八秩纪念书画展”结束后，傅雷要“代理”黄宾虹的画，试图通过市场推动画道的传承，而这一意向很快得到了黄宾虹的明确支持，“介绍作画，甚愿多为传播，繁简纤巨，均可应承”。这段话不仅使傅雷成为一位文人画商，更是对其艺术理念的最大支持。

虽然本文的题目是傅雷卖画，也就是中介与买家，但为了使全文保持完整，有必要先交代黄宾虹为什么支持傅雷卖画，即画家与中介的问题。正所谓“知白守黑”，代理黄宾虹画作的文人，非止傅雷一人，宾虹老人如何评价别人卖画，也就能反衬出傅雷在黄宾虹心中的特殊性。以年长傅雷十一岁的黄居素为例，同样是学者，同样经营着宾老的画作，但黄宾虹却对这位忘年交相当不放心，不仅从各个角度反复论说“有同志共与发明古人精神所在，非为江湖市井之牟利”的理念 ，而且更直接要求黄居素严格筛选买家，买家必须“自验目力”，宁可少要、不要润金，也要将画作留在懂画人的手里。虽然目前尚未出版黄居素的书信集，以全面了解黄宾虹如此不客气的原因，但正如孔子倡导“仁”“礼”，恰是因为当时的社会最缺乏这些东西，才需要重视之，同理，黄居素很可能过于追求经济效益，忽视了黄宾虹的关怀、追求，才被再三叮咛。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除去“领及画润”“赐寄润款，照数收到”等语，黄宾虹对傅雷如何卖画，几近不闻不问，所以，与近乎批评黄居素的行文相比，足见傅雷做的“买卖”很称宾虹老人的心意，达到了不用管的程度，可谓是信赖有加。

傅雷深知黄宾虹是一位传统的士人，从来不主张卖画，但认为：“尊（注：黄宾虹）论士人作品最好不鬻，诚为千古名言，唯生活迫人，即元代高士亦难免以之易米耳。敝处历来传播法制，均以不落俗手为原则，且寒斋往来亦无俗客，而多寒士，大抵总不致使吾公有明珠暗投之叹，可以告慰耳。”所谓“传播法制”，就是卖画给何人的标准—不会卖给鄙俗之人，但傅雷从未说明具体的细则。然而，我们可以从傅雷买黄宾虹的画，来理解他卖宾老画作的原则，因为傅雷曾去信，希望以润资的形式向黄宾虹求购画作，并将这种买画行为解释为“私衷钦慕，诛求无厌”，认为自己对于中国画学的理解，不至于使宾虹老先生觉得出让给他的画，是“明珠暗投” ，而参看前后语境，用词相同，而区别在于一说他人有无资格买画，一说自己有无资格购画，所以，可以肯定地推论出，傅雷如何理解黄宾虹，从而认为自己有资格买这些画作，也就是他日后经营黄宾虹画作，选择卖家的重要标准。若想理解傅雷买画，那就必须认识他策划的“八秩纪念书画展”，因为二者发生的时间相同，理念基础也一样。虽然有关这一画展已有非常详尽的研究，但相关因缘还是应该有所交代，以便下文展开。1943年7月13日，傅雷写与黄宾虹的信件中，有这样一段表述：“近顷海上画展已成为应酬交际之媒介，群盲附和，识者缄口。今得望重海内而又未展览如先生者出，以广求同志推进学艺之旨问世，诚大可以转移风气，一正视听。”这段话被相关学者认为是傅雷策划“八秩纪念书画展”的原点，即“海上画展已成为应酬交际之媒介”，而傅雷就是要做一个扭转歪风邪气的画展。但是，若通观这封信件，则会发现除开头在盛赞黄宾虹的一幅册页外，其余文字都在大篇幅地论说艺术教育，即使是涉及到展览的问题，傅雷首先提出的不是风气问题，而是从艺术教育的角度谋划画展的定位，“尊作画展闻会址已代定妥，在九月底，前书言及作品略以年代分野，风格不妨较多，以便学人研究各点，不知吾公以为如何？”当然，不能否认傅雷借由“八秩纪念书画展”有挽救世风日下的目的，甚至这一点是作为重要的方面为傅氏多次述说，但若我们从最初的几封书信开始研读，则能更清晰地看到傅雷对于画展的初衷和逻辑。

