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陈陈说文艺

 

编者按：尉陈弟兄，传道人，作家，历史文化研究者。曾在大学任教七年，讲授“环境艺术概论”、“中外建筑历史”等课程。著有《墙垣边的人类——从建筑艺术看人类文明》等作品。

尉陈|陈说文艺（01-08）


前言

最近，将这几年与文艺相关的一些思考整理了一下，分享出来，供那些跟我一样关注基督教文艺事工的弟兄姐妹参考。

01

文学家一定是“弱者”，他们比常人更敏锐，更脆弱，更痛苦。若视人类为一个身体，文学家的角色当为痛觉神经。

02

麻风病的要命问题之一，就是导致痛觉的失丧。它会使患者不知不觉中，“坚强”地溃烂到不可救药的地步。我们何等感谢上帝，在祂的普遍恩典中，预备了那么多敏感的文学家，以他们的尖叫，时时提醒着“坚强”的人类。这也就是为什么，所有相对健康的文明都有一个共性，就是容许文学家发出他们那常常略显夸张的尖叫声。

03

牧者也许是世上最需要文学的人，因为我们的工作，太容易把人变成不会流泪的“职业选手”、失丧痛觉的“麻风病人”，而文学可以激活我们的麻木，帮助有限的我们超越冰冷的概念，而与不同类型的痛苦灵魂深相认同。

04

无论作者是不是基督徒，好的文艺作品都有其价值。对人生，世俗文艺虽然无法提供正确答案，但仍可将问题呈现得最为精准。更不要说那些本身即为正确答案之美好载体的基督教文艺了。

05

当年苏联解体后，美国作家杨腓力看见俄罗斯人成群结队地到教会受洗，就问其中一个排队的人：怎会如此？我们以为基督教早就在俄罗斯消失了。那人回答：只要我们的书店里还在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基督教就永远不会从这个民族的记忆中消失掉。

06

莫非老师说，当今这个世代，基督徒与流行文化的关系，基本上陷入了一个怪圈，即“消费自己所批判的，批判自己所消费的”。我深以为然，并想起一桩陈年往事来。

那时我还没信主，丹·布朗的悬疑小说《达芬奇密码》正风行中国，刚刚对基督教产生好感的我，读完这本书后深感“还是要慎重一些”。

感谢主，我后来终于没受它的拦阻，还是悔改信了耶稣。来到教会，发现基督徒中间正风行一本麦道卫的护教书——《真相》，副标题就叫“为你戳穿丹·布朗的谎言”。我那时血气颇重，登时感到愤怒了，心想：有这戳穿谎言的工夫，为什么不主动写一本更（至少同样）精彩的小说，事先去占领阅读市场呢？

后来我终于明白，这种边消费边批判的作法，已经是基督教在当代文化中的一个行为模式了。

出路何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说得清楚：我们既然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

阿门！我们真的要主动说话，主动创作，不要等仇敌已经逼到屋檐下了，再无力地发出最后的吼声。

07

基督教文艺作品必须成为精品，不要以为可以用粗糙的宣传品应付受众。

以电影为例，吸引世人的不是电影的类型，而是电影的品质。以制作不入流的“福音片”来“为主赢回这个世代”的想法可以休矣。

不要每当世人拒绝我们的作品时，我们就一口咬定这是因为“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其实更多的时候，是因为“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基督教文艺也是文艺，需要合乎普遍的文艺法则，换言之，要够专业。

主耶稣基督的宝贵福音，配得这世上最专业的呈现方式。

08

常有一种误解，以为某些基督徒的文学作品不如非信徒的好看，是因为“太基督教了”。其实原因恰好相反。

文学最要紧的是真诚，读者一眼就看得出你熟不熟悉你所说的那种活法儿。为什么很多非信徒的作品更好看？因为他所写的正是他所活的，而他所活的正是他所信的。人家的错误信仰足够深，足以内化成一种生活方式，然后自然呈现于笔端，当然就鲜活，好看。而某些基督徒之所以会写出那种很教条的属灵八股来，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太不基督教了”，就是说他们的信仰太表面化了，尚未内化成一种生活方式，无法自然呈现于笔端，所以只能按标准答案来编造情节，当然就不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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