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养生观（一）

我国历史上有许多大思想家都把修炼德行放在养生的重要位置，甚至看成是“养生之根”。孔子提出“德润身”、“大德必...



我国历史上有许多大思想家都把修炼德行放在养生的重要位置，甚至看成是“养生之根”。孔子提出“德润身”、“大德必得其寿”、“仁者寿”、“修以道，修道以仁”等观点。寿，有两层意思：其一指人的实际寿命；其二是“死而不亡谓之寿”。也就是说，有些人的实际寿命也许并不很长，但他们的业绩和英明却传之很远，其寿可以说超过常人。

老子主张“少私念，去贪心”，认为“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意即一个在物质上贪心不足的人，必然会得陇望蜀，想入非非，甚至损人利己，损公肥私，自己也会终日神不守舍，因心理负担过重而损害健康。

孟子提出了“爱生而不苟生”的积极养生观，把仁义看得高于生命，认为必要时应该“舍生取义”。



历代养生学家都十分注重道德的养生价值。在日常生活中培养自己善心仁厚、重义轻利、乐善好施的德行，做一个真正的德高望重的人，必然福寿延年。

修德，志为首，培养自己具有远大志向和高尚品德。

修德，业为贵，要有言行一致的敬业精神。

修德，善先行，以善为本，不做坏事恶事。

德高寿自长的理论已经得到实践证明。资料显示，大凡长寿者，其90%左右的老人都德高望重。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养生从来就不局限于研究机体本身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规律，总是与道德品性修养，以及治国安邦之道有机结合。

《吕氏春秋·先己》篇中提到：“昔者先圣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揉合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和道家修身养性的理论在内，因而具有极为丰厚的文化内涵。在儒家的养生理论中，孔子首先提出了“仁者寿”（《论语·雍也》）的观点，后来又十分肯定地提出：“大德必其得寿（《礼记·中庸》），认为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可能长寿。 《黄帝内经》作者接受了孔孟的上述养生观点，认为那些能“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的长寿者，大多因为他们能够“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即所谓“德全而不危”。其后中国的养生家基本上依循这一思路，强调养生必须与道德修养相协调。汉代华佗的弟子吴普就说过：“善摄生者，要当先除六害，然后可得保性命延驻百年。一者薄名利，二者禁声色，三者廉货物，四者损滋味，五者除佞妄，六者去妒嫉”。



事实上，良好的道德情操，确实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而心理健康则是去病延年的必要前提。汉代哲学家兼养生家董仲舒在分析孔子关于“仁者寿”的原因时曾精辟地指出：“仁人之所以多寿者，外无贪而内清净，心和平而不失中正，则天地之美以养其身。”

必须明确的是，在古代儒家的学说中，“养性”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养生，倒不如说是为了治国平天下。作为儒家“亚圣”的孟子早就提出过“修其身而天下平”的口号，而修身的方法则在于“存心养性”。

在修身养性问题上，《中庸》作者曾寓意深长地提出了一个“诚”的方法：“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所谓“诚”，在这里实际上是指人的自我修养，即指“养生”，又指“养性”，其基本含义是精神专一和恭敬无欺，前者偏重养生，后者偏重养性。倘若精神驰乱，意识不能专一，势必造成气散身亡，这就是明代大医学家张介宾所说的：“今之人，但知禁欲即为养生，殊不知心有妄动，气随心散；气散不聚，精逐气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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