1943年6月25日，即第三封信中，傅雷首次向黄宾虹提出购画的请求，以及说明画展的最初思路。然而，前后往来书信中并没有深入探讨绘画史、绘画理论的内容，更未接触到黄氏所重视的如启祯、咸道时期的绘画。且事实在于，傅雷仅仅是在表姐顾飞，即黄宾虹的学生那里听取了一些黄宾虹的画论，就开始通信，而在请求购画的同时，甚至还询问是否能拜读到如《虹庐画谈》《中国画史馨香录》《华南新业特刊》等早年著作，即使在日后的书信中，黄宾虹论及到“启祯崛起”“咸道中兴”的时候，但在缺少古画图像佐证情况下，傅雷也并没有盲从、附和相关论点。所以，很难说傅雷对于黄宾虹的理解，是出自对黄氏思想下的画史画论的理解，而观览往来信件，我们会看到傅雷更多地是以所从事的艺术教育的知识、经验的角度来理解黄宾虹。1943年5月25日，即傅雷在与黄宾虹的第一封通信中，就直抒自己对于艺术的认知与宾虹老先生的画论是相符合的。而参看二人文论，则可以肯定的是，在有关艺术与学术的关系上，二人观点极其相似，比如：基于黄宾虹晚年的《画学篇》：“咸道世险无康衡，内忧外患民暖吁。画学复兴思救国，特建药可百病苏。艺舟双揖包慎伯，摄叔赵氏石查胡。金石书法汇绘事，四方响应登高呼……”“咸道画学中兴”论是具有学术复兴而画学复兴，画学复兴而国家中兴的含义。而1930年，傅雷翻译了注重实证主义科学精神的《艺术哲学》，并在译者弁言中写道：“中国学术之所以落后，所以紊乱也就是因为我们一般祖先只知高唱玄妙的神韵气味，而不知此神韵气味之由来。于是我们眼里所见的‘国学’只有空疏，只有紊乱，只有玄妙！” 这一论点在傅雷向黄宾虹讨教画论的另一封信中，即同年6月9日的信里，也有涉及，其区别在于，傅雷将中国学术的没落，具体化作中国画学的衰落，即“不愿学”与“不能学”，“不愿学”指的是满足于因袭守旧，以致笔墨与师造化的传统画学大幅退化，乃至丧失；“不能学”则是因为古人画作真假优劣难辨、画论画道斑驳不清，致使向学者无所适从，乃至误入歧途。至于黄宾虹如何回复，则因其书信遗失甚多，使得我们并不能直接获取答案，但根据黄氏与他人的信件，我们仍可以清楚地了解黄宾虹对于上述问题的基本态度，比如，对于“不愿学”的认识：“且见外邦作风之盛，辄思尽变我国旧有之法，而用夷变夏；苟守陈迹者，只知娄东王烟客、圆照、麓台，虞山石谷为正宗，又不能明其古来所传授之正法何在，无怪为人所轻视……”又如，对于“不能学”的看法：“然认识是非，苦无标准，如前所有故宫博物，于书画最次，所谓民族性画正不易见，而朝臣院体市井江湖赝本恒多，提拔移换失实，贻误后学不少。”所以，正如黄宾虹所说：“学术如树之根本，图画犹学艺之华。”傅雷对中国绘画的宏观理解，不仅与黄宾虹的观点是高度吻合的，且在今天看来，也无疑是公正、客观的。然而，傅雷在践行这条道路的过程中，却很不顺利，“于艺术教育一端虽属门外，间亦略有管见，皆以不合时尚，到处扞格。十年前在上海美专，三年前在昆明艺专，均毫无建树，废然而返。”所谓“毫无建树，废然而返”，虽然可以理解为一种文体策略，从而降低自己的身位，以更好地与前辈探讨问题，但就事实而言，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间，傅雷在探究中国传统文艺本源方面，也就是他自己提出的症结—“我们一般祖先只知高唱玄妙的神韵气味，而不知此神韵气味之由来”的问题上，也确是没有贡献，用傅雷的话，就是“于画事复属门外”，然而，黄宾虹经年累月地钻研、考据画史画论，且著述丰硕，就给予傅雷一条弥补自身缺憾的重要途径。所以，在傅雷写与黄宾虹的前三封通信中，即1943年5月25日、6月9日、6月25日，不仅急切地述说着对中国绘画的理解，而且迅速地将话题转向艺术教育上，阐发了他关于艺术教学的整套体系—从基础的画学理论、笔墨规范开始，到“终则教以对景写生，参悟造化，务令学者主客合一，庶可几于心与天游之境；唯心与天游，始可言创作二字。”而在最后的落脚点上，傅雷则期盼宾虹老先生能参与其中，“似此启蒙之书，虽非命世之业，要亦须一经纶老手学养俱臻化境如先生者为之，则匪特嘉惠艺林，亦且为发扬国故之一道。”所以，傅雷视野下的黄宾虹，实际是艺术教育下的黄宾虹，而“倘获先生出而倡导，后生学子必有闻风兴起者。”则正是傅雷在策划黄宾虹画展的最初方案：“尊作展览时，鄙见除近作外，最好更将壮年之制以十载为一阶段，择尤依次陈列，俾观众得觇先生学艺演进之迹，且于摹古一点吾公别具高见，则若于展览是类作品时，择尤加以长题、长跋，尤可裨益后进”。而这一方案恰恰契合于黄宾虹关于画展的最初构想，“鄙意希研究画学者参观，不限售出之多寡”。但是，以十年一期，展现画道渐次精进的展策方案终究没有实现，并不是黄宾虹或傅雷另有所图，而是因为黄宾虹没有留存早年作品，但这一遗憾也并没有影响策展思路的变更，且这一主旨在画展前后，更被傅雷多次提及，如：“此次公开饷世，后学有所凭式，同道知所感奋，额手称庆者，定必大有人在。”又如：“惟愚发起此举，动机在令人有研究机会，此点刻已完全实现。”所以，傅雷之所以认为自己有购画资格，不在于他对黄宾虹之画学有着深刻的理解，而在于他思想下的艺术教育与黄宾虹思想下的画学画道，在学术的观点上是异质同构的，正如黄宾虹所说：“古人一艺之成，必竭苦功，如修炼后得成仙佛，非徒赖生知，学力居其大多数，未可视为游戏之事忽之也。”而黄氏批评学生的话，则更能说明学养学识的位置，“冰清、砚因非不笃好，因其不究理论而徒临摹，在章法虽老无裨……”而这种学术之于画学的关系，也就构成了傅雷策划黄宾虹八旬画展的第一起因，更是傅氏将黄宾虹的画作卖给何人的一个重要前提，即买家必须能认识到画作背后的学力，而不是贪图娱乐游戏，更或是买空卖空之属。

从傅雷、黄宾虹的书信中，我们看不到傅雷有任何牟利的意图，对于售画钱款不仅分文不取，处置更是极尽用心，战时，南北汇款不畅，傅雷找到荣宝斋，从内部转钱给黄宾虹；战后，物价飞涨，则以美元计价，通过北京的美使馆直接送至黄宾虹府上 。此外，黄宾虹常请傅雷挑自己喜欢的画作留下来欣赏，但傅雷却并不贪图，1948年中旬，由于市面萧条，傅雷仅保留三幅画及两部画册等待合适买家外，其余历年未售出的画作，全部奉还给黄宾虹，不可不谓清清白白，孑然一身。然而，掌管账目一向琐碎烦心，极易惹上麻烦，傅雷也不能免去，比如“八秩纪念书画展”，该画展除受到上海各界的关注外，售画所得款项更是丰硕，引用傅雷的话，就是“此次展览成绩，无论在品质方面、出售方面，均为历来个人画会所未有，即沪上人士盲捧之张大千亦从未有全部告罄之记录，可见吾公绝艺尚有识者，不独可为先生贺，并足为艺坛前途庆”。但是，当时的上海小报就盛传，傅雷的表姐夫裘柱常将画展所得钱款拿去炒股，并且巨亏。这种流言蜚语对于文人来说，杀伤力很大，虽然，二人的交往被认为比肩于锺子期、俞伯牙，但傅雷始终不计个人得失，而极力地沟通着黄宾虹与上海艺术市场，在作者看来，这已经超出了士人间志趣相投所产生的信任感，而更关乎坚持道义、操守的问题，当如上文所论，傅雷借重黄宾虹的画学画道，以弥合自己的劣势，完成艺术教育的志向，应是他的根本动力。

文 / 陈都

（本文作者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助理馆员）

（摘自荣宝斋《艺术品》2016-12 总第6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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